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雜陳話人生

我的祖籍是福建閩侯，就是現在福州附近。因為我叔叔黃彥鴻中了進士，當了翰林，按照清朝規定，本省的人不能在本省為官，必須要離三百里之外，這是為了避嫌。我們家報的籍貫是台灣淡水縣觀音山。台灣那時屬於福建，是福建省一個道，後來才成了單獨一個省。我叔叔京城為官，我父親要考舉人，所以就都搬到北京來了。實際上我們的台灣籍是特意去取得的，為什麼呢？因為台灣我們家那會兒已經沒有人了，我爺爺和祖爺爺都去世了。我父親跟我媽結婚就在北京，後來才回台灣去。我是北京出生的，那時候我們住在西城石板房頭條1號，在靈境衚衕裡頭，就是西皇城根以東地方。

後來我跟著父母到了台灣，因為畢竟老家還在台灣呢。到了台灣以後，我上了三年國民初等學校，計劃又上國民高等。那時候日本教官要求我們在學校都說日本話，不許說中國話，可是只要日本教官不在，我一定說中國話。國民高等畢業以後，我想考日本東京的帝國大學，但是帝國大學不要台灣籍的人，因為日本統治者認為台灣人是為天皇服務的，不需要上大學，所以報不了名。

於是我就跑到北京取得了戶口，有了北京戶口我就是中國人了，也就有了報名的資格。可這時候我父親也來了，畢竟考大學也是一件挺大的事兒。和我父親商量以後，我不去日本了，決定考北京大學。但是考北京大學要學歷，我的台灣學歷不行。於是，我就上了四存中學。上了幾天，因為四存中學的學費很高，我家裡沒有多少錢。聽說師大附中不要學費，我又跑去考師大附中，也考上了。於是，我就在師大附中上了三年，直到畢業。

我一個人在北京上學，父母還在台灣。畢業了，我準備考北京大學，但是沒有錢，就坐著船跑到叔叔家要了點錢。台灣那會兒用的是日本錢，我很費周折地換了80塊大洋，就到北京來考北京大學。北京大學7月才考完，等著發榜。我沒地方住，吃飯也沒著落，身上的錢不敢動，因為要是花了，上學不夠，我還得到台灣去要，那時不能寫信，只能坐船回去，萬一船不通我就甭吃飯了。

我就想著這吃飯是問題啊，於是就到北京大學門口轉悠，那會兒還在沙灘，就是現在的紅樓。我看見校門口有一個修自行車的老頭兒在那兒擺攤兒，男生女生都讓他修車。那老頭兒也賺了點錢，每輛車打氣收一分，你給他擱在盆兒裡一分，他就給你打氣。我一看這種情況就跑過去替他打氣。女生嫌髒，不願意自己打氣，就讓我給打，打足了之後，就遞給我一分。我把這一分錢都給了這個老頭兒。那老頭兒姓葛，見我主動幫他，挺感動。大概幹了七、八天，跟老頭兒混熟了，他知道我沒有家，想考北大，剛考完，等著發榜，沒有飯吃，葛老頭兒就讓我跟他一塊吃飯。這之前我晚上就住在前門火車站候車大廳，假裝乘客，每晚上都要和警察周旋。過了幾天，警察認識我了，看我挺可憐，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葛老爺子可憐我，就收留我一起住。

我每天還幫著打氣。我們這車攤兒邊上有四塊磚，像小板凳似的，學生可以坐在那兒等著我給打氣。那天有個打氣的女生坐那兒看書，看的是英文版的莎士比亞，邊看邊跟一個男生爭論起來，女生說男生說得不對，老師是怎麼說的。我就用英文摻和一句，我說男生說得對。那女生驚住了，她想不到一打氣的小伙子還能用英文摻和莎士比亞。其實我在國民高等的時候就學過英語，在家裡也跟我哥哥學過，我哥哥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所以我家裡英語書也很多。我就跟她用英語說了幾句。我說我不但會英語，我還說日本話呢，又講了幾句日本話，她們其實也聽不懂，但是我們就認識了。

這倆學生知道了我的情況，同情我，就給了我一個北大的胸牌，帶我進校園裡的食堂吃飯，那時候北大食堂管理員認胸牌不認人，我混進去也沒人管。後來管得嚴了，他們就帶出來一些咬了一口的饅頭窩頭給我吃，裡面還夾著菜，因為學生邊吃邊走出食堂管理員是不會攔的。住的地方也是他們幫著解決的，就讓我住在男生宿舍裡。這樣一來，我的吃住兩件大事就都解決了。

帶我進校園的女生問我，校園車棚裡有畢業生扔下不要的自行車，好多呢，根本沒人管，她問我能不能幫她修修攢一輛，能騎就行。我說行啊，我在台灣就騎自行車，自己也會修，像補帶拿龍什麼的都幹過。我去看了看車還真不少，扔得亂七八糟。我就想跟葛老爺子借兩件工具，沒想到葛老爺子大方地送給我幾件舊工具。我趕緊謝謝，後來就認他做乾爹。

