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過朝鮮戰爭的高雄兒女

編按：此文原題《投身時代洪流　貢獻青春年華》，係曾任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台胞部部長的楊驊（1955年3月21日－2021年2月12日）紀念母親所作，原刊上海台灣同胞聯誼會編《滬上台灣人I》。張淑貞的父親張邦傑是抗日戰爭勝利光復台灣後回台接收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我的母親張淑貞於1926年5月10日（農曆3月29日）出生在台灣省高雄縣。當時的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母親的上一輩人，由於不滿日帝的殘酷統治，奮起反抗，遭到通緝，不得不經日本輾轉到福建廈門。不久，母親也隨其祖母來到廈門，1938年初，在廈門淪陷前夕，她們全家又逃難到上海法租界，住在做眼科醫生的伯父家裡。

舊上海被人們稱為「冒險家的樂園」：那時的社會極為黑暗，各種政治組織、各種幫會勢力都在這裡角逐鬥爭。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黑暗、複雜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她像黑暗中的燈塔指引著追求進步、為民族、國家爭獨立、自由，為祖國能早日擺脫帝國主義壓迫、奴役的有志之士。

當母親還是一個初中三年級女生的時候，由於自幼命運動盪，失去父母的照顧，自然就對那個處處金錢至上的社會感到不滿。立志努力求學，掌握一門技術，爭取早日獨立生活。母親學習十分刻苦，沈默寡言，很少交友。但卻有幾位誠懇的同學，總是主動和母親接觸，時間一長，她們瞭解了母親的身世、生活的處境和思想動向。開導母親思考，刻苦讀書是否就能找到理想的出路，以及共同探討平等、自由等青年人關心的問題。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佔領了整個上海，被稱為「孤島」的上海租界也成了淪陷區。

母親和那些要好的同學們來往更加密切，她們啟發母親從上海社會的狀況、全國抗日的形勢來看待個人的前途。使母親懂得了自己的命運是與祖國、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的。於是，從初中三年級到整個高中的三年，母親不再死讀書了。她從同學們那裡借來不少課外書籍，有高爾基等人的文學作品，還有哲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講義，更多的是關於介紹陝北紅色邊區的書籍。她們還經常到蘇聯大使館看革命電影，從這裡使母親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這些都成為母親能在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母親是在1944年9月考入上海私立同德醫學院的。同德醫學院是一所私立醫科大學，當時的校長為顧毓琦博士。該校創辦於1914年，抗戰開始後遷入租界，在母親進入這所大學之前這裡就建立了中共同德黨支部（其中黨支部的王希孟、林佳媚、李芳等同志在解放後都成為知名人士），同德黨支部與國民黨反動派、三青團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母親入校後一直和考入其他院校的進步同學保持聯繫，1945年初夏，她寫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由於日本憲兵兩次搜查母親的家，因此，她只好把申請書燒了。直到抗戰勝利後，她又寫了第二份入黨申請書。母親的入黨介紹人就是初中的密友和同學范平同志（解放後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據范平同志介紹，她當年是白色恐怖的環境中，冒著生命危險做地下黨的發展工作的，發展母親入黨那段時間，每天都要秘密地到母親家裡談話，可家裡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她們在談什麼。1945年11月，母親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並把關係轉入同德醫學院。當時，在全校六個班級中共有27名黨員。母親從1944年入校以後就積極參加由同德地下黨組織領導的學生自治會一切工作和活動。自治會經歷了積蓄力量，迎接抗戰勝利；日本投降後投入上海學生界革命運動，與國民黨、三青團開展鬥爭；以及在白色恐怖下艱苦工作等不同階段。母親和黨支部的同志們團結師生員工，以適當的方式揭露國民黨的腐敗黑暗，宣傳我黨的主張，為師生謀福利，改善教師生活待遇，籌募助學金，還爭取改善學生的學習和實習條件，如充實儀器、圖書設備、增加屍體解剖課程，設法解決臨床見習和實習醫院等。母親他們更多的是開展進步文娛活動，辦牆報、演節目、舉行音樂會、拳擊賽、遊園會及組織演講會、參觀工廠等。學生自治會通過大量的工作，在師生中建立了威信。

母親入黨的那個時候，正是抗戰勝利的後期，國民黨的大員們接收了上海，在各個大學都安排了自己的人，三青團和學生自治會的鬥爭更加激烈。為了壯大組織，母親所在的黨支部開始物色積極分子，發展黨員以適應開展工作的需要。1946年夏天，母親把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志顧復生介紹到黨內。（顧復生同志解放後是北京友誼醫院著名的心血管內科專家），顧復生同志參加活動非常積極肯幹，經常站在鬥爭的第一線。1947年，按黨組織的要求，在顧復生同志家裡開了一間同德平民診所，免費為貧民、群眾治病、配藥，一直堅持了三年多。

