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的合縱與連橫

《外交事務》5-6月份一期刊登前拜登政府常務副國務卿，「亞太戰略再平衡」倡議者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與前拜登政府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聯手撰寫的文章，標題《低估中國：為何美國需聯盟級新戰略來抵銷北京不衰的優勢》，提出一個當代國際關係領域值得深思的論點：美國或正陷入又一次對華「誤判」－－從「忌憚與恐慌」轉向過渡的「鬆懈與樂觀」。兩作者批評了美國近年快速轉向的心態，過去誇大中國可能一舉「超越美國」的勢頭，如今又篤信中國種種經濟和社會難題足以遏制其崛起。這種「從極度悲觀到盲目樂觀」的反復擺盪，在他們看來很可能導致危險的戰略誤判。

作者認為，要在大國競爭中成功，必須進行客觀的全面評估。然而，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始終在兩個極端間搖擺。數十年來，美國人見證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以及不斷增長的地緣政治抱負，不少人預感中國終將超越一個在戰略上分散、政治上失能的美國；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分析人士認為這一時刻已經到來。但僅僅幾年後，鐘擺又盪向另一個方向，疫情後的中國並未迎來經濟復甦，北京面臨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過去難以想像的青年失業問題及持續加深的經濟停滯。與此同時，美國則在強化盟友關係，在人工智能等技術領域取得重大突破，並享受著經濟繁榮，失業率創歷史新低的同時，股市創下歷史新高。

一個新的共識正在逐漸形成：一個人口日益老齡化、發展速度減緩、行動變得遲緩的中國，似乎難以追上正在上升的美國。華府也從悲觀轉變為過度自信。然而，正如過去的失敗主義是錯誤的，這種凱歌式的樂觀主義同樣潛藏危險，它可能低估了中國的潛在和現實力量。過去一世紀，中國是GDP唯一能超越美國的競爭對手。

在若干關鍵指標，中國已領先美國。經濟領域，中國的製造業能力是美國的兩倍；技術層面，從電動汽車到第四代核反應堆，中國全面領先；每年申請的活化專利和廣泛引用的科學論文數量均超過美國；軍事方面，中國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海軍，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32倍，導彈庫存遠超美國，還掌握了全球最先進的高超音速技術。即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體制面臨挑戰，戰略上仍將對美有巨大威脅。

隨著生產效率的逐漸接近，那些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經濟規模龐大的國家，通過規模化生產，有望超越那些早期發展的國家。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上個世紀，美國正是其一：它借助歐洲的工業化浪潮，依靠龐大的國土面積和人口優勢，最終超越英國、德國、日本，甚至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現今，中國正從這種歷史動態中獲益，美國則面臨著技術上被超越、經濟上去工業化、軍事上被擊敗的風險。當今中國具備美國至少無法僅憑己力實現的規模優勢。因此，在這場錯綜複雜的全球競爭中，華府若選擇單打獨鬥是極不明智的，如選擇退守西半球，則等同將世界其他地區讓與一個正積極介入全球事務的中國。

美國現行的聯盟政策已無法適應現實的挑戰。此一政策根植冷戰思維，在過去80年裡因慣性存在。它通常將盟友視為依賴者：是接受保護而非共同塑造未來的合作夥伴。夥伴有用也常被視為麻煩製造者。這種模式已不再適用。為實現戰略規模化，美國必須將聯盟架構從被動管理的關係網絡，轉為共同的軍事、經濟和技術能力的建設平台。

這種轉變或意味著：日本和韓國參與美國軍艦的建造，台灣地區協助美國建立半導體工廠，美國則向盟友開放最先進的軍事技術。針對中國的關稅或監管壁壘，所有成員整合市場。這樣一個以美國為領導核心，結構明確，系統互聯的聯盟，可形成中國難以單獨匹敵的整體優勢。

然而，這一戰略路徑要求美國外交政策從傳統的「指揮－控制」模式轉為「能力為中心」的新型治理策略。這種對權力構建和運用方式的根本轉變，是在一個美國已不再享有絕對規模優勢的世界中實現戰略成功的必要條件。當中國利用其實際優勢和體量進行戰略佈局時，美國必須依靠盟友凝聚力和集體影響力來應對挑戰。借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必將各自滅亡。」

許多人將「美國經濟總量將繼續超過中國」的判斷當成美國優勢的有力證據，這與幾年前的普遍預期相悖。正如經濟學家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在其對GDP比較的分析中指出的：「美國人不該因其按市場匯率計算的GDP超過中國而感到欣慰。」若採用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約在10年前已超過美國，如今約為30萬億，美國則為24萬億美元。以這一方法衡量，如只考察商品，中國的生產力是美國的三倍，超過排在其後的九個國家的總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20年裡，其全球製造業份額增長五倍，達30%，美國的份額則縮減一半，降至15%。聯合國估計到2030年，將擴大到45%對11%。中國在許多傳統產業中居領先地位（水泥產量是美國的20倍，鋼鐵13倍，汽車3倍，電力2倍），中國在越來越多的高端領域也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儘管在美國傳統強項的生物科技和航空領域尚在追趕，「中國製造2025」已經實現了令人矚目的進展。

