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反對和平統一者皆吾仇」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逝世已屆百年。中山先生同受兩岸同胞的尊崇與緬懷，他是把兩岸的中華兒女聯繫在一起的割不斷紐帶。他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至今仍然是鞭策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砥礪前行的金玉良言。因為我們的祖國尚未完全統一，民族復興尚未完全實現。

1925年孫中山抱病北上與張作霖、馮玉祥、吳佩孚等軍閥商討和平統一事宜，臨終前，就向身邊人談及和日本有關的三個重要事項，其中就涉及台灣問題。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和對台灣同胞的深切掛念，在北京鐵獅子衚衕行轅病逝。

當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已被日本殖民統治長達30年之久的台灣島時，台灣同胞悲慟萬分，紛紛以各種形式深情悼念孫中山。

當時在上海大學學習的台灣同胞，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台灣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翁澤生，於孫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在發給「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報，《台灣民報》的《哀悼中山先生》的通訊中說：「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

將五四運動的火種引入台灣的台北人、20世紀2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先驅者、台灣文學家張我軍，以「一郎」筆名在《台灣民報》發表悼念孫中山的《隨感錄》，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段中情真意切地說：「我想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實在是我們所崇拜，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歷史，他一生為自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盡瘁。他叫出來的聲，就是自由、正義之聲，又是弱小民族悲鳴之聲。唉！現在他已和我們長別了！我們往後當自奮，以報先輩的崇高遺志！」

被視為最重要的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領袖之一、堪稱台灣史上「中華民族的台灣人」之典範的宜蘭人蔣渭水（人稱台灣的孫中山），在「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刊物《台灣民報》發表由他執筆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哎！孫先生死矣！》表達了對孫中山最誠摯的哀悼：「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忍不住淚泉怒湧了！」「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

當時在北京大學就讀的洪炎秋、蘇薌雨等台灣學生，以「北大台灣學生會」的名義撰寫祭奠孫中山的輓聯，共同表達台灣同胞悲痛的心情以及渴望祖國統一的心願：「三百萬台灣剛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領導？四十年祖國未竟事業，捨我輩其誰分擔！」

1925年4月3日，在台灣從事抗日活動與文學創作、被譽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被尊稱為「台灣的魯迅」的彰化人賴和，在聞知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後，寫下了輓聯和輓詞，表達他對孫中山的敬仰和哀悼，以及反映台灣同胞渴望中華民族團結一致、祖國獨立富強的希望。輓聯為：「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泉遺恨定難消。」輓詞中說：「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使這天宇崩、地軸拆、海橫流、山爆裂、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

孫中山逝世的噩耗傳到台灣後，台北、台中、彰化、新竹、嘉義、基隆等地群眾自動集會，沈痛悼念孫中山。日本殖民當局懼怕台灣人民愛國意識覺醒，動搖其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對台灣人民的悼念活動百般阻撓、橫加干涉。

1925年3月12日，即孫中山逝世當天晚上，屏東縣中華會館在當地知名飯店日春樓開追悼會，招請了包括新聞記者在內的眾多來賓，但日本警察卻「神經過敏，趨於極端，不許台灣人赴會」，他們看到本地報社記者即驅趕至門外，竟然胡說「除中國人外不許參加」。引起與會人士的強烈憤慨。

台灣的民眾團體「有志社」決定於1925年3月24日晚7點在台北「文化講座」舉行孫中山追悼會， 準備的悼詞中寫道：「唉！大星一墜，東亞的天地忽然暗淡無光了！……四萬萬的國民此刻為了你的死日哭喪了臉了。消息傳來我島人五內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樣，西望中原禁不住淚落滔滔了。」「你在四十年的中間……那專制橫蠻的滿清朝廷的迫害，那無惡不為的軍閥的壓迫，那野心勃勃的外國帝國主義的嫉視，終不能奈何先生！」 「先生的肉體雖和我們長別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義，是必永遠留著在人類的心目中活現。先生的事業，是必永遠留著在世界上燦爛！」

日本台灣總督府在追悼會前一天就傳「有志社」的幹事到警察廳去訊問， 強令不准演講、不准致辭、不准念悼詞、不准唱悼歌，控制刁難無所不用其極，但台灣人民仍衝破阻撓，舉辦了一個「盛大而壯烈的追悼會」。

