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報》51年

就在51年前的2月28日（1972年），尼克森與周恩來簽署了《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e），將近七年後，中美正式建交，進入了長達51年的波折關係，時而慶幸，時而仇視。於今演進到「致命敵對」，雙方關係已然塑造成「決戰」狀態。《上海公報》僅是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頁，已少了氣概與靈氣。兩國關係究將如何往前走，世人都在看。

談及此一公報，必然需要引介尼克森。這位美國第37屆總統一生波折，輿論褒貶不一。然而談及中美關係則不能無他。因為尼是設計師，也是首席工程師。開放中國與建交中國均為其創造。是以談及兩國關係，就有認識尼克森之必要。

尼克森生於南加州橘郡約巴林達（Yorba Linda）小鎮，大學則在北加小鎮之惠蒂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獲得法學士，後至南方分校北卡之杜克（Duke）大學，從他的出身及大學時之學校顯示出他家庭小康，只能在惠蒂爾這類學費較低之學校攻讀，他法學士來自杜克，不屬於長春藤，故其終身無法挺進「主流派」中而受到歧視。

這一個不尋常之讀書經歷影響他日後行事的獨特風範。成長背景，他來自中下家庭，與東部名校家境富有學子難有交心之可能，也就無法與東部媒體交好，以致他終其一生與媒體形成水火，最終在水門事件上，東部自由派自然全力打擊，終致不名譽下台。

其次，他之成名純係得到艾森豪大力提拔之故，是以雖高升到副總統，然而依然未獲東部實力大咖們接受。在如此環境中，尼養成自力不求人之個性。他在不名譽下台後，努力寫作，發表了10本為人推崇關於國際關係之書冊，爭回他的好名聲。

在瞭解尼之成長背景及任事行止後，就瞭解到他是一個勇於任事並且有先知智慧之特點，他的開放中國政策就是比人高一等之遠見，努力不懈之進取才有了《上海公報》，一個留傳近代史重要之一頁。

尼克森最早在公眾場合表達要與中國交往，此訊息是在訪問巴基斯坦時透露出來的。尼氏在1964年遠赴巴國與總統阿育汗（Ayub Khen）有一次重要談話。阿育汗在談話中透露他最近訪華之觀感，他描寫中國人山人海，世界不應予以孤立。尼克森聽了之後就有了「開放中國」之念頭。他並且於1967年10月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中登載《越戰後之亞洲》一文，文中強調「我們不能永遠使中共被隔離於國際社會之外」。

尼克森在1968年勝選後即遵循著此一誓言，發動訪華行動。首先任命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先出任國安顧問，繼為國務卿，完成其「開放中國」大志，終於在1972年與周恩來簽署《上海公報》。最終由卡特於1978年12月5日宣佈中止與國民政府之「中美協防條約」，並於1979年元旦正式開始與北京之外交關係，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新世代。由尼克森與季辛吉合演之「開放中國」雙人秀，不但改變了東亞地緣政治，更推及到美、蘇未來關係之變化，是近代史上亞洲外交運行之最重要篇章，因此有必要對這一變化之前因後果作一通盤檢討，以期對尼氏之對華心態與季辛吉之奇幻表現有所認識。

尼克森出身寒微，又無「東部主流」之背景，卻受到艾森豪總統及共和黨諸大老之倚重，足證他有智慧及組織能力。因此他在諸項重要政策制訂時均有詳實之判斷，從設計及執行，從「開放中國」計劃設計，均呈現出尼氏是一個具有前瞻性之政治人物。

他利用訪問巴基斯坦與巴總統之一番談話，作為促進這一大計劃之第一道「推力」。他與巴總統之會談當然成為其訪巴之重點新聞，就是他成功地利用此一機會，將「承認中國」之理念國際化，取得國內選民之支持，這就是他的遠見。

尼氏看到開放中國之必要性，於是他就利用國際媒體引發美國政界人士之注意。他在1968年大選之所以勝利，在於兩件議題之加分，其一就是強調終止越戰之必要性，其二就是擴大國際友人視界，要讓中國成為朋友，儘快忘記韓戰的悲慘歷史。

他聯中之原因在於孤立蘇聯，果不其然，當中美建交之後，蘇聯態度也有了變化，不再對美採行「戰狼式」外交戰術。自此，一個由尼克森設計之中、美、蘇新三角關係模式建立，美國屬於中央位置，是這一新框架之設計者兼執行者。中蘇關係變得透明化，美國不再擔心中蘇合縱抗美了。