我沒費什麼事就為那個女生攢了一輛車，她騎上了，還挺好騎。又為幫助我解決吃住的同學攢了幾輛，大家也都挺高興。就這樣我在校園裡住著等了一個多月，發榜了，我考上北大中國文學系，成了北大正式的學生。這樣一來，食宿問題全解決了。北大那時的校長是胡適，吳晗也教過我們。我的功課非常好，因為窮，沒錢出去玩兒，除了念書就是念書，成天跟書本較勁，什麼書都看，歷史的時事的中國的外國的，很多書都是我一邊兒啃著窩頭一邊兒看完的。我宿舍在北大分院，就是現在的南河沿83號，那是北大的。當然我也沒忘了給自己攢一輛最好的自行車騎。說起來，直到北大畢業，我過得還是很舒服的。

我是1948年6月畢業的。隨後，參加國民黨高等文官考試，也考上了。這時候北平和平解放了，國民黨也跑了，我這文官也沒地方當去了。

這時候，我父親和我哥哥也到了北京。我父親後來在文史館工作，這個文史館是在周總理的關心下成立的，首任館長叫王冷齋，是盧溝橋七七事變時候宛平縣的縣長，是一個很有民族氣節的人。日本佔領北平八年，他拒絕日本人的利誘，堅決不任偽職。文史館是一個文史研究的機構，初創時王冷齋推薦了十幾個有文學底子的人，其中就有我父親。北京市的文史研究館屬北京市委，給市委書記做參謀。有了這份穩定的工作，我父親就住在北京了。當時他的月薪100多元，我們家庭生活還可以。我父親1958年7月去世了，葬在西山下的福田公墓。

我也找了份工作，在王四營小學教書。我學問很好，在北大學古典文學期間，英文日文早就會，一個北大畢業生教小學，當然書教得也不錯，一段時間下來，各方面都還挺順利。但是，肅反一開始，我就被抓進去了。實際上我沒有什麼罪過，肅反運動中，凡是說不清來歷沒根基的人都要逮進去。那時候我父親還在，已經80多了，我媽媽怕他擔心，就瞞著沒敢跟他說。

我先進的是北京第一監獄，後來到了草嵐子，再後來又到了炮局，北京城裡的幾個監獄我等於都去過了。他們先懷疑我是國民黨特務，排除之後，又問我在台灣還有什麼人，跟你一塊來的都有誰，讓我交代，他們主要想通過我查找國民黨特務。我也沒什麼可隱瞞的，如實交代。這樣，關了九個月，把我釋放了，說我沒什麼罪行，但是要繼續反省。進監獄讓我丟了工作，王四營小學已經把我除名了。我侄子黃均是個畫家，他介紹我認識了《工人日報》主編苗培時，苗培時剛成立了一個新大眾出版社，出版小人書。這樣我就進了出版社畫畫。我的畫是跟我侄子學的，他比我大十多歲。那時還不行，苗培時就讓我到北京藝術專科學校進修，我的老師是盧光照、左輝，一年半之後，我拿到了美專的文憑。

我就這樣一直在出版社工作，到了1958年，我又被逮進去了。這次不是因為歷史，而是現行，說來也挺好笑的。我們出版社歸北京市文化局管。市委要找一個畫畫的，想畫一幅大畫，掛在市委禮堂的牆上，要求按照毛主席詩詞的意思，不但要有毛主席的像，還得有山有水、有太陽、有松樹。文化局找到我們出版社，出版社就讓我去。我當時還挺高興。畫什麼呢？市委有個人幫助挑，最後選中了毛主席的詩詞《憶秦娥．婁山關》，用那句「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的意思。這幅畫完成之後我就回出版社了。但是沒多久，就被舉報了，說我污衊毛主席。理由是毛主席是一個永遠不落的紅太陽，他畫的是落日，這顯然是污衊毛主席；而且我畫的太陽還被雲彩擋住半拉，題的是「殘陽如血」, 殘陽就是要落下去的太陽，那不是公然污衊毛主席嗎？於是我又被逮捕了。

進去以後，我才發現被逮捕的不止我一個人，光畫家就好多呢，像美院教授宗其香，他畫的是一隻貓，一隻眼睛睜著，一隻眼睛閉著，說他是污衊共產黨對好多事兒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也逮進去了。抓進去以後就讓我交代，我說那不是我的意思，是市委的人讓我這樣畫的，他們讓我供出那個人是誰，我說記不清楚了，這樣就把那人給擋過去了。