24日夜，台北大雨傾盆，街道十分泥濘，僅能容納3,000餘人的會場， 竟有5,000餘人到來，很多人只能在場外冒雨默哀致敬。「入會場者盡佩一黑布條，態度嚴肅悲戚，自7時起到10時止，無私行退場者，可見台灣人對先生之熱誠。」準備的悼詞雖然被日本警察署禁讀了，但它卻很快就傳到祖國同胞的耳朵裡，凡是讀到這一悼詞的人，莫不為台灣同胞愛祖國、愛自由、崇敬孫中山的至誠所感動。

此後每當孫中山週年忌日前後，台灣同胞都會追悼孫中山。1926年12月，在廣州的台籍學生代表洪紹潭、林文騰、張深切、郭德金、張月澄等20餘人，在中山大學成立了「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不久更名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利用報紙、宣傳文書等聯絡台籍青年從事革命活動。

1927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兩週年的日子，「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發表了《敬告中國同胞書》，大聲疾呼：「中國民眾團結起來援助台灣革命！毋忘台灣！台灣的民族是中國的民族！台灣的土地是中國的土地！孫中山先生精神不死！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1927年，仍有四千多人不顧日本殖民當局的壓制，慨然參加台灣「有志社」在台北「文化講座」舉行的孫中山逝世兩週年紀念會。在這次紀念會上，蔣渭水演講孫中山的歷史與主義時，向台灣同胞呼籲：「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1929年，孫中山靈柩安葬南京，台灣各地又掀起了悼念孫中山的新高潮。這充分說明孫中山對台灣同胞的影響和台灣同胞對孫中山的崇敬是非常深刻的。

蔣渭水領導的「台灣民眾黨」得知國民政府將於1929年6月1日在南京舉行孫中山奉安大典後，派正在上海的謝春木和王鐘麟赴南京，代表台胞敬獻花圈，台灣島內同時有民眾西向路祭遙拜孫中山奉安而與日警發生衝突。

1945年台灣光復後，台灣社會各界人士自發組成「台灣光復致敬團」，由霧峰林獻堂任團長，團員有李建興、葉榮鐘、陳逸松、林為恭、丘念台、陳炘、林憲等15人回到祖國大陸參訪，表達對台灣光復、回歸祖國的感激之情。1946年8月29日。致敬團一行由台北飛抵上海，翌日即前往南京敬謁中山陵。團員之一、作家葉榮鐘甚至將謁陵的經歷寫成詩作《南京謁中山陵》：「雲海茫茫路幾千，首都今日拜先賢。瓣香默禱邦基固，不訴心酸五十年。」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在從事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多次談到中國統一問題。

孫中山認為。「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但統一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近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為了瓜分中國版圖，統治中國人民，分別導致組成不同派系的軍閥混戰，導致方「兵災迭見。市廛騷擾，閭里為虛，盜匪乘隙，縱橫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苦之情狀怵目恫心」。孫中山認為。只有實現統一，能使財政、實業、教育等方面步入正軌，實現國家強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幸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孫中山還多次談到中國的統一對於整個世界的積極意義。他在接受日本記者採訪時指出，倘若中國不能夠實現統一，持續戰亂，則東亞便要大亂，世界不能和平。他進一步指出，將來中國實現統一強盛起來，也「決不能走『去滅人國家』的帝國主義老路，而是要把『濟弱扶傾』作為自己的國策」。他堅信，中國人民完全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具有「仁愛的好道德」。

孫中山認為，「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的使命」，「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別人瓜分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和不可動搖的民族」。為此，中國「各政黨不應計較彼此間的分歧，應共同致力於全國各方面的團結」。各政黨「惟當以國家為前提，不應以意見相傾軋……固守政爭、私見，借政黨之名，行傾軋之實，報復無已，國家必隨之而亡」。不僅如此，國內政黨「如果各自為謀，不以國家為前提，無論外人虎視眈眈，瓜分之禍，迫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謀，離心離德，亦難有成」。