在處理美與台關係時，尼克森當然採取了現實主義的策略，原則上尼氏是一個堅強反共者，這也是他當年直升機式的從眾院議員轉為參議員，再榮獲艾森豪親點為副總統，僅費時七年，可謂天下無雙，就此一人。他自從以共和黨身分投入政壇以後，即以反共保守派著稱，尤其在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打紅反赤時，尼氏與麥卡錫合作無間，甚得保守的共和黨員誇讚，故其在1968年順利當選總統。

尼氏之辭職下台，其原因就在他成為水門事件之要犯（事實是民主黨竭盡所有國會中黨員力量製造倒尼運動）。其罪名即是「掩護水門事件證據，尼只好在1974年8月9日辭職，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如此不名譽下台的總統。

尼克森終如「東部主流」派之願「不名譽」下台，然而他並未氣餒，仍舊努力倡言有關國際問題的看法，他在退休後完成10本著作，顯露出他對世事之真知，美國人因此恭稱他為「前輩政治家」。尼克森在以其為名之「尼克森國家紀念館」建設完成後，立即將結餘之四萬美元投入國庫，此舉乃為人所稱道。

尼在國際事務的認知則顯露在「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上，事緣他在1969年針對越戰在關島宣讀了指標性之政策藍皮書，其中心思想即認為，亞洲國家應自行負責解決亞洲之問題，美國僅協助而不是參加，這是一個全新的「越南化政策」。

從尼克森在國際問題之重大決定上，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厭戰者，這是因他曾在二戰時服役於海軍，親身受到戰爭之摧殘。在其家人於尼克森百歲冥誕會場佈置之中心位置上高懸大字牌「尼克森：和平締造者」，可瞭解他的家人在這重要日子（2013年1月9日）要讓國人記住尼克森是衷心嚮往和平。

然而這並不是「東部主流」媒體及文化界所認同的，他們有志一同地批判尼克森在麥卡鍚奮力打紅時（盲目打擊同情共產主義之文化人士），得罪了「東部主流派」及文化戲劇界開明人士（卓別林也曾被指為共產黨），當時與麥卡錫共同打紅最力者就是胡佛，尼克森在此階段也是堅決反共，這態度是迎合共和黨保守派的，也成為此時共和黨主流之一分子。

尼克森的政治生涯中有友也有敵，然而他對穩定國際秩序是有貢獻的，他的對華政策在亞洲成為國際關係之主流，也逼使蘇聯採取裁軍方案，尼並與蘇成功推動限武談判，美中開始對話，北京自此成為國際社會之一員，開始走向世界之第一步，尼克森也透露出，他從充滿失敗與挫折中重新站起而令人動容之故事。

「開放中國」這場戲的雙人秀，如果沒有季辛吉還真是無法演出，在整個戲碼中，尼克森是設計師，季辛吉則是工程師，以一套套的手法完成尼克森所交代的任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執行這一具有高度秘密性的任務，令人很難相信以大學教授聞名的季辛吉，卻無視誠信原則將台北出賣了，這一段秘密使命造成台北無比之創傷，也印證諺語所云「作美國朋友是很危險的」。

一切的一切要從北京烤鴨說起。季辛吉在1971年7月9日秘密自巴基斯坦飛往北京，外界只以為他因胃病住在巴國首都之醫院中，事實是他到北京去吃烤鴨了，然後就有了與周恩來的長談，重點是他們談的是北京與台北未來之關係，當然也觸及中美之間未來之關係。此後季、周又有數次晤面言談，然而這北京烤鴨所帶來的首次會談，也是此後一連串會談中最重要者。

對台北而言，季辛吉不但秘密與北京商談未來兩岸之關係，還任由第三世界在聯合國大會上以多數票否決中華民國代表權。時任駐聯合國之美大使老布希，在紐約大會場上看似十分賣力地為維護台北代表權而努力，但令人傷感的是老布希只是在表演，而出席該次大會之台北代表群中，尚有人真的如此以為，實在令人感嘆。

最令台北傷感的是尼克森與周恩來在1972年2月27日簽訂了《上海公報》。這一公報是一張「事實」對北京政權的承認。不必等到日後卡特於1979年元旦之外交承認。這一新篇章令台北傷心到底，沈劍虹大使所著之《使美八年回憶錄》中有詳實之評述。

