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日本對台「皇民化」教育探析(上)

編者按：本文係作者在大陸教育部課題「台灣日據時期殖民教育與當前台獨史觀之關係研究」的研究成果。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已不滿足於殖民台灣以來進行多年的「去漢文化」，在台灣強制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全面灌輸大和魂和皇國史觀。當年被「皇民化」的台灣人李登輝掌權後在台灣搞變相的「皇民化」－－「去中國化」，時值「七七事變」85週年，本誌轉刊此篇論文，以撥李登輝以迄蔡英文「去中國化」之亂，而反台灣同胞的愛國主義傳統之正。文長，分期刊出。

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佔領台灣並在鎮壓台灣人民反抗後，逐步調整殖民統治策略。尤其在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為滿足法西斯對內獨裁統治和對外擴張掠奪的需要，日本強化對台統治，強制推行「去中國化」的「皇民化」教育，妄圖消滅台灣人民的國家意識、民族認同，徹底使台灣人民歸化為忠良的皇民，以便為戰爭提供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財力。

雖然「皇民化」教育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而終止，但其對台灣人民的思維認識產生顛覆性的侵蝕和破壞，對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造成嚴重不良後果。台灣光復後，儘管國民黨當局採取了一些「去皇民化」與推行「再中國化」的政策措施，但因複雜的國際關係形勢、冷戰結構形成與蔣介石親日傾向，未能徹底清除「皇民化」教育的影響，並延續至今。本文主要針對日本發動對華全面侵略戰爭後在台「皇民化」教育的背景意圖、主要舉措做法與歷史影響進行深入探討。

一、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教育的背景與意圖

「皇民化」教育主要是指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為了消除台灣人民的國家觀念、民族意識，把台灣人塑造成對天皇絕對順從的「忠良皇民」，進而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效力賣命，以求實現鞏固日本在台灣長治久安的殖民統治，而強制推行的同化教育。這一時期，日本殖民統治者在台推動「皇民化」教育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與明確的政治戰略意圖。

一是日本法西斯政權確立，為進一步對外擴張服務。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頒佈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二元制君主立憲體制，即近代天皇制。它不同於西方典型的資產階級民主體制，封建殘餘濃厚，議會、內閣和政黨都受制於天皇的特權和軍部的強權。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侵佔了朝鮮、中國台灣和澎湖列島，控制了中國遼東半島；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地處歐洲東部和亞洲北部的沙皇俄國，一躍成為了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的法西斯運動與德國、義大利一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國內形勢的產物，又與日本悠久的軍國主義傳統相聯繫。當1929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嚴重衝擊日本經濟，日本民眾普遍不滿，引起了社會的極大動盪，為日本法西斯勢力的崛起創造了條件。1936年，日本爆發「二．二六」事件後，在天皇的支持下，日本法西斯勢力最終掌握了日本政權，它主張對內獨裁統治，對外侵略擴張。在此背景下，在殖民地台灣推行「皇民化」教育，就成為日本對外軍事擴張戰略的重要一環。

二是企圖通過「皇民化」教育達到對台灣同胞的進一步同化與永久佔領台灣。日本佔領台灣後，就一直處心積慮地謀劃永久霸佔台灣。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對文武百官的訓令中強調：「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新版圖，是還未接受皇民化之地，從現在開始，須以愛育撫宇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樂意歸屬日本。」（黃新憲：《關於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若干問題的探討》，《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3頁，2005年第5期。）首任台灣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也建議：「要把台灣島民自心底歸順日本，用武力及武夫是不能做到的，而且必須要應用教育的方式，才能見其實效。」（楊孟哲：《日治時代台灣美術教育》，第33頁，台北前衛出版社，1999年版。）其後總督兒玉源太郎也認識到：要確保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唯有台人獲得更多的日本知識，才能「實現其永久佔有的目標。」（倪健中：《台灣禍福:梳理大陸與大洋之間的歷史流變》，第430頁，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總督明石元二郎在《台灣統治三十年－－明石元二郎的同化主義》中提到：「為了台灣成為真正的日本領土，就要把台灣人日本化。」（楊曉：《殖民教育語境與文化精神分裂－－日佔時期台灣殖民教育方針透視》，《學術研究》，2001年第10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為進一步達到永久佔領台灣，日本殖民統治者採取了一系列新的以「皇民化」教育為主要手段的「同化政策」，以便讓台灣成為日本「政治的延續」和「軍事的後援」。