中國如今生產全球近一半的化工產品和船舶，超過三分之二的電動汽車，超過四分之三的電池，80%的消費級無人機，90%的太陽能電池板與關鍵精煉稀土礦物。為確保並擴大其主導地位，北京還在持續推進相應部署：中國負責全球一半的工業機器人安裝（是美國的七倍），在商業化第四代核能技術方面領先全球至少10年，計劃在未來20年內建造100座以上反應堆。上次主導全球製造業的大國，是1870年代至1940年代的美國。

美國觀察家往往低估中國的創新能力，誤以為它只是簡單地複製和再現西方的發明。事實上，與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曾經的崛起一樣，中國的製造能力為其創新優勢提供了堅實基礎。國家投資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中國龐大的人口則提供了深厚的人才儲備和規模優勢。根據 「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的一份最新報告，在未來十大戰略產業中的六個領域，中國處於全球前沿，甚至領先。

中國在工業和創新領域的實力，可隨時轉化為軍事能力。中國海軍已是世上規模最大的，未來五年內還將增加65艘艦艇達435艘左右，美軍則約300艘。中國快速提升艦艇打擊能力，10年前垂直發射系統單元的數量僅為美國十分之一，2027年時有可能超越美軍。

儘管在航空領域仍落後美國，中國已突破長期以來的技術瓶頸，實現噴氣發動機的生產，還在迅速縮小差距，每年已可生產100多架第四代戰鬥機。在大多數導彈技術領域，中國可能領先全球：世上首款反彈道導彈，空對空導彈的射程令人驚嘆，常規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的庫存量居全球首位。並且，在越來越多軍事前沿領域，從量子通信到高超音速技術，中國已領先任何競爭對手。

中國確實面臨諸多挑戰，但其意義往往被誇大。如人口結構問題，長期內或構成難題，但在與美國競爭的中期（即更為相關的時期）仍屬可控，由於毛澤東時代嬰兒潮一代的孫輩正陸續進入勞動市場，中國出現了一種「代際回聲」現象，這使得儘管整體人口老齡化，15歲以下人口的總數在2010年與2020年兩次人口普查之間反而增加3,000多萬。

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崩盤無疑拖累了經濟增長，但北京正將這一領域抽離的信貸投入產業，從而提升了中國的競爭力。同樣，美國企業雖然繼續佔據更多的利潤份額，也主導著市值排名，但中國企業則往往追求不同的目標，它們願意通過虧損來獲取市場份額、擠壓競爭對手出局。

對於華府而言，任何嚴肅的長期競爭戰略都必須圍繞三個基本現實展開：第一、規模至關重要；第二、中國的規模前所未有，美國歷史上從未面對如此龐大的對手，而且中國自身的問題不會在任何一個相關的時間範圍內，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現實；第三、唯一可行的路徑是採取一種全新的聯盟方式，讓美國自身也能擁有可以匹敵的規模。

這意味美國如今對盟友的依賴程度遠超以往。二戰結束以來首見，美國搞聯盟不再是為了「投射」力量，而是為了「維持」力量。

冷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友在綜合實力上遠勝蘇聯。如今，澳洲、加拿大、印度、日本、韓國、墨西哥、紐西蘭、美國以及歐盟加起來的經濟總量為60萬億，而中國僅為18萬億美元，前者以市場匯率計算是後者三倍多，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仍是其兩倍以上。這一聯盟大約佔全球製造業總量一半（中國約佔三分之一），在活化專利與被引用學術論文數量也遠超中國。在國防開支方面，這一聯盟每年支出約1.5萬億美元，是中國的兩倍左右；它還將取代中國，成為幾乎所有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當前中國是全球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這一由民主與市場經濟國家構成的聯盟，無論從哪一個維度來看，都具有超越中國規模的優勢。但如果這一力量未能實現協調，它所擁有的優勢將仍是「理論上的」。因此，釋放這一聯盟的潛力，應成21世紀美國治國理政戰略的核心任務。

這些聯盟關係以前過於依賴一種設定：即美國負責提供安全保障，其他國家僅提供政治支持，或在最好的情況下提供一些「專長能力」，總體上以「安全」為中心，著重於威懾、部署與安撫，但在經濟協調、產業整合和技術合作方面仍屬次要。這一傳統模式根本無法應對一個像中國這樣具有體系性挑戰的對手，不足以應對當前的時代要求。

近幾十年來，美國在處理聯盟與夥伴關係上的方式受到戰略慣性與結構等級制的共同影響。如今，美國必須將其聯盟轉變為一個可以在所有關鍵領域（不僅僅是軍事）生成共享能力的平台。實現這一轉型，需要美國與夥伴在相互依賴上協調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甚至會感到不適。

