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雜陳話人生

北京出生的台灣畫家黃正襄


編按:此文節自台海出版社出版的《番薯仔兩岸留痕》,台灣淡水人黃正襄自述他五味雜陳的一生。黃正襄(1923年-2018年8月16日),是中國近現代山水畫大家。

我的祖籍是福建閩侯,就是現在福州附近。因為我叔叔黃彥鴻中了進士,當了翰林,按照清朝規定,本省的人不能在本省為官,必須要離三百里之外,這是為了避嫌。我們家報的籍貫是台灣淡水縣觀音山。台灣那時屬於福建,是福建省一個道,後來才成了單獨一個省。我叔叔京城為官,我父親要考舉人,所以就都搬到北京來了。實際上我們的台灣籍是特意去取得的,為什麼呢?因為台灣我們家那會兒已經沒有人了,我爺爺和祖爺爺都去世了。我父親跟我媽結婚就在北京,後來才回台灣去。我是北京出生的,那時候我們住在西城石板房頭條1號,在靈境衚衕裡頭,就是西皇城根以東地方。

帝國大學不要台灣籍的人

後來我跟著父母到了台灣,因為畢竟老家還在台灣呢。到了台灣以後,我上了三年國民初等學校,計劃又上國民高等。那時候日本教官要求我們在學校都說日本話,不許說中國話,可是只要日本教官不在,我一定說中國話。國民高等畢業以後,我想考日本東京的帝國大學,但是帝國大學不要台灣籍的人,因為日本統治者認為台灣人是為天皇服務的,不需要上大學,所以報不了名。

於是我就跑到北京取得了戶口,有了北京戶口我就是中國人了,也就有了報名的資格。可這時候我父親也來了,畢竟考大學也是一件挺大的事兒。和我父親商量以後,我不去日本了,決定考北京大學。但是考北京大學要學歷,我的台灣學歷不行。於是,我就上了四存中學。上了幾天,因為四存中學的學費很高,我家裡沒有多少錢。聽說師大附中不要學費,我又跑去考師大附中,也考上了。於是,我就在師大附中上了三年,直到畢業。

我一個人在北京上學,父母還在台灣。畢業了,我準備考北京大學,但是沒有錢,就坐著船跑到叔叔家要了點錢。台灣那會兒用的是日本錢,我很費周折地換了80塊大洋,就到北京來考北京大學。北京大學7月才考完,等著發榜。我沒地方住,吃飯也沒著落,身上的錢不敢動,因為要是花了,上學不夠,我還得到台灣去要,那時不能寫信,只能坐船回去,萬一船不通我就甭吃飯了。

沒吃沒住等發榜的日子

我就想著這吃飯是問題啊,於是就到北京大學門口轉悠,那會兒還在沙灘,就是現在的紅樓。我看見校門口有一個修自行車的老頭兒在那兒擺攤兒,男生女生都讓他修車。那老頭兒也賺了點錢,每輛車打氣收一分,你給他擱在盆兒裡一分,他就給你打氣。我一看這種情況就跑過去替他打氣。女生嫌髒,不願意自己打氣,就讓我給打,打足了之後,就遞給我一分。我把這一分錢都給了這個老頭兒。那老頭兒姓葛,見我主動幫他,挺感動。大概幹了七、八天,跟老頭兒混熟了,他知道我沒有家,想考北大,剛考完,等著發榜,沒有飯吃,葛老頭兒就讓我跟他一塊吃飯。這之前我晚上就住在前門火車站候車大廳,假裝乘客,每晚上都要和警察周旋。過了幾天,警察認識我了,看我挺可憐,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葛老爺子可憐我,就收留我一起住。

我每天還幫著打氣。我們這車攤兒邊上有四塊磚,像小板凳似的,學生可以坐在那兒等著我給打氣。那天有個打氣的女生坐那兒看書,看的是英文版的莎士比亞,邊看邊跟一個男生爭論起來,女生說男生說得不對,老師是怎麼說的。我就用英文摻和一句,我說男生說得對。那女生驚住了,她想不到一打氣的小伙子還能用英文摻和莎士比亞。其實我在國民高等的時候就學過英語,在家裡也跟我哥哥學過,我哥哥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所以我家裡英語書也很多。我就跟她用英語說了幾句。我說我不但會英語,我還說日本話呢,又講了幾句日本話,她們其實也聽不懂,但是我們就認識了。

這倆學生知道了我的情況,同情我,就給了我一個北大的胸牌,帶我進校園裡的食堂吃飯,那時候北大食堂管理員認胸牌不認人,我混進去也沒人管。後來管得嚴了,他們就帶出來一些咬了一口的饅頭窩頭給我吃,裡面還夾著菜,因為學生邊吃邊走出食堂管理員是不會攔的。住的地方也是他們幫著解決的,就讓我住在男生宿舍裡。這樣一來,我的吃住兩件大事就都解決了。