三是扭轉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台灣民間的中華意識與反抗行動。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但是令日本殖民當局驚詫的是，台灣各地出現了「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及希望台灣回歸到中國」各種反對日本、宣揚祖國的愛國言論。（陳小冲：《抗戰時期台灣同胞如何看待「七七事變」》，《兩岸關係》，2013年第4期〔總第190期〕。）駐台日軍在其秘密報告中稱：「事變爆發當時，一部分本島人中間由於民族的偏見，依然視支那為祖國，過分的相信支那的實力，受宣傳的迷惑，反國家的或反軍隊的言論和行動在各地流傳，民心動搖。」時任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森岡二郎在一次演講中也提到：「此次事變後，內地及其他方面流傳著有關台灣的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語。更有甚者，或者說眼下台灣發生了暴動正在鎮壓中，或者說台灣遭到了支那飛機的空襲等等聳人聽聞的傳言。」（陳小冲：《1937－1945年台灣皇民化運動再論－－以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資料為中心》，《台灣研究集刊》，第72頁，2007年第4期〔總第98期〕。）這引起了日本國內及台灣總督府的極大憂慮。對此，日軍駐台司令、參謀長不得不多次對台灣人民發出警告。為應對台灣的緊張局勢，防止台灣人因支持祖國的抗戰而起來反抗，台灣總督小林躋造於1937年8月15日悍然宣佈在台灣實行「戰時體制」。在一次內部演講中他曾憂心忡忡地說：「從軍事上觀察台灣，確為日本國防的重要據點。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日本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地居住的台灣民眾缺乏作為日本人應有的精神思想，國防上便猶如處於火山口上。強調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於教化事業，使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黃新憲：《關於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若干問題的探討》，《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第63頁，2005年第5期）因此，台灣殖民當局力圖通過「皇民化」教育灌輸國民精神，培養忠良帝國臣民。

正是在上述歷史背景與政治需求下，台灣總督府開始大力推行以「皇民化」教育為核心的同化政策。

二、台灣「皇民化」教育的主要舉措與做法

為了在台灣全面推行「皇民化」教育，日本殖民當局通過學校、社會、家庭「三維一體」手段，企圖徹底改造台灣人民的中華意識與國族認同，實現台灣人的「日本化」與「皇民化」。

（一）推行學校「皇民化」教育

學校教育一直是日本殖民當局對台實施「同化政策」的主陣地。自佔領台灣起，就廣設「公學校」、「小學校」、「教育所」等教育機構，企圖通過學校教育把台灣人培養成順從天皇的「臣民」。

1.強化學校教育目標。在「皇民化」教育前，日本殖民當局的階段性教育目標主要是把台灣人培養成能順從日本統治，且有一定技術能創造社會財富便於日本殖民掠奪。在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後，其目的已不再局限於之前的穩定統治和經濟剝削需要，而是企圖將台灣人納入日本對外推行法西斯戰爭做準備。因此，在「以皇國之道為準繩」為原則的指導下，確立了四級教育體制，其中初等教育主要以兒童為主要教育對象，以「進行國民基礎鍛煉」為宗旨，中等教育主要以「鍛煉中堅有為的皇國國民」為目的，高等教育主要以「鍛煉國家有用的人才」為目標，師範教育則是以「培養不辱皇國國民資格的人物」為指導思想，試圖「以教育的徹底來促進本島人的皇民化」。（陳小冲：《1937－1945年台灣皇民化運動述論》，《台灣研究集刊》，第76頁，1987年4月。）