季辛吉對欺騙沈大使之行為，在其回憶錄有清楚的說明，「沈大使為保留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之會籍希望有所作為，……因為當天須赴北京，……然而我必須按照行程表行事，……沈大使表現了他對我的信賴」。由此可知，當《上海公報》即將問世之時，季是不會多用一秒鐘來處理沈大使拜託之事，他當然未曾真正地採納沈大使之囑託，而是把精力都放在「安排尼克森總統訪華事宜」。（見李本京《中美斷交前夕的風暴，《沈劍虹回憶錄》讀後感》）。這就是大國在外交上愚弄小國之實例。

尼克森對國際政治之獨特見解，就是一個完整的地緣政治學藍圖。他將蘇聯與中國分而治之，蘇聯至此始知已失去攏絡北京之機會，又生怕被美國下毒手，乃立馬與白宮示好，答應與美開始談判有關核控問題。由此可知尼克森的地緣政治判斷是精準也是前瞻的。這些尼克森之獨到卓見，季辛吉最暸解，也感觸最深。他在其2022年大作《領導者》（Leadership）中對尼克森讚美欽敬，令人感動。

季辛吉在此書列舉古往今來之六位傑出頂尖領導者：尼克森、德國首位首相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李光耀、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沙達特（Anwar el-Sadat，埃及總統）。美國芸芸領導人中僅尼克森入選，可見季辛吉在選擇此六人時，一定是思來想去才有了這張名單。

他選擇偉人在於其是否具有「政治家」特質及先知者之條件。就前者而言，此人必須能夠扭轉或操作時局。瞭解時局並影響群眾與自己行走於一條路上，亦有勇氣與過去脫節，創立新的範疇。

從這冊巨著瞭解到季辛吉最尊重之世界領導者，必須對未來有信心，這才是偉大領導者之先決條件。這本書尤其對尼克森做最大之肯定。

事實是尼克森終結了蘇聯威脅的局面，而這一工程就是北京與華府聯合演出，終結了蘇聯追求赤化世界的圖謀。當《上海公報》簽訂後，莫斯科明快地改變了與美敵對之步伐，而尋求美蘇共生之方策。為了達成此一目標，美國必須與中國有一個翻轉的關係（正常外交關係）。

在中美雙方正式通信之前，巴基斯坦總統與其駐美使館均負責傳達往還重要訊息予西方，其第一次密件交往就是1969年10月16日，美第七艦隊兩艘驅逐艦即撤離台海。此後所有訊息均由巴國駐美使館負責。在多次往還意見後，最終在1971年4月及5月，中美雙方透過巴方訊息後，季辛吉在1971年7月9日自巴國「夜遁」北京，開始此一重大中美高層歷史會談。而原有中美「華沙會談」亦同時停止。自此中美關係就由周恩來與季辛吉親自操控，改寫了中美近代外交史。

從此時直到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簽訂，一個新的時代到來。季辛吉認為這一公報可為中美未來10年之「行車圖」（Road Map）。事實是這一張圖早已超過10年，時至今日框架還在，只是「朱顏改」。

尼克森與季辛吉兩人組拆散了可能結合之中蘇聯盟，反而編製了一個全新的中美結盟。在季辛吉密訪北京後，雙方進入了長達兩年的秘密商議，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國府與美國自1913年即存在的外交關係。第二個難題是，如何妥善安置美台關係，美中雙方爭議頻傳，在談判期間才發現存在著不少矛盾，雙方以洪荒之力擺平爭議（暫時）後，就進入建交時段了。因此在乒乓外交開始之雙方爭與辯，主要在如何有序的完成第一個公報之簽訂。

在整體中美討論建交過程中，冒出了不少的矛盾與事端，事實上在中美走向和解大路時，就注定會遇到各種衝激，每一個時段也會有新的矛盾出現。有些可以輕而易舉的改正，然而更多的時候是有棱有角的矛盾。在這樣子的一個模式中，中美間之矛盾永遠存在，只是隨著時間之更易，而有著型態相異的矛盾。自1972年之締定《上海公報》迄今已有51年（1972-2023），有些矛盾已然抹擦不存，然而新的或是變種的矛盾，卻推展出更為嚴峻之一面。這些矛盾日後仍將面臨嚴峻之考驗。一直到今天，中、美、台的三邊關係中佈滿了各式的矛盾地雷。

（作者近著：《傳奇爭議：川普與分裂之美國》，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