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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評論》雜誌社


《海峽評論》創辦人,總編輯兼總主筆王曉波先生於2020年7月30日上午02時50分病逝家中。2015年初王曉波出版一本自傳性質的《故人故事--我的告白》,書中自序概括了他一生的奮鬥與希望,謹附於後。

《海峽評論》雜誌社
2020年7月30日




《故人故事──我的告白》自序
王曉波




當年張群曾說:「人生七十才開始。」畢竟那是專指蔣介石。在「萬歲」聲中,蔣介石活到了八十八歲。但無論如何,人生不可能有第二個七十歲。

許多大人物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林獻堂、蔣介石。日記當是留給後人看的,怕後人忘了他的事蹟。也有人寫回憶錄、自傳,也是寫給後人看的,對自己而言,既然能回憶、還記得,又何必寫給自己看。或有「口述歷史」,也是講給別人聽的。

但很遺憾,我的師長輩,殷海光、徐復觀、胡秋原都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為什麼他們不寫日記,在他們生前,我沒問過,現在也不可能問了。

我也沒寫日記,在中學裡,天天拼考試,似乎也沒有什麼值得日記的事情,上台大後,師從殷海光老師,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徐復觀、胡秋原也都是政治敏感人物,一但被抄,日記便成了偵訊的根據。所以,決定不寫日記。

本來應該寫本回憶錄的,但是,又要授課,又要辦雜誌,還要從事統一運動,實在靜不下心來寫回憶錄,另外,我所經歷過的一些事情,我都有當時的記述,或事後有記者訪談的記錄。關於一些師長、親友,我也都寫過一些紀念的文章。這些我寫的或寫我的文章,也多是「回憶錄」或「口述歷史」,只是沒有系統,或其間多有重複。但基本上都是談過去的人或過去的事,故題為《故人故事──我的告白》。

我之所以把這些文字蒐集成冊,留下記錄,並不是我這一生有什麼豐功偉績,而是要留下近代中國民族歷史悲劇的見證。

我一生坎坷,但我的父祖輩更是歷經民國成立、討袁北伐、八年抗戰、國共內戰、白色恐怖或文化革命,真可謂悲慘。試問近代那一個中國人可以免於這樣悲慘的命運?直到近三十多年,情況才得以好轉,中國崛起,我們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

1990年,我陪父親返鄉探親,父親臨離開遵義說:「家鄉已經脫胎換骨,為什麼我們王家要付出這麽大的代價?」我則告訴爸爸,「就是因為有千千萬萬的王家,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才有今天家鄉的脫胎換骨。」

2010年,父親過世,女兒娃娃、雯雯給公公告別的話說:「公公,一路好走!若有來世,一定要作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

「作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是近代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多麼卑微而渺不可及的願望啊!

我五歲外婆帶我們兄妹三人隨父親來台,後母親從上海來台,生小妹。九歲,母親犧牲於「白色恐怖」,父親被判七年徒刑。兄妹四人,在台中舉目無親,由外婆帶大。沒有外婆,我們兄妹四人根本不可能生存成長。外婆之恩比山高,比海深。但因身為叛亂犯遺屬所以一直受到監控和歧視。

兩岸解嚴通信後,才知道大陸家屬也受到種種迫害。除了地主階級被清算鬥爭外,要弟弟盡孝,自己盡忠去參加青年軍抗戰的大舅,竟然被關十八年。「文革」後,五十多歲獲「解放」,而成為國家傑出的礦業學者,多次獲國家表揚;二舅也被打成右派,「摘帽」後,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用自己刑餘的生命,盡力把自己的智慧和知識貢獻國家人群,應該是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了。

我雖非生於台灣,但長於台灣。我為保衛台灣宜蘭的釣魚台列嶼主權而參加發起學生保釣運動;我為台灣老兵發起和參加老兵返鄉探親運動;我為保衛台灣人民也擁有的大陸領土主權,參加和發起兩岸和平統一運動。我為認同台灣而發起成立「台灣史研究會」,並為賴和、王敏川、林少貓、李友邦、楊逵等台灣抗日先烈們的平反大聲疾呼,並推動平反「二二八事件」及參加「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平反寃抑。

經過艱苦奮鬥,在馬英九總統任內,我不但校正了經李扁時期以皇民化扭曲的台灣歷史教科書,並且,把台灣人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和參加祖國革命的歷史列入高中歷史課綱中。

在大陸,我也為台胞爭回廈門台灣會館和北京台灣會館,見證了台胞與祖國的關係。並且,推動在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內增加台灣人民抗日展廳,據說即將於台灣光復70周年開幕。此外,我還推動完成了林獻堂「台灣光復致敬團」謁黃陵的遺願,立碑黃帝陵,告軒轅始祖,台灣又歸還中國版圖。

我雖自幼生活於台灣最底層,最貧賤的階級,但身為知識份子,我對台灣人民、對台灣歷史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

我這一生雖屢遭艱困挫折,但也屢逢貴人相助。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走投無路,幸有李煥先生安排我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我的生活才有了著落,否則,沒有錫公,我不知將流落何方。所以我有著作出版,一定寄贈錫公,有如交成績單一般。

在「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我要感謝馮志翔主任,那是一個反共宣傳的機構,他放任我可以不工作,不上班,任我做自己的研究,還說:「你雖沒替中心作研究,但中心為國家培養研究人才。」沒有馮主任的寬容,我的學術研究根本做不成。

此外,各機關學校都不敢任用我之際,只有世新成舍我校長,預著政治壓力,聘我為兼任講師,憑著兼任講師,升等年資二年算一年,我才能經由一篇篇論文和一本本著作,從講師升副教授升教授。沒有舍老,我的學術生命早就斷絕了。

在學術思想上,我首先要感謝殷海光教授的啟蒙和邏輯思想方法。另外,要感謝的是徐復觀教授,是他引領和啟發我進入中國哲學的領域。再來,要感謝的是胡秋原先生,他引領我認識了中國問題,打開了我歷史和國際的視野。尤其是他的《中華雜誌》讓我有作為知識份子思考和發言的平台。

我還必須感謝「台灣史研究會」期間的秘書長王永和范美媛,他們無私和無償的和我一起推動台灣史研究,推動平反受寃抑的台灣抗日前輩,並突破台灣禁令率第一個台灣史學術訪問團赴大陸作學術交流。

1989年,爆發「六四事件」,為「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在梁電敏、宋東文的贊助下,我們創辦了《海峽評論》,25年於茲。其間得到許多朋友的參與和支持,都是我要感謝的,尤其是方守仁和福蜀濤為《海峽評論》25年來付出而無怨無悔。

擔心受怕的陪我走過困頓、挫折而又奮鬥不懈的一生,當是內人元元,做為一個最「沒有情趣」的丈夫,遺憾只能留待下輩子來補償了。

我這一生雖困頓、挫折,但也看到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希望,相信爸媽在地下有知,亦當暝目矣。

是為之序。

王曉波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