2.嚴控教學內容。日本殖民當局一改以往日漢學科並存的局面，一律廢除漢文學科，嚴禁講漢話、台語，強令各級學校開展日語學習，同時大量增加日本歷史、地理、和服裁剪、插花、琴、茶道等知識，並把日本史、日語、修身（政治課）等作為各級學校的主要科目，極力強化「皇民」意識。正如一位台灣人回憶：「在公學校六年中，正直日本在台灣推展『皇民化』運動，學校課程完全以皇民教育為主。學校教導我們是堂堂的日本人，並灌輸我們日本帝國子民的觀念，上課時老師舉的例都是日本故事，讀的地理也都是日本地理，包括台灣。」（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第370頁，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印行。）相反地，為了抹滅台灣學生的故國觀念、民族情感，在教學中全面封鎖中國歷史，甚至不惜篡改歷史、捏造事實，極力貶低和醜化中華文化和中國形象。此外，為了榨取掠奪更多的經濟價值，滿足支撐侵略戰爭需要，日本殖民當局還設置了農業科、電信科及鐵道科等實用科目，並開辦了農業學校、工業學校、商業學校等職業學校。自1937年七七事變後，總督府大肆擴張職業學校數量，至1944年左右由53所驟增至90所。（陳韻：《試析「皇民化」時期日本在台教育方針的轉變及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第86頁，2006年第1期。）

3.限制教育層級。日本殖民當局在台推行的「皇民化」教育，並不是為了提高台灣人民的文化與知識。相反，為了避免開啟台灣人的民智，以致危及其殖民統治，日本殖民者嚴格限制台灣人的升學，阻止台灣人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在初等教育上，日本殖民者在1941年將小學校與公學校合併為「國民學校」後，仍把學生分為三類，制定三種課表，日本學生與台灣學生隔離開來，從而保護日本學生的教育權益。在中等教育上，台灣學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台灣學生的中學總升學率一般不超過15%。如1938年，當時全台公私立中學校共14所，報考中學校的台灣學生有5,248人，錄取724人，錄取率僅13.8%；但報考的日本學生僅1,925人，卻錄取1,266人，錄取率高達65.8%，是台灣學生錄取率的4.8倍。（王詩琅：《日本殖民地體制下的台灣》，第55頁，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年12月版。）至於高等教育，台灣學生更是寥寥無幾。如在文政學部和理學部，1940年，台籍學生10人，日籍學生166人；1942年，台籍學生5人，日籍學生321人；1944年，台籍學生3人，日籍學生70人。台日學生人數相差懸殊。此外，在師範教育上，台灣學生人數也很少。如1940年至1944年，台灣學生占比分別為21.68%、19.11%、4.61%、13.14%、18.09%。（劉寧顏主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學校教育篇》，第446、368頁，台灣省文教委員會出版，1994年版。）由此可見，「皇民化」教育具有強烈的愚民性。正如當時台灣大學教師洪炎秋所說：「他們（日本殖民者）要的是奴隸，奴隸不能太愚，也不能太智；太愚則驅使不靈，太智則操縱不易。所以他們對台灣人所施的教育就是以造成不智不愚、似智似愚的人才為方針。」（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第329頁，崑崙出版社2005年版。）