母親在入黨之後積極參加當時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革命活動，與蔣介石發動內戰，妄圖消滅我黨、我軍及解放區的反動陰謀作鬥爭。1945年12月，同德醫學院的黨組織號召近百名學生參加了大專院校的反對內戰的遊行活動。1946年1月在玉佛寺舉行的于再追悼會上，約有百名同德醫學院的進步學生冒雨前往，會後，還參加了上海抗戰勝利後的第一次要求民主的大遊行，全上海有三萬多人參加遊行。

1946年三八國際婦女節，母親所在的黨支部組織學校女同學參加婦女聯合會在兆豐公園（現中山公園）舉行的紀念活動。當時由許廣平致開幕詞，周建人、林漢達等人演講。會後，各界婦女兩萬多人舉行遊行，母親也走在隊伍之中，她們高舉橫幅，手持標語，高喊口號，隊伍一邊行進，一邊在牆上書寫標語，一直行進到外灘。母親和同學們還宣傳蘇聯婦女的解放以及外國婦女的工作與生活情況。當天，也有國民黨組織的「婦運會」的紀念活動，可是參加人數之少與我地下黨組織的聲勢浩大的遊行根本無法相比。

1946年6月，正當舊政協會議談判陷於破裂之際，母親參加了全上海市學生一萬多人的集會活動，郭沫若先生在會上演講，呼籲停止內戰，提高教育經費，獲得同學們熱烈擁護，反內戰的情緒極為高漲。6月23日，上海進步學生繼續舉行反內戰遊行，為了拯救國家，包括同德醫學院在內的72個學校學生成立了爭取和平聯合會。同德醫學院的學生在黨支部的組織下設立救護站、租汽車供應茶水。各個學校的學生們聯合起來選出代表赴南京請願，約有五萬人參加了遊行，在這支隊伍中以學生為先導，工人及各方面的愛國人士聯合在一起到國民黨市政府的大門口張貼標語。同德醫學院的學生們還把混入遊行隊伍搗亂的國民黨特務押上汽車，揭露其反動面目。

母親他們在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下還搞了大量宣傳民主的活動，聯繫了群眾，活躍了政治空氣。他們與同學們一道請愛國民主人士柳亞子、林漢達、沙千里、黃炎培、馬敘倫等進行民主問題的演講，每次同學們參加都十分踴躍。教師們也積極支持進步學生，內科的沈謙教師還請他的父親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先生到學校演講，宣揚民主，反對內戰。到場的同學達百人之多，而由國民黨支持的三青團組織的活動卻沒人參加。

1946年12月，北京發生了美軍強姦女大學生沈崇事件，此事傳到上海，激發了民族義憤，尤其是女同學更為氣憤。1947年初，上海全市27所大專院校萬餘人舉行抗暴大示威，並把l月6-12日定為抗暴宣傳週，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撤出中國。同德醫學院的女同學參加的人數最多，這些都是校黨支部工作的結果。

1947年初，為紀念五四運動，全市各校開展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活動。5月20日，當上海學生與南京學生舉行遊行請願時，遭到國民黨軍警特務的瘋狂鎮壓，他們用有釘子的木棍毆打學生，打傷和逮捕了不少學生。上海各校學生紛紛奮起支援，同德醫學院的黨組織在5月23日發動兩天罷課，母親和其他黨員同志一道在班裡做工作，只有一年級因為沒有黨員仍然上課，其餘各班均採取不同形式進行罷課。這時三青團的人出來搗亂，由於黨組織措施得當，使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但他們馬上就通知校方並向警局提供黑名單。但是學生們並沒有被嚇住，母親他們全體黨員與學生們一道製作漫畫、標語，向社會各界募捐，慰問請願受傷的同學。上海交大、上醫、上法等學校的學生還到母親他們的學校報告「五二○」血案的情況，同學們十分憤慨，不少女同學為之淚下。

