現行高級中學台灣歷史教科書的一個問題 :「消極治台」

蔡爾健


「中華民國殖民政權」? 《自由時報》載,日前「台灣吧」以動畫影片敘述二二八事件,片中提到「本省人先打外省人」,甚至引發同學下課模仿。某些國小教師表示,「當下已不知道如何說下去」,甚至表示(看著微調的課綱),「任何人在中華民國殖民政權這堵高牆上添了一塊磚,我們都要花極大的力氣才能再將它取下」,彷彿,這又是課綱對歷史事實進行的一次「調整」。 這樣的反應令人想起,許多在戒嚴時期讀國編版歷史教科書的學生們(包括筆者本人在內),於解嚴的當下,一下子接觸到許多以前部編版教科書沒寫到的歷史事實時,那種瞠目結舌、不知所措的窘境。相信在當年的學生裡,現在還會全盤接受部編版教科書內容的,應該寥寥無幾;但是,目前中小學台灣歷史教科書裡的內容,真的比當年的部編版教科書更符合歷史事實嗎?這恐怕還須做一番評估。不過,本文限於篇幅與體例,恐怕只能先作一些初步的評估。 本文以下,擬先約略討論近幾年高中台灣歷史教科書課綱的某些變化,並藉此推演出本文所擬探討的問題:「消極治台」。之所以以高中教科書為主,是由於其內容較為深入,可以說是國中、國小教科書內容基礎之故。 比較教育部前些年頒佈的95暫綱、101課綱,以及在103年微調後的課綱,可以發現,95暫綱的二-1-1-2項目裡,列有:強調「開港」以前台灣的「帝國邊陲」特色,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如限制移民、劃定番界、實行班兵制度等特殊作法),這樣的一句話。而「消極的統治政策」這幾個字,在以後的兩個課綱裡都沒有再出現。然而,在今年高一(104學年度,使用微調後課綱的第一屆)的台灣史教科書中,似乎只有康熹、泰宇版沒有標出「消極的統治政策」,其餘版本則一如95暫綱所規定地,都使用了「消極治台」或類似意義的標題進行論述(龍騰版使用了「特殊治理」這樣的用語)。 蓋在95暫綱裡的那句話,似乎有些語意不清。所謂的「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是清代「所有的」帝國邊陲地帶都如此,還是只有台灣這個邊陲地帶如此?如果所有的帝國邊陲地帶都如此,那麼似乎必須點出:消極的統治政策和特殊的行政措施,是清廷對邊陲地區的統治方式,與對內地的統治方式有異,這樣即可了解到:台灣地處邊陲地帶特殊的行政地位,以及隨之而來的特殊行政統治方式。但是這樣一來,是否宜用「消極的」這種形容詞來評價清廷統治台灣的特殊方式呢?如果統治台灣是消極的,那麼豈不等於說,清廷統治所有的邊陲地帶都是消極的嗎?事實到底是如何呢? 清廷本就不想統治台灣? 而在多數版本的高中台灣歷史教科書中,都是以「為防台而治台」的「消極治台」或類似的標題,來討論、評價開港通商前清廷對台灣的統治方式。看了彷彿令人有這樣的感覺:即清廷原本就不想統治台灣,但礙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不得不統治之。因此,對台灣、而且似乎只針對台灣,其統治態度是消極的,統治措施也是消極的。標題之下,便列舉一連串看似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似乎更證明了清廷在開港通商前,對台灣從心態到統治措施都是消極的。然而,高中教科書這樣的論述,真地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嗎? 本文以下,擬略為討論:現行幾個版本的台灣歷史教科書(包括沒有使用「消極治台」標題的康熹、泰宇版)可能會提到的若干「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也就是說,本文將從現行幾個版本的教科書中,找出它們提到的所有「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而不是從這些教科書中找出它們共同提到的「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以求全面),試圖了解這些政策、措施是只針對台灣,還是清代的邊陲地帶也多如此。