沒想到這麼一擋，讓我和市委的那個人成了好朋友，他感謝我沒有把他供出去。等我被放出來以後又丟了工作，他就幫我聯繫到32中當老師去，工資80塊，還不錯，教美術，就這樣幹了十多年。這會兒我的美術水準就大進了，在美專經過老師科班的調教，再加上自己學習又刻苦。這段時間我過得挺踏實。但是好景不長，因為一些荒唐的所謂政治原因，我又被人抓住小辮子了。我跑去求那個市委的朋友，他替我找到西城區的區長，說了一堆好話，最後區里決定下放我到南口農場。那時候一說到南口勞動，人家都知道這主兒肯定有問題，那裡也的確聚集了不少接受改造的人才，藏龍臥虎吧。

南口農場的書記是個喜歡畫兒的人。他知道我會畫畫，問我能不能把南口農場的六個分廠畫出一張鳥瞰圖來。這有什麼難的，我說可以。他問要多長時間，我說因為要跑遍所有的場子，要寫生，還要作畫，恐怕得一年。他說好吧，你不用勞動了，給你一輛自行車，你就挨著跑這幾個場子，寫生，然後畫一張南口農場鳥瞰圖。我當然高興了，欣然接受了任務。我很勤謹，天沒亮就出去寫生，只用了六個多月就給他畫完了。書記看了非常高興，讓人拿到榮寶齋裝裱，然後又叫我給設計畫框，讓基建的木匠用最好的木料做了個大畫框，掛在了南口農場的牆上。廠長高興了，專門給我配了一間房子，筆墨紙硯一切東西都給預備著，讓我接著畫各分場的鳥瞰圖，六個分場就是六張，都得畫，我挺高興。那段時間，我還給駐南口的坦克部隊作過畫，那支部隊歸秦基偉管。那會兒我剛結婚，場子裡也同意我請假回家了。

就這樣，我和農場的書記處得不錯。他是個老革命，曾經當過人民銀行行長，因為作風問題，被降兩級到了南口農場。

市委書記為了恢復他被降的級別，有意安排調他籌建永樂店農場，我就跟著書記到了永樂店，一幹就是15年。

「文革」中，我因言語不慎，被人檢舉，再次進了監獄。審問的時候，讓我交代所有的社會關係，我就如實填寫，結果把葉群也寫上了。因為在福建上學的時候，我嫂子教過葉群，我也在那兒念書，跟葉群算是同學。材料遞上去，把審訊員嚇一跳，葉群是林彪的夫人啊，那還得了。他哪敢跑到中南海向葉群核實啊！於是就報告上級，說此人交代的問題事關高級領導，因此把我送秦城監獄了，沒想到我坐監獄都升級了。

到了秦城，我見到了馮基平，曾經的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我之前也給他作過畫。他的罪名是516分子，這樣我就跟馮基平成了獄友。這裡的獄警對馮基平特別客氣，因為那時的政治形勢誰也說不定，小警察也要留條後路嘛！他們看我跟馮基平那麼熟，心想這個人大概也不簡單，所以對我也客氣得不得了。秦城監獄住的犯人級別一般都比較高，待遇相對也比一般的監獄好，就這樣換了好多看守所，我在各地共待了兩年零四個月，最後我被大汽車拉到自新路的第一監獄，在接待室住了一晚，第二天就放了。放之前特意交代我，因為還要繼續交代，所以不能給你公民的身分，暫時還是管制，讓我每禮拜必須到派出所報告一下你這禮拜都幹了什麼。就這樣，我被釋放了，這多年一直沒有法院判決書，都是臨時犯羈押。

終於能回家了，雖然每個禮拜都要去派出所，但是因為派出所所長也喜歡畫畫，所以我也沒寫什麼彙報，淨給他們畫畫了。一直到了1979年3月17日，北京市委正式為我平反，永樂店農場還專門召開了「黃正襄同志平反大會」, 我終於又成了「同志」，這兩個字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到了。

平反的時候我已經57了，永樂店農場特意安排我當了規劃辦公室主任，實際就是農場畫家。那時候，32中校長，「文革」中被打瞎一隻眼，對我們這些「文革」中受難的人非常同情，想讓我回中學教書。偶遇趙其昌，他是我北京大學的同學，在南口的時候共過患難，他當時已經是首都博物館的館長了，他堅持讓我到首都博物館工作，而且幫我辦好了一切手續，所以我在首都博物館又待了三年。臨退休，又給我補到北京市文史館做了館員。

我因為台灣問題受了一輩子牽連，監獄都幾進幾出。再回台灣已經是1994 年了。那是應海峽基金會的邀請，我帶了一個北京書畫名家代表團過去，我是團長，團員有師範大學的幾個教授、北京畫院的幾個人，還有全國美協的幾個人，是去辦畫展。開幕式在台北有名的畫廊，郝柏村也來了，「立法委員」趙永清剪彩，他們給我們送了塊「弘揚國粹」的匾，台灣美協送的是「萬壽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