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重要牽引

一、經濟規劃：從倍受貶抑到典範之一

「經濟」是人類生存和生活的基礎，然而人們的經濟活動也深受人類政治制度的影響，由於「政治」一直被認為是對「國家資源的權威性分配」，美國政治學家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的定義，指的是政治系統透過權威性的方式，決定社會上的各種價值，如財政預算、公共服務、土地使用等有限資源如何分配給社會成員。 這個過程涉及誰能得到什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的問題。所以誰或那一個階級掌握了國家的政權，便可以公開、合法地為其謀利。在近代西方歷史上出現兩種典型的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一種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居主導的國家，他們實施自由經濟制度，強調市場經濟，是經濟活力的來源；主張「小政府」即政府不應大有作為，一切依賴市場經濟那隻「看不見的手」，主導國家經濟的發展，調和社會階級的矛盾，政府只擔任裁判的角色。另一種即「計劃經濟」，強調政府為主導的國家經濟發展的主體，市場是輔助性質，此一類型的經濟發展也根據政府干預的程度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結果，如二戰之後的蘇聯和中國實行的其實是「指令型經濟」，這是一種高度計劃性的經濟體制，在這種體系下，全國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財產制度，政府對全國所有的經濟事務進行規劃，包括「生產」、「分配」以及「消費」等各個方面，全方位都是根據國家年度的經濟計劃去推進。然而以當時的國家綜合條件來看，「指令型經濟」是極困難的要求，是以在二戰後雖有近三分之一國家實行五年「計劃經濟」，普遍將「五年計劃」作為推進工業化的手段，形成了「計劃化浪潮」，但這些國家大多又由於種種原因放棄了五年計劃。只有中國堅持了計劃經濟的發展策略，而且獲得了國家現代化的成功。中共更以「中國式現代化」名之，在全球的發展中國家、南南國家均獲得極大的迴響。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之外，另一種國家現代化的「典範」。而中國的「計劃經濟」之所以一枝獨秀獲得成功，完全得利於其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設計和堅持與時俱進、活學活用、適應國情地對待社會主義意識型態。

二、理解「五年規劃」

（一）「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的關鍵鑰匙

「五年規劃」毫無疑問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得以成功的「關鍵鑰匙」，中共的「計劃經濟」構想自1951年開始編制，二年之後第一個「五年計劃」於1953年到1957年開始正式實施，「一五」計劃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毛澤東回顧說：「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此後，中共在治理國家上就十分依賴「五年計劃」對國家建設、發展的作用。當年毛還不嚴謹地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此後迄今，中共連續製訂了十四個「五年」為一期的國家建設設想，推動了中國有序有效地高速發展。

從宏觀的計劃目標來看，「『一五』（1953-1957）期間，一口氣建設了數百個大型的工業項目。」中國第一輛汽車、第一架噴氣式飛機、武漢長江大橋等從無到有，帶來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二五」（1958-1962因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造成計劃生變，1962-1965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三五」（1966-1970）期間成功完成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試驗。「四五」（1971-1975）以「狠抓戰備，集中力量建設戰略後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點、各自為戰、大力協同的經濟協作區，初步建成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五五」（1976-1980）目標是在1980年「建成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之後「六五」（1981-1985）「七五」（1986-1990）時期的奮鬥目標是到1990年，實現了基本解決人民群眾溫飽問題﹔通過「八五」（1991-1995）「九五」（1996-2000）時期經過十年的專注努力，到2000年，「我們黨實現了讓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的奮鬥目標」新世紀開始的「十五」（2001-2005）到「十三五」（2016-2020）時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實現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於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實現在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

從經濟總量看，「六五」之初的1981年是4,930多億元，而「六五」之末的1985年已達9,000多億元﹔「七五」之初的1986年是10,000多億元，而「七五」之末的1990年已達1.8萬多億元﹔「八五」之初的1991年是2.2萬多億元，而「八五」之末的1995年已達6萬多億元﹔「九五」之初的1996年是7萬多億元，而「九五」之末的2000年已達近10萬億元﹔「十五」之初的2001年是11萬億元，而「十五」之末的2005年已達18萬多億元﹔「十一五」之初的2006年是21萬多億元，而「十一五」之末的2010年已達41萬多億元﹔「十二五」之初的2011年是48萬多億元，而「十二五」之末的2015年已達68萬多億元﹔「十三五」之初的2016年是74萬多億元，而「十三五」之末的2020年預計突破100萬億元。2025年約140萬億人民幣，年均實際增長率約5.5%，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