面對中國當時山河破碎、軍閥混戰的局面，孫中山深刻地指出，「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第一點就是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是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他嚴厲駁斥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指出它們「總是以那些條約為護身符，總是利用那些條約來擾亂中國，不許中國統一」，但這是辦不到的，「和平統一是內政問題」，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列強干涉。

孫中山認為，實現國家統一，首先要盡一切可能採用和平的方式。「竊以為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獲已，不宜輕假兵戎」。如果「真是和平統一了，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他多次呼籲，「凡是贊助和平統一者皆吾友，反對和平統一者皆吾仇」。在辛亥革命中，他為推動統一大業，不計個人得失，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並坦言：「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餘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於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州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

1924年10月，馮玉祥電邀孫中山赴北京共謀南北統一，孫中山不顧疾病纏身，毅然北上。他對身邊的同志說：「我身體已不太好，北上不管承擔什麼風險，就是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他向國內外宣告，「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他表示，為了和平統一，「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功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武力的計劃可以放棄；不但放棄武力反對的計劃，並且放棄西南的地盤。」「為謀統一之故，余當以寬大為懷，不究既往」。

孫中山雖然力求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但從未放棄軍事準備，並強調革命的武裝是促成統一的重要基礎。他表示，「國家未定，則吾人須有不可侮之實力，質言之，即是武力」。如果「和平絕望，轉移之術惟出於戰之一途」，「和平統一，只為片面之要求，強敵在前，果非文辭所能禦……兵為防守，不為爭權，雖折衝疆場，為興義師，而終不背和平主旨」。「欲統一中國現狀，勢不能不藉武力，……藉言論或妥協統一，恰如沙上樓閣，行即崩潰，復陷於四分五裂之狀也，明甚」。不放棄武力計劃，正是為了創造和平統一的機會。「所以籌謀計劃，反抗武力」，目的就是「來造成這個機會」。為此，他強調必須加強革命政權、革命軍隊的建設，反對任何削弱革命政權和革命軍隊的行為。

武昌起義後，全國許多省分紛紛響應，宣告脫離清政府「獨立」。對此，一些人主張，中國也應採用美國的聯邦制形式，甚至認為，美國之所以富強是因為採取聯邦制的結果。孫中山雖曾表示贊同，但極力反對任何有悖於國家統一的主張，認為聯邦制也必須在一個中央政權的領導之下，確保中國的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的統一」。

後來出現了軍閥混戰、國家分裂的局面，孫中山更是深感聯邦制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一旦實行，只會加劇中國分裂。他認為，「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而按照美國的聯邦制，允許各省自定憲法。「質而言之，就是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至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都是一樣的盲從，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他明確指出，「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不是有利於中國的，是有利於個人的，我們應該分別清楚」。

孫中山1912年1月1日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提出，中央與各省之間要「調劑得宜」；8個月後發表《國民黨組黨宣言》，明確提出，「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中之制」。

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終堅持國家統一思想。早在1903年，他就曾抨擊列強陰謀分割中國領土的妄言，指出中華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宣言中，宣佈新成立的共和國「當成為統一獨立與興盛之國家」，施政方針是實現「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內政之統一」，堅決反對任何分裂中國的圖謀。

中山先生所以將實現中國統一視為「根本要圖」原因有三：一是國家統一早已積澱為中國的歷史意識，他說：「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之中，正是這種意識才使我們能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儘管它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二是實現國家統一符合全體國民的普遍期望，他指出統一「是全國人民現在的心理」，因為「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三是只有統一，中國才能真正強大起來。他強調統一與否是國之大事，關係到「中國存亡」和「長治久安」。並且在中國處於積貧積弱的狀況時，他堅信中國實現統一，「將來定可成為世界一等強國」。

孫中山是國共兩黨都高度評價與隆重紀念的民主革命先驅 ，是兩岸同胞都尊崇和緬懷的偉人，是兩岸歷史脈絡的唯一共識，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旗幟，是兩岸跨越藩籬的橋樑。

在紀念和緬懷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之際，我們要鄭重呼籲中國國民黨早日回歸孫中山路線，順從時代潮流，跨越歧見，求同化異，共謀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則民族幸甚！百姓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