然後以此為基礎,檢視清廷對台灣的心態,與對其它邊陲地帶的是否有所差異。 1.不得私自輸入、製造鐵器 按《大清律例》的規定,馬牛、軍需品、鐵貨、銅、錢、綢緞、絲棉等,均屬不許私自攜出境、帶下海的違禁物品。蓋台灣地處帝國邊陲、又位居外洋海中,更有原住民番界、海盜乃至外國勢力等存在,清廷對軍需品、鐵製品的管制,自當頗為嚴格。連橫指出,清廷統治台灣伊始,便將清代律法施行於台灣,那麼不得私自向台灣輸出鐵製品,應只是依據清代律法照章行事而已。而且非僅台灣如此,方慧已經指出(《清代前期西南地區邊境貿易中的有關法規》),清代前期清廷對西南邊陲地帶的統治亦是(如台灣般地)十分嚴格。 方氏指出,縱觀清代前期在西南地區邊境貿易中的有關法規,可以明顯看出清廷對這種邊境貿易,並不是積極支持,而是消極限制。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說,清廷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地位。統治者擔心的是邊境貿易引起邊境不靖,因此對邊境貿易的地點、時間、貿易物資和貿易管理都作了嚴格規定。而且西南邊境地區(與台灣一樣)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內地人民要到邊境做生意,首先要到達少數民族聚居區。加之雲南邊境地區礦藏豐富,清代著名的波龍銀礦和茂隆銀礦均在中緬邊境,內地到這些礦區開礦的人不少。在茂隆銀礦開礦的內地人「不下二、三萬人」,在波龍銀礦開礦的也有數萬人。這些礦工大多附帶做點生意,「貿易民人或遇資耗,欲歸無計,不得不覓礦謀生……其平常出入,莫不帶有貨物,故廠民與商賈無異。」清廷擔心這些礦工在少數民族地區「滋事」,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共同反對朝廷,所以對前往邊疆地區的內地人民控制很嚴,「民人往來番地,巡防宜密。或有逃犯奸徒私入外番廠滋事,仍令該督嚴飭汛口官弁,實力稽查。」 因此在西南邊境地區,其它種類的違禁品固無庸論,諸如金屬、硫磺等與軍事相關的物品,除非得到清廷官方的同意,否則是不准私自輸出國境或由外藩(如泰、緬等國)私下託邊民製造的。這與當時台灣地區未得官方許可,不准私自輸入或製造鐵製品的情況(蓋輸入台灣一須出海,再則須防止鐵製品進入番界或海外之國),是非常類似的。 2.未經許可不得豎立木柵、建築城牆 前引方慧的文章又提到,在西南邊境豎立木柵、建築城牆也是有一定規則的。清廷下令在廣西邊境建有若干關卡,各關卡「悉用磚石壘塞,平坦散漫處用堅木豎柵,並派撥兵勇防守。第恐稽察不密,年久又復廢弛,請嗣後每年冬月,飭知府,協將親巡一次,補柵浚壕,並查驗兵勇有無缺少,各出印結備案,庶不視為具文。」可見當時是根據邊境形勢的不同,而決定建築城牆或豎立木柵的。 而在朱一貴事件之後,台灣官員曾向雍正帝請示建築城牆,雍正批復道:「城垣之設,所以防外寇。而台灣變亂率皆自內生,非禦外寇比,不但城可以不建,且建城實有所不可也。」雖然雍正沒有批准建築城牆(當時只批准豎立木柵),但也可以知道,清廷對邊境防禦工事的建立,是有一定的層級考量與規定的。這些層級和規定應是適用於所有邊境,非僅台灣如此。 3.地方行政官員的「本籍迴避制度」 地方行政官員的「本籍迴避制度」(台灣地區的行政長官例由外省人士充任),是中國從漢代至清末始終實施的一種制度。而較為著名的例外時期,是魏晉南北朝。因為當時各地的世家大族掌握了許多政治特權,因此地方行政官員比較沒有依「本籍迴避」的方式選派。 4.政治風氣敗壞 清代台灣政治風氣的敗壞,其實是整個清代政治風氣敗壞的冰山一角。由於康熙帝為政寬厚,因此到了其執政晚期,全中國上下普遍地出現了政治風氣敗壞的情況。