帶我進校園的女生問我,校園車棚裡有畢業生扔下不要的自行車,好多呢,根本沒人管,她問我能不能幫她修修攢一輛,能騎就行。我說行啊,我在台灣就騎自行車,自己也會修,像補帶拿龍什麼的都幹過。我去看了看車還真不少,扔得亂七八糟。我就想跟葛老爺子借兩件工具,沒想到葛老爺子大方地送給我幾件舊工具。我趕緊謝謝,後來就認他做乾爹。

我沒費什麼事就為那個女生攢了一輛車,她騎上了,還挺好騎。又為幫助我解決吃住的同學攢了幾輛,大家也都挺高興。就這樣我在校園裡住著等了一個多月,發榜了,我考上北大中國文學系,成了北大正式的學生。這樣一來,食宿問題全解決了。北大那時的校長是胡適,吳晗也教過我們。我的功課非常好,因為窮,沒錢出去玩兒,除了念書就是念書,成天跟書本較勁,什麼書都看,歷史的時事的中國的外國的,很多書都是我一邊兒啃著窩頭一邊兒看完的。我宿舍在北大分院,就是現在的南河沿83號,那是北大的。當然我也沒忘了給自己攢一輛最好的自行車騎。說起來,直到北大畢業,我過得還是很舒服的。

考上國民黨的文官

我是1948年6月畢業的。隨後,參加國民黨高等文官考試,也考上了。這時候北平和平解放了,國民黨也跑了,我這文官也沒地方當去了。

這時候,我父親和我哥哥也到了北京。我父親後來在文史館工作,這個文史館是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成立的,首任館長叫王冷齋,是盧溝橋七七事變時候宛平縣的縣長,是一個很有民族氣節的人。日本佔領北平八年,他拒絕日本人的利誘,堅決不任偽職。文史館是一個文史研究的機構,初創時王冷齋推薦了十幾個有文學底子的人,其中就有我父親。北京市的文史研究館屬北京市委,給市委書記做參謀。有了這份穩定的工作,我父親就住在北京了。當時他的月薪100多元,我們家庭生活還可以。我父親1958年7月去世了,葬在西山下的福田公墓。

我也找了份工作,在王四營小學教書。我學問很好,在北大學古典文學期間,英文日文早就會,一個北大畢業生教小學,當然書教得也不錯,一段時間下來,各方面都還挺順利。但是,肅反一開始,我就被抓進去了。實際上我沒有什麼罪過,肅反運動中,凡是說不清來歷沒根基的人都要逮進去。那時候我父親還在,已經80多了,我媽媽怕他擔心,就瞞著沒敢跟他說。

我先進的是北京第一監獄,後來到了草嵐子,再後來又到了炮局,北京城裡的幾個監獄我等於都去過了。他們先懷疑我是國民黨特務,排除之後,又問我在台灣還有什麼人,跟你一塊來的都有誰,讓我交代,他們主要想通過我查找國民黨特務。我也沒什麼可隱瞞的,如實交代。這樣,關了九個月,把我釋放了,說我沒什麼罪行,但是要繼續反省。進監獄讓我丟了工作,王四營小學已經把我除名了。我侄子黃均是個畫家,他介紹我認識了《工人日報》主編苗培時,苗培時剛成立了一個新大眾出版社,出版小人書。這樣我就進了出版社畫畫。我的畫是跟我侄子學的,他比我大十多歲。那時還不行,苗培時就讓我到北京藝術專科學校進修,我的老師是盧光照、左輝,一年半之後,我拿到了美專的文憑。

「殘陽如血」讓我成了現行犯

我就這樣一直在出版社工作,到了1958年,我又被逮進去了。這次不是因為歷史,而是現行,說來也挺好笑的。我們出版社歸北京市文化局管。市委要找一個畫畫的,想畫一幅大畫,掛在市委禮堂的牆上,要求按照毛主席詩詞的意思,不但要有毛主席的像,還得有山有水、有太陽、有松樹。文化局找到我們出版社,出版社就讓我去。我當時還挺高興。畫什麼呢?市委有個人幫助挑,最後選中了毛主席的詩詞《憶秦娥.婁山關》,用那句「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意思。這幅畫完成之後我就回出版社了。但是沒多久,就被舉報了,說我污衊毛主席。理由是毛主席是一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他畫的是落日,這顯然是污衊毛主席;而且我畫的太陽還被雲彩擋住半拉,題的是「殘陽如血」, 殘陽就是要落下去的太陽,那不是公然污衊毛主席嗎?於是我又被逮捕了。

進去以後,我才發現被逮捕的不止我一個人,光畫家就好多呢,像美院教授宗其香,他畫的是一隻貓,一隻眼睛睜著,一隻眼睛閉著,說他是污衊共產黨對好多事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逮進去了。抓進去以後就讓我交代,我說那不是我的意思,是市委的人讓我這樣畫的,他們讓我供出那個人是誰,我說記不清楚了,這樣就把那人給擋過去了。

