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將走向自我孤立

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上任後面臨諸多挑戰，接受德國之聲記者鄒宗漢訪問時，她重申「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一中憲法』。在憲法法理裡，我們就是中國人，當然，我們也都是台灣人，再往更高、更大的層面，在文化上、在歷史上，我們也都是中國人。」這樣的論述不僅被民進黨抹紅，在國民黨內也飽受壓力。近年來，「中國人」三個字彷彿成了台灣社會的禁忌。許多國民黨政治人物不敢公開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許多國民黨政治人物怕說「我是中國人」？

「中國」一詞早已高度政治化。凡是公開說「我是中國人」的，立刻可能被貼上「統派」、「舔共」的標籤。政治人物往往認為這種標籤足以致命。因此，許多國民黨人選擇語言自我審查。他們在公開場合避談「中國人」。但是，他們並未察覺：這個政治風險是來自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啟動國家認同改造工程，長期透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機構所設下認知陷阱，對台灣人民進行認知戰的結果。

民進黨政府在學校教育課綱與文化政策上推動「去中國化」。歷史教育不再以中華文明為主軸，而強調「台灣主體性」。年輕一代在學校裡學到的中國歷史，被定位為「外國史」。這樣的教育轉變，使得「中國人」在新世代心中不再是血緣與文化的自我認同，而是地理與政治上的「外國人」。

社會教育方面，民進黨透過親綠民調機構，進行有關國家認同的民意調查，導引民眾在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做出選擇，調查結果再透過學校教育課綱、教科書以及媒體廣泛報導。例如，教育部長期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長期調查，20年來認同「我是台灣人」的民意比例升至九成，「我是中國人」比例降至一成，「既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則在約三成徘徊。

其實，「中國人認同一成」、「台灣人認同九成」的民調結果相當缺乏信度與效度。筆者曾連續五年接受該中心專案民意訪談。見證該訪談題目的語意陷阱：「在一般情況下，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筆者數度向訪談員反應，「中國人」這詞至少具有政治、文化、族群三種語意，問卷為何未定義？既然「中國人」涉及多義，應該分別設計民調題項，否則嚴重違反學術方法與倫理。

國民黨長期主張「中華民國在台灣」，但在民進黨執政後，「台灣」逐漸取代「中華民國」成為官方與社會主要用語。這導致國民黨陷入語言矛盾：若強調「中國人」身分，容易被民進黨與綠營營造的輿論攻擊為「親共」；若改口說「台灣人」，又被深藍支持者批評「失根」、「背叛中華民國」。

這種「左右不討好」的困境，使國民黨在政治語言上愈來愈模糊。許多政治人物乾脆選擇沉默或轉移話題，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以避開敏感身分認同的陷阱，卻已提供民進黨十足的彈藥，帶領台灣人走上「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走上自絕於中國人的台獨不歸路。國民黨必須儘速回歸中華民國憲法，設法撥亂反正，揭穿民進黨的國家認同改造工程是騙局，勿陷其所設下的認知陷阱，終結民進黨定義的「自絕於中國人」。

一、身分血脈的流失

民進黨以「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引導台灣社會主流論述。這句話在年輕世代中幾乎成為政治正確的語言，象徵著與北京政府的切割，也代表台灣主體性的堅持。然而，當「台灣人」與「中國人」被設定為互相排斥的身分時，問題便不再只是政治立場，而是身分血脈源流的自我否定。台灣人若全面自絕於「中國人」身分，雖然贏得一場政治身分的勝利，卻是身分血脈源流的流失。

二、文化血脈的斷根

台灣文化的主體雖受日本殖民、國民政府遷台、民主化運動多重影響，但其思想底層仍是中華文化的延伸。無論是儒家倫理、詩文教育、節慶習俗或語言書寫，皆可追溯至中國歷史的長河。當「中國人」成為負面詞彙，自絕於「中國人」，許多文化傳統將「被消失」，導致台灣社會價值觀出現真空。尤其，教育改革後的課綱淡化了中國史，年輕世代對自身文明脈絡的理解逐漸模糊。過去「四書五經」傳遞的家、國、天下的倫理觀，被「地方主義」論述取代。文化血脈將陷入「無根」的狀態：既非中國文明的繼承者，也未有足以支撐國家認同的新文化體系。這種「文化認同真空」使台灣的政客更容易依賴操弄敵意與仇恨，進行群眾政治動員，而非建構共同文化價值理想。