4.日化校內生活。為了徹底培養台灣人的「皇民」意識，日本殖民當局還對台灣學生的校內生活及行為習慣進行強制干預。一律要求講日本話，行日本禮，穿日本服裝，取日本名字，以及崇敬日本國旗、唱日本國歌、效忠天皇。據一位台灣人回憶：「（學校內）日本國旗一定掛在運動場的東北方，每天朝會時我們都要唱日本國歌，向東北方的宮城遙拜，向天皇示敬。」（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第370頁，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印行。）同時強迫學生接受日本國民訓練，培養他們兇殘、好鬥、服從的性格，此外極力推行神道崇拜，如新莊東國民學校規定每個月都必須舉行以下活動：1日皇大神宮遙拜，新莊神社參拜；8日大詔奉戴日（詔書奉讀典禮、全校師生新莊神社參拜）；15日皇大神宮遙拜、參與新莊神社打掃；16日新莊神社參拜；26日新莊神社大清掃。（杜武志：《日治時期的殖民教育》，第68頁，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印行。）因為日本殖民者認為「天皇是國民的核心，由於皇祖是天照大神，因此，敬神崇祖便等於是忠君愛國。」（杜武志：《皇民化運動與台灣文化》，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台北文獻》直字第139期。）

（二）推行社會「皇民化」教育

由於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的「皇民化」教育，除正規的學校教育外，也在全社會推動包括全面普及日語學習、禁用漢語等在內的「皇民化」教育。

1.強制日語學習。為了全面普及日語，台灣總督府大力發展日語講習所、特設日語講習所、簡易日語講習所及日語保育園等機構，即便在偏遠村莊也設立了日語講習所，以此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其強迫參加上課的人員下至青少年，上至老年人，以確保全民學習日語和日本文化。據宜蘭的林英俊回憶說：「小時候我外婆住在廍後，放假時我常常到那裏玩。那裏的人大部分都在種田或捕魚，很多人都沒有到學校讀過書。晚上他們必須到國語講習所學日語，我也經常跟著去。」藍金興也說：「當時為了推行日語，設有國語講習所。老年人要去讀，不識字的年輕人也要去讀。有專任的講師去上課，白天晚上都有排課。」（《宜蘭耆老談日治下的軍事與教育》〔宜蘭文獻叢刊9〕，第76、87頁，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版。）1936年，全台灣的日語講習所有2,197處、學生131,799人，簡易日語講習所1,735處、學生73,415人，至1940年，前者達11,206處、學生547,469人，後者達4,627處、學生215,794人。戰爭末期，還設立許多日語夜間講習所，在各種講習所學習的學生總數超過100萬人。在原住民聚居地區，也大力開展日語普及活動。1939年，原住民區域的日語講習所達265處，學生17,921人，日語普及會11處，會員415人。隨著各種講習所的大量開設，日語普及程度不斷提高。據台灣總督府統計，1937年日語普及率為37.8%，1940年為51%，1944年則達到71%。（陳小冲：《1937－1945年台灣皇民化運動述論》，《台灣研究集刊》，第76頁，1987年4月。）在各類日語講習所，除教授日語外，還向學員灌輸日本皇民精神、宣揚總督府政令，學唱軍國主義歌曲。

2.禁止漢文漢語。除了開設各種講習所，日本殖民當局還通過各種手段禁止漢語和台灣話的使用，強迫台灣人民使用日語。他們公開叫囂「絕對禁止使用台灣語和漢文，不滿者滾回支那去。」如花蓮廳訓令在公務場合不使用日語者馬上解職；羅東郡三星莊設立不學日語者徵收過怠金規約。對於不講日語者買車票時被鄙視說：「你不是皇民，買票要到後邊去等。」甚至斥以無資格乘車，拒不售票。同時，還廢止各種報刊開設漢文欄，台灣文學界的兩大陣地－－張深切等人創辦的《台灣文藝》、楊建夫婦創辦的《台灣新文學》先後停刊。此外，傳統的歌謠、歌仔戲、布袋戲等均遭禁止，取而代之的是灌注大和魂、美化日本的改良劇、皇民劇以及新台灣音樂，試圖通過「情操教育」來「陶冶台灣人民的帝國臣民的性格」。（陳小冲：《 1937－1945年台灣皇民化運動述論》，《台灣研究集刊》，第76頁，198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