沒想到這麼一擋,讓我和市委的那個人成了好朋友,他感謝我沒有把他供出去。等我被放出來以後又丟了工作,他就幫我聯繫到32中當老師去,工資80塊,還不錯,教美術,就這樣幹了十多年。這會兒我的美術水準就大進了,在美專經過老師科班的調教,再加上自己學習又刻苦。這段時間我過得挺踏實。但是好景不長,因為一些荒唐的所謂政治原因,我又被人抓住小辮子了。我跑去求那個市委的朋友,他替我找到西城區的區長,說了一堆好話,最後區里決定下放我到南口農場。那時候一說到南口勞動,人家都知道這主兒肯定有問題,那裡也的確聚集了不少接受改造的人才,藏龍臥虎吧。

南口農場的書記是個喜歡畫兒的人。他知道我會畫畫,問我能不能把南口農場的六個分廠畫出一張鳥瞰圖來。這有什麼難的,我說可以。他問要多長時間,我說因為要跑遍所有的場子,要寫生,還要作畫,恐怕得一年。他說好吧,你不用勞動了,給你一輛自行車,你就挨著跑這幾個場子,寫生,然後畫一張南口農場鳥瞰圖。我當然高興了,欣然接受了任務。我很勤謹,天沒亮就出去寫生,只用了六個多月就給他畫完了。書記看了非常高興,讓人拿到榮寶齋裝裱,然後又叫我給設計畫框,讓基建的木匠用最好的木料做了個大畫框,掛在了南口農場的牆上。廠長高興了,專門給我配了一間房子,筆墨紙硯一切東西都給預備著,讓我接著畫各分場的鳥瞰圖,六個分場就是六張,都得畫,我挺高興。那段時間,我還給駐南口的坦克部隊作過畫,那支部隊歸秦基偉管。那會兒我剛結婚,場子裡也同意我請假回家了。

就這樣,我和農場的書記處得不錯。他是個老革命,曾經當過人民銀行行長,因為作風問題,被降兩級到了南口農場。

市委書記為了恢復他被降的級別,有意安排調他籌建永樂店農場,我就跟著書記到了永樂店,一幹就是15年。

我嫂子教過葉群

「文革」中,我因言語不慎,被人檢舉,再次進了監獄。審問的時候,讓我交代所有的社會關係,我就如實填寫,結果把葉群也寫上了。因為在福建上學的時候,我嫂子教過葉群,我也在那兒念書,跟葉群算是同學。材料遞上去,把審訊員嚇一跳,葉群是林彪的夫人啊,那還得了。他哪敢跑到中南海向葉群核實啊!於是就報告上級,說此人交代的問題事關高級領導,因此把我送秦城監獄了,沒想到我坐監獄都升級了。

到了秦城,我見到了馮基平,曾經的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我之前也給他作過畫。他的罪名是516分子,這樣我就跟馮基平成了獄友。這裡的獄警對馮基平特別客氣,因為那時的政治形勢誰也說不定,小警察也要留條後路嘛!他們看我跟馮基平那麼熟,心想這個人大概也不簡單,所以對我也客氣得不得了。秦城監獄住的犯人級別一般都比較高,待遇相對也比一般的監獄好,就這樣換了好多看守所,我在各地共待了兩年零四個月,最後我被大汽車拉到自新路的第一監獄,在接待室住了一晚,第二天就放了。放之前特意交代我,因為還要繼續交代,所以不能給你公民的身分,暫時還是管制,讓我每禮拜必須到派出所報告一下你這禮拜都幹了什麼。就這樣,我被釋放了,這多年一直沒有法院判決書,都是臨時犯羈押。

終於能回家了,雖然每個禮拜都要去派出所,但是因為派出所所長也喜歡畫畫,所以我也沒寫什麼彙報,淨給他們畫畫了。一直到了1979年3月17日,北京市委正式為我平反,永樂店農場還專門召開了「黃正襄同志平反大會」, 我終於又成了「同志」,這兩個字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到了。

平反的時候我已經57了,永樂店農場特意安排我當了規劃辦公室主任,實際就是農場畫家。那時候,32中校長,「文革」中被打瞎一隻眼,對我們這些「文革」中受難的人非常同情,想讓我回中學教書。偶遇趙其昌,他是我北京大學的同學,在南口的時候共過患難,他當時已經是首都博物館的館長了,他堅持讓我到首都博物館工作,而且幫我辦好了一切手續,所以我在首都博物館又待了三年。臨退休,又給我補到北京市文史館做了館員。

再回台灣已是1994年

我因為台灣問題受了一輩子牽連,監獄都幾進幾出。再回台灣已經是1994 年了。那是應海峽基金會的邀請,我帶了一個北京書畫名家代表團過去,我是團長,團員有師範大學的幾個教授、北京畫院的幾個人,還有全國美協的幾個人,是去辦畫展。開幕式在台北有名的畫廊,郝柏村也來了,「立法委員」趙永清剪彩,他們給我們送了塊「弘揚國粹」的匾,台灣美協送的是「萬壽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