我們只要觀察一下朱一貴事件爆發的年代(1721年,康熙六十年),以及雍正帝即位後的嚴格整飭吏治,便可窺豹一斑了。 5.不得私自出洋與渡台禁令 陳孔立主編的《台灣歷史綱要》已指出,清廷對台灣的禁渡政策是有其考量的。而且不只針對台灣,對出洋移民至他處者(當時主要是指南洋)也有著類似規定(1717年頒佈)。 該書中提到,施琅、陳璸等人在清廷治台之初,即建請注意台灣因地處外洋海中所可能引發的動亂,包括窩藏盜賊或遊民滋事等。清廷於是在1718年作出了禁止偷渡台灣的規定,成為一個長期的政策。其年代與針對移民至南洋者的規定大致是同時的。而之所以對渡台和出洋作出如此的規定,主要是由於清廷認為出洋者(包括渡海來台者)多為遊民、不安本份之人,惟恐這些人成為脫離政府控制、為患沿海與邊境的隱憂。清廷對出洋者的心態,一直到清代後期才有所改變。 至於台灣史上有名的「渡台禁令」,施志汶(《台灣史研究的史料運用問題:以清代渡台禁令為例》)已經指出:從伊能嘉矩在《台灣文化志》中列出著名的三條具體規定之後,台灣史研究者便很少質疑其出處,並一再地加以沿用。但施氏卻指出,儘管遍尋清代的相關文獻,他始終無法找到渡台禁令的三條原文,因此也無法確認伊能氏當年所依據的資料來源,以及禁令實施的確切年代。 不過這並不是說,渡台禁令的三條原文是伊能氏杜撰、編造的,因為在連橫的《台灣通史》中已經有類似的記載。但無論是連氏之書還是伊能氏之書,都無法提供確切的資料來源,供學者了解其實施的年代。 所謂的渡台禁令,第一與第三條(大意為來台須申請許可與不准廣東人民來台)和前文所云防範出洋者為亂的目的是一致的(當時廣東人民出海為盜賊者甚多,故有第三條禁令),因此暫不討論。至於第二條禁止攜眷來台,其實也應是有其時空背景因素的,那就是清廷原本就嚴禁婦女出洋、攜眷管理不易,以及夫家長輩(甚或女性本身)亦多不願其隨夫出洋等因素。所以即使在19世紀後半,婦女出洋之禁被解除後,由於前述因素,女性出洋人數還是遠少於男性(參見范若蘭,《允許與嚴禁:閩粵地方對婦女出洋的反應(1860-1949年)》)。另外,從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續約》和中法《北京條約續約》中,都有:「以凡有華民,情甘出口,……無論單身,或願攜帶家眷,一併赴通商口岸,……毫無阻禁」這樣的規定看來(分見兩約之第五款與第九款),在1860年以前,恐怕不止婦女,連出洋者的家眷,可能都在受限之列。 因此,前引陳孔立書在綜觀清廷對出洋者之規定後所作的結論,是值得參考的。陳書指出,從深層上看來,這些規定是建立在自給自足基礎上的專制政權,為維護其統治的長治久安而採取之閉關自守政策的一部份,並不是對台灣的特殊政策。 6.班兵制度 至於班兵制度(由外地抽調或招募兵丁戍守某地,數年之後輪替換班),亦不始於清廷治台。許雪姬《清代台灣的綠營》指出,班兵之制在明永樂年間已經採行,多用於邊防,明代後期始為各鎮土著兵取代。清廷使用班兵則始於順治年間,雖非定制,然亦應屬先例,似不宜說班兵要到施琅攻台後才在「軍事制度中」「首度採用」(引號內為許氏用語,該書行文恐有些自相矛盾與斷章取義之處,詳後文)。於台灣實施班兵係施琅沿用明制。雍正、乾隆年間,班兵亦行於邊境或綠營積弱處。 從許雪姬該書所舉史實(非許氏之解釋)看來,清廷在台灣實施班兵制度應係沿用明代的邊防制度,目的為鞏固邊防,這恐怕是表現了清廷對當時所有邊境的一貫態度,而非表現了許氏所謂清廷「猜忌」、不信任台人的態度。許氏指出,順治年間使用班兵非定制,施琅攻台後在台實施班兵,「這在清廷的軍事制度中是首度採用的」。此說法似嫌語焉不詳。若明確指出「這在清廷的『正規』(雙引號內為筆者所加)軍事制度中是首度採用的」,或對「非定制」與她所謂的「軍事制度」關係為何略作說明,或許還不致與該書前文有較明顯的矛盾。 另外,許雪姬似因受日人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等台灣史著作影響(本文對於伊能氏的評論詳後文),在該書中經常以清廷「猜忌」、不信任台人為前提立論,這可能使許氏有意無意間對相關史料的解讀產生問題,甚至斷章取義。