從國家總體發展階梯規劃來看，此種「計劃」式國家總體發展的目標也十分明確：「一五」是初期建起了中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二五」碰上「大躍進」的極左冒進政策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未按原計劃推動，其中1963-1965年不得不實施「國民經濟調整」目標，恢復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的經濟損失。至「三五」到「五五」三個計劃，其目標在相對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後，中共接續編制和實施了「六五」計劃，並將「國民經濟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從「六五」到「八五」強調以改革和開放為動力，其核心目標是追求經濟增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九五」到「十二五」規劃，目標是為實現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並從「十一五」規劃將「計劃」更名為「規劃」。以符合中國發展的需求。其目標是「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還強調可持續發展，並提出「科學發展觀」發展理念糾正以往的發展偏差，回歸「以人為本」的發展﹔「十三五」規劃則強調「五大發展理念」－－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和共享發展。「十四五」則以科技自立自強為核心，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強調綠色低碳轉型和生態文明建設；以及聚焦改善民生、提升社會治理效能，並提及2035年遠景目標。

大陸學者王一鳴強調「五年規劃並非中國獨有，也不是中國首創，然而堅持接續編制和實施五年規劃的唯有中國。五年規劃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色鮮明的實踐，深嵌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中。」其實中國「規劃」，不僅僅在於「引領國家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是國家宏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效管理工具」。「規劃」被認真執行，而且成功推動了中國的國家現代化的實現。

（二）對「規劃」的再認識

中共的國家發展「計劃」之所以一如馬拉松的接力賽，可以一棒一棒持續接力，主要的原因，自然歸功於中共堅強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至在「規劃」可以依據黨的目標，設計不同時段的階段性目標，逐次前進，同時「規劃」之制訂過程的反覆而嚴謹的科學決策流程，加上中國式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過程，故而獲得成功。在以往十四次的經濟規劃中，存在一次重大改變及二次關鍵性的調整，對計劃型經濟發展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次重大改變是1992年鄧小平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次名稱的調整：一是「六五」計劃時，將「國民經濟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二是「十一五」時，將「計劃」更名為「規劃」。

重大改變：自從中共建立政權，自1953年學習蘇聯採取「指令式計劃經濟」起，便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完全對立，相互排斥；改革開放之後，恢復「商品經濟」，依然在「計劃經濟」嚴格的約束之下，鄧小平1985年10月接見外賓時再提「應該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但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1988年中共開始對當時混亂的經濟環境和經濟秩序進行治理整頓；1989年國內發生了政治風波，國際上則出現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重大事件。這些變化要求中共在經濟改革的理論上，必須明確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係。1991年初，鄧小平進一步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在1992年初的南方談話中，他更加明確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此後，中國的生產力、市場能量均得到極大的釋放，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也一路長紅。1986年GDP突破人民幣1兆元，2001年突破10兆、2006年突破20兆，2008年突破30兆，一路趕過了法、英、德等國，坐穩第三大經濟體，2011年又超越了日本，成為排名第二的經濟體，但如果不是1990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些成就很難想像。

名稱的調整：

第一、「國民經濟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公文匯網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國民經濟計劃」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開始注重推動經濟社會協調有序發展。」進一步理解可以發現從「一五」到「五五」中國對國際格局的判斷是世界處在冷戰，中國並不安全，美國在圍堵中國，蘇聯在威脅中國，是以追求傳統意義的國家安全是當時中共最大的關注，所以一切服從國家安全，服從國防備戰的需要，「國民經濟計劃」出現「重視工業，輕視農業」，即所謂「重工輕農」；在工業部分則「偏重重工業，輕忽輕工業」，即所謂「重重輕輕」。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中美正式建交，中美合作，兩國關係進入「蜜月期」，中國的安全壓力驟減，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入提高人民生活，以因應開放大趨勢。所以「開始注重推動經濟社會協調有序發展」。將「社會發展」納入規劃中，強調經濟發展應與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城鎮化、工業化等社會結構轉變同步進行，更名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不僅僅是名稱的調整，更代表中共指導國家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的重大改變。具體而言，有以下三個方面的不同。

首先、發展的目標不同，前者（指「國民經濟計劃」，以下同）以國家自主安全為目標，對美蘇兩強可能的入侵野心有相對嚇阻能力；而後者（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下同）是以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為主要目標，所以有「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說法。

其次、發展的依賴路徑不同：前者著眼國家優先，一切發展先滿足、先保證集體的需要，然後才是個體的需求；後者則既著眼國家整體，也要不忘初心，服務人民。一切發展除保障集體的必要，更必須滿足人民福祉，必須保證人民需求。

其三、發展的重心不同：前者著眼重工業，因此，國家的投資絕大部分在重工業項；而後者其目標變關注經濟增長，並拓展到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到現階段則不僅追求GDP增長，更關注民生改善、社會福利、城鎮化進程以及環境保護等社會發展指標。計劃內容不再僅限於經濟部門，也涵蓋了教育、醫療、環保、文化等社會領域，使規劃更具系統性和整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