烏克蘭戰爭提供了清晰的教訓：美國難以具備足夠能力單挑中國。儘管來自無人系統等新興企業的創新令人鼓舞，但真正的「規模」，特別是在傳統武器系統方面，需要通過與貿易的聯合生產和更深層次的產業融合來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民主兵工廠」已不太可能重現。取而代之的，應是歷史學者阿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所說的「民主國家兵工體系」：一個以聯合生產、共享創新和整合供應鏈為基礎的網絡化防務工業體系。

過去，美國具備向他國「單向輸出」能力，如今，為了實現規模必須實現「雙向流動」，包括盟友在美國本土的投資與製造。拜登政府已經採取了一些初步措施，如讓日本維修美國的驅逐艦，儘管規模尚小，但展現出合作的可能。更具雄心的措施可能包括：與日本和韓國的造船企業開展合資項目（它們的生產效率是美國企業的兩到三倍）；促成歐洲導彈製造商與美國企業合作；吸引日本和台灣地區的企業在美國本土生產。

在全球層面，美國可以推動新版「關島原則」（尼克森在越戰後提出的一項戰略，主張將責任更多地下放給地區夥伴。）新版的原則將賦予地區國家更多主導權，如澳洲主導太平洋島國、印度主導南亞、越南主導中南半島、尼日利亞主導非洲事務。在實踐中，這意味著當一個南亞國家面臨挑戰時，美國應當聽取印度的判斷，決定如何維護地區穩定，對抗中國影響，而非推動自身偏好的方案。

川普對美國盟友發出了尖銳的抉擇與赤裸裸的威脅。可以理解的是，許多國家如今可能不願意在短期內再次將自己與華府進一步捆綁。

一些美國關鍵盟友已考慮向華府「宣佈獨立」（包括發展核武器、建立新的區域集團、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一些國家甚至因國內對美壓力反彈而考慮與中國更進一步改善關係，即令這可能嚴重損害其產業或國家安全。美國正將「自由世界」撕裂，也可能錯失達成規模優勢的最佳途徑。正當華府有意無意背離盟友，中國卻在積極打造屬於自己的陣營。當一些美國戰略人士鼓吹通過所謂「逆季辛吉戰略」，拉攏俄羅斯、製造中國與其夥伴的分裂，北京也在利用西方聯盟內部，尤其美歐間裂縫。華府可能最終與歐洲分道揚鑣，中國卻與俄羅斯愈發緊密。如說中國近年來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曾無意中幫了美國一把，那麼如今美國本身也在陷入「外交好鬥主義」，無端為中國扮演「體面與理性」提供舞台。 中國成了昔日英國的美國？

兩位作者最後認為，如果美國不去與他國共建規模，反而退守西半球，拆解自己的同盟網絡，美國將如同昔日英國，被一個擁有前所未有規模的大國壓制。未來的世界將不再是單極世界，而是多極格局，中國將是其中最強者，甚至在某些領域超過所有其他強國的總和。屆時，美國將變得更弱、更窮、影響力更小。

儘管如今一種低估中國、誇大美國的共識正迅速形成，但這種思維與過去反復出現的誤判如出一轍。對美國自身軌跡的過度樂觀，反而可能助長一種「單邊主義」的傾向，甚至越來越公開地認為美國的盟友與夥伴要麼可有可無、要麼價值被高估，而實際上，這些國家恰恰是面對強大對手時達成規模的唯一路徑。

成功需要比拜登政府此前的「親盟友政策」走得更遠、更有雄心，同時也必須徹底摒棄川普時代內政「美國第一」的孤立主義思維。

兩位作者闡述了美國自身難以具備足夠能力，獨自支撐一場與中國的長期衝突，必須建立民主和市場經濟國家聯盟合圍中國。兩位作者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川普揮舞關稅大棒，用粗鄙語言羞辱各國元首，揚言併吞格陵蘭島和加拿大、收回巴拿馬運河，搞得眾叛親離，當下有誰願與美國捆綁一起？5月4日，第28節東盟和中日韓（10+3）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義大利米蘭舉行，會議的聯合聲明寫道，「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成為全球貿易的重負，導致經濟分裂」。

會議聯合聲明甚至直指美國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值得警惕。因此，兩作者的設想猶如鏡花水月。退一萬步想，即使包圍圈形成，中國就束手無策？中國不結盟，但朋友遍天下，中國完全可以用結伴突破美國的結盟。中國是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的重要成員，是全球南方的首要支柱，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更有152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簽署，中國是 「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和 「金磚開發銀行」的最大出資者，中國不是前蘇聯，中國完全融入世界，與世界各國有密切關係，美國合圍得了？

坎貝爾和杜如松，與其說是對川普獻策，不如說是對民主黨政府的肯定，從歐巴馬到拜登，兩位民主黨的總統不就一直在組織對中國的包圍圈？今天的美國，借用《紅樓夢》中描寫榮國府的話，「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兩作者見昔日英國給美國壓制，唯恐中國成為壓制美國的「大國」？是以霸道思維度有王道傳統的古老中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