三、外交的孤立

台灣人自絕於「中國人」的結果，在國際法與外交空間將進一步陷入困境。“China”仍是目前聯合國會員國與常任理事國的正式席位名稱，並非“the People's of Republic China”。聯合國絕大多數國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無論出於現實或外交考量，都不願挑戰北京的主權敘事。當台灣人自我定位為「非中國人」時，國際社會更難找到合理的法律依據支持台灣「脫中自立」，導致台灣在主權主張上陷入更深的矛盾。如近幾年民進黨政府意欲將對外辦事處以「台灣」取代「台北」，屢屢陷入困境。

四、社會兩極化

「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自絕於「中國人」的認同對立，導致台灣社會的兩極化。主張「我是中國人」、「兩岸一家親」或「中華文化傳承」者，常被扣上「親中」、「賣台」的標籤；而支持「我是台灣人」、「台灣主體」者，則被視為唯一的「愛台」。如此，公共政策論述變成忠誠測驗，言論自由空間被壓縮，民主多元理性逐漸退場，社會陷入內耗。

五、文化歸屬失根

台灣人自絕於「中國人」不僅是政治選擇，也是一種心理現象。台灣社會長期使用中文、書寫漢字、過農曆年、拜中國神、讀唐詩宋詞等，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的具體表現。當政治語言要求民眾「否定中國」，卻又無法否認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時，心理便產生「自我分裂」，產生文化焦慮：一方面追求台灣主體性，另一方面缺乏文化歸屬感。久而久之，對語言、宗教、歷史乃至道德價值的共識將消解，社會變得浮動、焦躁而失根。

六、經濟雙重邊緣化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時代，台灣仍高度依賴大陸市場。據財政部統計，兩岸貿易金額占台灣總貿易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台灣人自絕於中國人」若被北京政府制度化抵制，兩岸經濟勢必被迫脫鉤，對台灣製造業與中小企業將造成沉重壓力，即使轉向東南亞市場也難以取代中國大陸市場。人才與技術選擇赴陸發展往往被貼上「親中」標籤，轉向歐美投資發展又成本高漲。對中國大陸保守，對西方又難融入，台灣經濟勢必形成「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七、和平紅利喪失

從國際戰略角度看，「自絕於中國人」使台灣喪失兩岸和平的緩衝。北京視此為法理分裂的前奏，因此，加大軍事壓力與外交孤立手段。原本存在的「模糊地帶」被迫清零，台灣逐漸失去戰略模糊的空間。同時，台灣在安全上更加依附美、日體系。美國以防衛承諾作為政治槓桿，實質上強化台灣對美國的依賴。當「台灣人」的政治身分建立在「反中」之上，台灣便不再是兩岸之間的橋樑，而成為美中對抗的前線，和平紅利將消失，意味著戰爭風險上升，終將以戰爭作為代價。

八、結 語

台灣確實需要主體性，但主體性並非建立在否定「自己是中國人」之上，主體性應該是政治、文化、族群意識並存。台灣人真正的未來在於是否仍願意作為中華文明的延續者，並以理性與包容的方式面對歷史。

民調機構應回歸專業，秉持嚴謹與中立的原則，而非「拿錢辦事」刻意設下民調語意陷阱，為特定政黨進行國家認同改造。台灣社會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結構，調查問卷應從政治、文化、族群等三個層面分別設計，並分別說明其語意，調查結果才具學術可信度，也能真正反映民意的多元與變化。

立法院藍白立法委員必須全力藉由預算審查，制止教育部、文化部、政治大學，以及政府委託或補助的媒體，以及民調機構繼續推動「去中國化」政策。尤其，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長期接受教育部專案經費進行民意調查，卻刻意設下民調語意陷阱，為民進黨進行國家認同改造，建構台灣國鋪路，必須制止。

國民黨及政治人物，必須在鄭麗文主席的帶領下團結一致，勇於捍衛「中華民國憲法」，勇敢重新定義「中國」，堅定自己的身分「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進而善用詮釋中華民國憲政法理的「中國元素」，抗衡民進黨的台獨文化，以自由與民主的視角重構與改善「兩岸關係」，才有機會重新掌握身分認同主導權，除去民進黨「自絕於中國人」話語權的壟斷。

因為，當「反中」變成唯一的政治語言，「我是中國人」銷聲匿跡，台灣人將失去文化深度與對外靈活度，最終走向自我孤立。「自絕於中國人」的政黨及政治人物或許能贏得短期的政治利益。但是，長期的代價是文化的失根、對外的困局與和平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