鑑於以上學生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上海的反動政府感到十分害怕，於是他們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鎮壓學生。他們的特務收集黑名單上報，被他們認為有共產黨嫌疑的或與共產黨接近的學生均包括在內，企圖一網打盡。1947年7-8月間，教育部曾兩次密令同德醫學院立即開除「共黨嫌疑分子」的學籍，以達到所謂「戡亂」的目的。母親的好友顧復生同志也遭三青團分子毆打。她由於敢於正面鬥爭被列入黑名單，有一天傍晚，母親從一位同志那裡聽說上黑名單的人很快會被抓的消息之後，便當機立斷通知顧復生同志轉移，為了不被特務盯上，她們倆走了幾個小時才轉來轉去到了母親的叔父家，值得慶幸的是，那晚特務真的到顧家抓人而沒有抓到。後來母親又想辦法聯繫上海黨組織安排她轉移到蘇北解放區。

1948年1月29日，母親和17名黨員參加了同濟大學赴京請願的示威遊行。那天上午，他們在八仙橋青年會集合，乘車到四川北路的復興中學。由於國民黨派出的軍警馬隊包圍阻撓，母親和近千人的隊伍從學校後門的田間小路繞道前往。一路上大家大唱進步歌曲，後來，同濟、復旦、交大等校的同學們終於匯合一處，大家高呼口號，向上海北站前進。那天下午，有人謠傳學生打了「市長」，於是大批的軍警、騎警開始衝擊學生隊伍，迫使學生們散開，這時和母親一起來的許多女同學被馬隊衝倒受傷流血，同學們互相救助，用帶來的紗布進行包紮、止血，有的被救進醫院。晚上同學們退守到同濟大學的大禮堂，不久，軍警進入禮堂熄燈抓人，母親學校的黨員瞿宇平被抓走。這時，大多數同學退到淮海東路的一個學校裡過夜，同德黨支部的支委們開會決定讓一些知名的黨員離開上海，組織同學們營救被抓的瞿宇平同學。

第二天，同德醫學院校方責備參加l月29日活動的同學是受共產黨利用，污衊瞿宇平同學打了「市長」。三青團組織的骨幹也積極要求校方開除參加活動的18名黨員和一些進步同學，最後由於校內外的反對，大家聯名上書，校方不得不改為留校察看的處分。

瞿宇平同學被關押期間，黨支部決定派人探監，幾位同學通過送食品也把字條帶入監獄，告訴他組織正設法營救他。後來在法庭上母親和同學們一致作證瞿同學沒有打人，而且到場旁聽的同學和群眾很多，母親和一些女同學還打出了橫幅，上面寫了「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女同學還給被捕同學獻花。4月中旬，最後一次開庭時，由於證據不足，證人指錯了打人者，不得不判瞿同學六個月刑期，草草收場。後來，由於黨組織做工作使他提前出獄。在這以後，母親和同班的黨員都隱藏起來，很多人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去了解放區，而母親也提前到她叔父的醫院實習去了。

隨著解放戰爭我軍不斷取得勝利，蔣家王朝已走到全面崩潰的邊緣。當時，母親學校的黨員大部分已經畢業，有些因身分暴露也撤退到解放區，只有母親和三位黨員留在學校，但是他們周圍有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為了衝破黎明前的黑暗，他們繼續鞏固擴大隊伍，積蓄力量，等待時機，迎接上海解放。母親他們幾位黨員採取分班的形式組織各類讀書會、文娛活動。1949年初，他們組織了全校性的「同德救護隊」，三青團企圖阻止，但是沒有得逞。

母親他們還組織學生護校，為了配合解放軍進人上海建立了秘密的人民保安隊。上海地下黨組織還深入到上海各個區，發動群眾，他們分片包幹，把國民黨軍政機關分布情況默記下來，把新閘路、威海衛路、卡德路、同孚路、西藏路的警局分布及各條小路的通道繪成地圖，然後由各黨支部交給上級組織。同年3月，母親他們黨支部又按上級的要求，著手準備具體的歡迎解放軍的工作，製作了大量的橫幅、旗幟，印發《告人民書》。在解放軍進城之後，地下黨員們更是活躍起來，他們戴著人民保安隊的袖章維持秩序，護校、護院、防止反動分子搞破壞，他們和全上海的人民一道投入歡迎解放軍、慶祝上海解放的高潮之中。

上海解放以後，母親所在學校的地下黨員們繼續投入到新的革命鬥爭之中，他們中間有的到中央政府工作，有的到蘇聯留學，有的繼續從事醫學工作，而母親則在1950年走上一條更值得中華兒女驕傲的道路－－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

母親一生性格剛毅、正直，從不與別人講自己過去的功績，她生前一直默默無聞地工作，因此，這一段革命經歷鮮為人知，最近，在整理母親生前的書稿時才發現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材料，時值上海解放50週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週年前夕，我們作為她的子女把它整理出來，再現全國解放前夕一位台籍同胞為之貢獻青春年華的一幕，也以此紀念母親逝世14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