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投反對票的台灣人

北京每年全國人大會議的閉幕會上，都會有多項議案需要表決。「請按表決器」這句話在人民大會堂內總要響起數十遍，每表決一項，主持人都會在一分鐘說三次，提請出席的代表們行使自己的權力，是「贊成」，是「反對」，還是「棄權」。「請按按表決器」，這是歷年全國人大閉幕會上耳熟能詳的一句話，而表決結果，總是贊成反對棄權的都有，老百姓也似乎司空見慣了。

但時光倒轉30幾年，卻根本不是現在的場面。

資料顯示，全國人大議事表決方式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1949年以後，舉手和鼓掌表決是全國各類議事會議及各級人大普遍採用的表決方式。直到1953年，全國人大才明確規定選舉和市級以上官員的任免必須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表決，進行其他表決時舉手逐漸代替了鼓掌。再以後，隨著國內政情的變化，舉手或鼓掌幾乎成了人大表決的唯一方式。

方式決定效果，舉手表決的方式使然，反對者往往因眾目睽睽而會被置於一種強壓的氣場之下，因此被視為異類。於是，「全體舉手、一致通過」、「沒有意見」成為主流，不正常反倒成為「正常」，代表們和老百姓似乎也見怪不怪了。

這一切，在1986年的「兩會」上，卻被三位台灣籍人大代表打破了。

據當時在場的工作人員回憶，在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閉幕式上，按照程序，全體代表就一些重大議案進行舉手表決，當大會主持人就個別年事已高者的任命議案進行表決時，在台灣省人大代表團的座位上，有三位代表舉手反對，他們是劉彩品、范增勝、吳國禎。

劉彩品，女，時年52歲，台灣嘉義人，大學，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員。

范增勝，時年49歲，台灣桃園人，碩士，上海港務局副局長。

吳國禎，時年41歲，台灣台北人，博士，台盟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研究員。

正是這三位台灣籍的全國人大代表，創下了在全國人大會史上投反對票的先河。在場的幾位香港記者見狀，當即做了採訪。接著，又連夜趕到駐地，深入採訪，表現出極大興趣。

其實，這並不值得奇怪，而是充分發揚民主的一種體現。范增勝代表說得好：「審議各項報告，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以及表決時是否舉手通過決議，這都是很正常的，是全國人大代表的神聖職權。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人民代表不應唯唯諾諾，而應當充分履行自己的權力和義務！」

看起來，媒體關注的焦點是投反對票的形式本身，與之相比，那項議案的內容似乎已經並不重要了。

「零的突破」後……

在次年的「兩會」上，繼上一年「零的突破」後，人大4月11日的表決中出現了中國人大會上有史以來最多的反對票和棄權票，共有反對票47人次，棄權票82人次。

面對記者的採訪，劉彩品代表興奮地說:「這才正常。去年舉手投反對票時臉脹得紅紅的，成了全場注意的目標。今年好了，這是中國人大進一步成熟的表現。」

1988年4月4日，在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閉幕式上，在通過深圳經濟特區制定法規和規章議案時，全國人大常委，台灣省籍人大代表黃順興走到話筒前，當著2,900多名代表的面，大聲說「我反對！」之後，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他公開陳述自己對議案的不同意見，開人代會史上公開表述反對意見之先例。

最後，這項議案以274票反對，805票棄權，1,609票贊成獲得通過。那一刻，歷史為之定格，黃順興成了無數聚光燈的焦點，筆者所在的《台聲》雜誌也用那張圖片作了封面。那一期的雜誌被不少讀者（包括海外）來信來電索要。

其實，早於劉彩品等三人第一次投反對票四年，早於黃順興公開表述反對意見六年，全國人大曾出現過棄權票。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民間記憶：1978-2008》一書提到，1982年12月4日，在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在表決通過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第一次出現了三位代表投棄權票的現象。

新華社記者李尚志要求對此如實報導，他認為這能反映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與會的鄧小平等得知後，表示贊同。

表決方式的演進變遷見證了中國民主法制的進程。從80年代後期，全國人大開始採用電子表決器。

現如今，人民大會堂每一個座位前的桌子上，都安裝著一個巴掌大小的電子表決器。可不要小看這小小的表決器，輕輕一按，時間不過瞬間，卻是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行使最高國家權力的重要步驟，也往往是舉世矚目的關鍵時刻。

事實證明，使用電子表決器表決，不但能夠提高表決效率，準確顯示表決結果，既快捷又保密，更是對代表意志的尊重和保障，可以去除代表的後顧之憂，方便人大代表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

使用表決器雖然是人大工作邁出的一小步，卻是發揚民主邁出的一大步。隨著國人民主意識的覺醒以及國內民主氣氛的加強，投反對票、棄權票已經不新鮮；發表不同意見，也已不再成新聞。

人大代表再也不是「鼓掌器」和「舉手機」，「鼓掌通過」和「舉手表決」這些過時的「民主」手段逐漸退出群眾的視線與歷史的舞台。而在中國民主的進程中，全國人大台灣籍代表第一張反對票的作用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