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成就不在公司市值與天價執行長

我們從這次三中全會中得知了哪些有關中國經濟政策的內容？其實沒什麼我們先前不知道的。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宣布，全體會議同意經濟政策應集中於實施新一輪中國式的「技術革命性突破與產業深度轉型升級」。在未來10年，「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所以似乎中共領導人希望透過他們所謂的「高質量發展」來維持經濟成長，並實現他們所有已宣示的社會目標。這意味過去透過利用大量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進入城市從事製造業、房地產開發，以及建造基礎設施來擴展經濟的時代，已然結束。這個現象已持續一段時間，城市化的速度正在放緩。

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主要透過在工業與出口導向的部門進行大量生產性投資。但自從2008-2009經濟大衰退後，這樣的成長也到達了最高峰。從那之後，全球經濟放緩、主要經濟體停滯不前（我稱之為「長期蕭條」〔Long Depression〕）也影響到中國經濟成長的速度。全球貿易成長停滯，中國也不例外。

自2008-2009經濟大衰退後，中國實際GDP成長有所放緩，即使它的經濟依然以約每年5%的速度增長，比起七大資本主義經濟體中表現最好的美國還要多兩倍。但經濟成長放緩還包括其他原因：來自農村地區的勞動力相對枯竭；非生產性質的房地產投資擴張，最終導致房地產泡沫，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就像我以前許多文章中指出的，這是中國政府於1990年代試圖透過私部門來滿足急速城市化人口增長帶來的住屋需求的結果，這是個巨大政策失誤，換句話說，由抵押貸款資助，供私人建商建造房屋炒賣。西方所用的這套住屋模式引發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最終還導致中國出現類似的房地產衰退。

但對這次三中全會來說，關鍵的問題在於「人口挑戰」。就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人口將於未來幾代變少，而勞動人口也會因而減少。

經濟成長以及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將愈來愈依賴勞動力生產率的提升。這完全可以實現，我在之前的文章提到過。

「達拉斯聯邦準備銀行」數據顯示，中國「全方面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 TFP）每年增長6%，而美國的TFP卻在下降。中國增長速度雖然放緩，但仍比七大工業國集團（G7）快許多，而且基礎是科技的成功。

但西方媒體和主流經濟學家卻繼續認為，中國經濟深陷困境。比如英國《金融時報》就這樣評估：

「中國經濟成長速度太慢，無法為大量失業的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三年房地產衰退正打擊個人財富。地方政府幾兆美元的債務正扼殺中國投資的引擎。快速進入高齡化社會也增加了中國醫療和退休金負擔。而中國還持續與通貨緊縮擦身而過。」

我可以一一回應這些「問題」。但我已經在之前許多文章做過了。

1.簡單來說，青年失業規模確實是個嚴峻挑戰。年輕畢業生尋求高薪、技術性工作，但現有的就業機會仍集中於薪酬較低、技術要求不高的工作。這在許多經濟體，包括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是一個問題。目前看來，我認為解決之道在於擴大高科技部門，而且也要著重其他工作的再培訓。

2.房地產衰退十分嚴重。然而，房價急劇下跌可以讓住屋變成可負擔，這並非壞事。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必須是擴大公共住宅，而非更多私人開發商、建商。

3.至於債務問題，確實，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槓桿比率急劇增加，但這是可控的，特別是因為大部分債務集中於地方政府部門，因此可以由中央政府來出手紓困。而且中國有完整的國家銀行體系、國營企業，以及大量外匯儲備，可以應付任何損失。

4.很明顯，《金融時報》認為中國消費者物價下跌是件壞事。但基本物價下跌真的是件壞事嗎？難道過去兩年西方經濟體和家庭面對的通膨飆升，會好一些嗎？

《金融時報》和西方經濟學者不斷批評中國的另一點是：「北京承諾將其成長模式從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轉向家庭消費。這是長期以來西方政府希望的，並認為這將有助於減少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刺激全球需求。」然而「中國不僅未能實現其承諾，無法做到『再平衡』，實際上它經濟還倒退了。」《金融時報》不滿的是「三中全會公報並沒有承諾促進消費支出，或將經濟從投資與出口轉向至『再平衡』。」

然後《金融時報》將可能隨著川普在2025年再次當選總統而加劇的關稅戰責任歸咎中國。《金融時報》指「習近平和他的中央政治局，應意識到中國貿易失衡正成為愈來愈嚴重的問題。中國貿易順差在6月創下歷史新高。川普過去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曾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現在他要重新復出，中國皮要繃緊了。」很明顯《金融時報》認為中國才是貿易戰的罪魁禍首，而非美國政府嘗試遏制中國出口的成功及科技的進步。

再一次，西方媒體和經濟學家主張「再平衡」，他們意思是從目前以投資為主導、出口導向、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轉向為以消費者為主導、私部門主導的經濟模式。康乃爾大學貿易政策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國部部長普拉薩德（Eswar S. Prasad）表示：「中國經濟正陷入困境。」他說：「亟需更多刺激的措施，來提振消費、改革經濟，以恢復私營部門對中國的信心。」

但對我而言，提振消費支出或擴大私部門，恰恰不是三中全會應追求的目標。實際上，三中全會公報提醒我們，中國仍有其計劃，這不是蘇聯式的「集中型經濟」計劃，而是有針對特定產業設定目標的「指令性計劃」。公報指出，「我們要總結評估『十四五』規劃落實情況，切實搞好『十五五』規劃前期謀劃工作。」

中國正透過高附加值的科技部門快速發展其「新經濟」。最近幾年，這些部門成長速度已遠超GDP的成長速度。2017-2023年間，「新經濟」每年平均成長10.2%，比GDP整體平均成長的5.5%還要高許多。

就如《亞洲時報》（Asia Times）一篇文章所述：「西方商業媒體普遍流傳的敘事觀點是：中國補助的產業因無法盈利而損壞持股價值（Shareholder Value）－－從住宅房地產、高鐵，到電動車與太陽能板皆是如此（這也是最近一期《經濟學人》的『熔斷』主題討論的）。但中國希望從比亞迪和晶科能源（與之相映對的，美國也希望從特斯拉和第一太陽能）得到的應該是一般人負擔得起的電動車和太陽能板，而非市值達幾兆美元的公司。事實上，超高的市值反而顯示某些事情正嚴重偏離正軌。我們真的需要科技業億萬富豪嗎？還是需要的是科技本身？價值並未被破壞；它正透過更低的價格、更高品質，以及更多的創新產品與服務，積累到消費者手中。」

這現象在環境投資中顯得特別明顯。中國的碳強度正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下降。

就像《亞洲時報》作者所說：「什麼是經濟成就？什麼是價值創造？也許，只是說也許，是不為幾兆市值公司和億萬身價執行長，而是為人民生活帶來實質改善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