例如許氏論述清廷對台民的猜忌時,提及福康安反對高宗擬補台地義民、社番為正規軍,這似乎就與該書中篇說到的福康安主張以熟番為屯弁之作法矛盾(既猜忌台民,應連屯弁都不讓台民擔任,何況乾隆帝自身更是主張補台地義民、社番為正規軍的);此外許氏又以姚瑩堅持班兵議文中的「以台人守台,是以台與台人」一句話為證,說明清廷「猜忌」、不信任台人的態度,殊不知該文係純粹從邊防角度立說,其理論基礎是「自古邊塞之兵,皆由遠戍,不用邊人何也?欲得其死力,不可累以室家也」,也就是姚氏認為,自古以來的邊防即應如此鞏固,並非僅針對台灣(換句話說,「以台人守台,是以台與台人」這句話中的「台」字可以換成任何邊陲地帶)。許氏為文如此,恐有斷章取義之嫌。 日本殖民者當然貶抑清廷的統治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了解到,現行高中台灣歷史教科書中清代前期部份所提到的「消極的統治政策」與「特殊的行政措施」,基本上不能說是只針對台灣而實施的。但這並不是說,台灣和其它邊陲地帶所受到的統治措施沒有差別。蓋同樣是邊陲地帶,因應所處地區的不同,當然應有些許的調整(關於這些調整的細節部份,實值得日後仔細地研究)。但是從整個邊防體制的大方向上看來,台灣與當時其它的邊陲地帶,無論是在行政地位上或在所受到的統治措施上,基本上都是類似的。 那麼,這樣的統治政策與行政措施可以說是「消極的」嗎?這應該分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所謂的「消極」應是指清廷的對外心態。前引方慧之文與陳孔立書都指出,清廷最關心的是鞏固邊防,而不是與境外諸國之間的各種交流。相反地,清廷對於各種交流的態度是十分消極的,原因就在於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的「天朝體制」心態。這種心態,也只有等到19世紀中葉之後,才逐漸轉變。 第二、清廷對外的心態是消極的,但可由這樣的前提推演出對台灣統治的心態也是消極的?前已論及,從清廷的整個邊防體制大方向看,台灣與當時其它邊陲地帶,無論在行政地位或所受統治措施上,基本上都是類似的。如果可以說清廷對台灣統治的心態是消極的、是不重視的,那豈不等於說,清廷對邊陲地帶統治的心態也是消極的?是不重視邊防的? 或許應該這樣說,清廷原本就是將台灣視為邊陲地帶的,所以對之採取的統治政策與行政措施,是和當時其它邊陲地帶類似的:也就是嚴格控管內地人民前往移民、開墾。但是對於統治台灣的心態,應該(也與其它邊陲地帶一樣地)是消極地限制當地的對外交流、積極地鞏固當地的邊防。因此,將清廷開港通商前對台灣的統治,評論為「為防台而治台」的「消極治台」,認為清廷對台灣的統治,從心態到統治措施都是消極的,這恐怕是失之偏頗而無法較完整地反映當時的歷史事實的。 最後擬補充一點,那就是最早提出在開港通商前,清廷對台灣的統治是「為防台而治台」的「消極治台」,認為清廷對台灣的統治,從心態到統治措施都是消極的,似乎是伊能嘉矩的《台灣文化志》,連橫的《台灣通史》似無此類評論。固然伊能氏對於調查、蒐集、記錄、研究台灣的歷史資料貢獻良多,但是不能忘記其立場是殖民統治者,對於清廷對台灣的統治,其評價恐怕不會太高,否則難以突顯日本殖民統治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然而這樣一來,也可能使《台灣文化志》所載的清代台灣歷史內容有所偏頗、失真。伊能氏的立場問題,現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下台灣所寫的台灣歷史教科書,有必要和伊能氏的立場一致、而不從台灣人本身的立場出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