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無產階級運動的序幕

台灣 「二林蔗農事件」 發生在日本侵佔台灣後的1925年，在這一年中發生蔗農爭議12件，繼而溪湖糖廠亦因蔗糖價格問題發生爭議，蔗農們推舉二林開業醫師兼文協理事李應章為代表，因不滿發給臨時補償金，提出反對聲明，極力交涉提高正當蔗價，但無果。1925年6月28日仍以李應章為首，團結400餘名蔗農，組織了台灣第一個農民的二林蔗農組合，蔗農代表先向「林糖」請求提高甘蔗價格，不被接受。8月間又陸續向北斗郡、台中州、「總督府」請願，仍毫無結果。9月27日，二林農民再度集會，議決了五大訴求：（一）採收前先公佈價格。（二）價格由雙方決定。（三）過磅有蔗農立會。（四）肥料自由買賣。（五）應公佈肥料分析表。10月6日李應章、詹奕候等組合幹部往「林糖」 交涉，遭到拒絕。第二次談判又告破裂。蔗農眼看甘蔗採收期將至，於是一致聲明在沒有公佈價格前，拒絕「林糖」 採收甘蔗，埋下了事件爆發的引信。

「林糖」有日本做靠山，根本無視二林蔗農之請求，仍按原計劃，於10月21日雇人到竹圍陳琴的蔗田採收，被組合的蔗農們阻止而作罷；並佯稱將等「林糖」 與蔗農協調後才會再來採收，大家信以為真。10月22日，李應章到竹塘看診，詹奕候也在竹塘莊，劉崧甫、蔡淵騰、戴成等蔗農組合幹部皆放心，而在家各從其業。但下午，「林糖」 派了60多人，到火燒厝洪江侖、謝財的蔗園欲強行採收，並有遠藤巡查部長（警察局長）率六名巡查及北斗郡特別高等警察支援。二林蔗農得知，就匆匆號召100多人前來阻止，又見巡查公然袒護「林糖」，更加氣憤，有人拿土塊、有人拿甘蔗，攻擊採收人員。遠藤見狀，便拔出配劍威嚇，其他六名巡查也拔起劍來。但二林蔗農並不畏懼，其中有蔡琴、謝衢兩人更上前奪下兩名巡查的配劍，雙方發生衝突，各有負傷。這事件發生後，台中州警察當局行文要求台中法院檢察局嚴辦，致以騷擾之罪。

10月23日，大批日本警察包圍醫院，李應章等93人被集體逮捕，31人被判刑。李應章被扣押了六個月之後，又被關進了台中監獄，到1928年1月中旬才期滿出獄。這就是台灣近代史中著名的「二林蔗農事件」，是日據時期台灣第一個農民抗日運動。

「二林事件」時期的「林糖」，實際上是台灣本地資本與日本資本的混合體，「林糖」還是以台灣人企業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的，《台灣民報》社論稱之為「是個剝削同胞膏血為生命的怪物」。因此，一方面蔗農反抗殖民當局糖業政策和警察暴力鎮壓，使得「二林事件」有著濃烈的民族反抗色彩和政治反抗意涵；另一方面蔗農與本地製糖會社的定價權爭奪與經濟鬥爭，又突顯了其階級鬥爭的性質，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糾纏在一起，正是「二林事件」的特色，這其中階級鬥爭的洗禮，正為李應章日後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 中國共產黨做了鋪墊。

「二林蔗農事件」是日本1895年佔領台灣後，對資本主義殖民統治的第一次巨大的衝擊。猶如 「殖民地上的一聲春雷」 從台灣二林響起，這在20世紀初世界殖民主義盛行的年代，在世界第二大蔗糖生產地的台灣發生的，對殖民主義世界統治的產生巨大震動影響。

「二林蔗農事件」是日本佔領台灣以來，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它危及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引起日本殖民當局的恐慌，對李應章進行審判、監禁、長期監視，控制其活動和自由。

以「二林蔗農事件」為開端，隨著農民運動的開展及隨後工人階級的踴躍參與，台灣地區反抗殖民統治原先以非暴力政治抗爭及文化啓蒙為主要內容的民族運動，出現了新的重大變化，階級鬥爭問題逐漸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民族運動面臨的重大問題。民族運動隊伍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漸次展開，或主張不分階級、黨派、種族，以全民運動團結達成目標，或主張在民族運動的同時開展階級鬥爭。兩條路線鬥爭的激化，導致民族運動內部出現嚴重對立，1927年文化協會分裂，1931年林獻堂一派退出台灣民眾黨，起因皆源於對階級鬥爭問題的重大分歧。從這個意義上說，「二林事件」在台灣民族運動史上，同時具有時代分水嶺的地位。

據《台灣省通志》記載，「二林蔗農爭議事件」是第一次農民所發動的團體抗爭事件。最大意義在於農民反對蔗糖株式會社的壟斷，以團結的方式撼動殖民產業的基礎。

黃煌雄先生這樣評價：「當年二林的蔗農，只是向日本人提出很基本、很合理的一項公平的要求而已；可貴的是他們敢說、敢表示、敢要求而已。『二林蔗農事件』是帶入整個社會運動的轉折點。『二林蔗農事件』除帶動『農民組合』的全面興起以外，也把台灣近代的社會運動，從原來只是知識層級的轉入到全面性的社會大眾運動，這是『二林蔗農事件』的標竿意義。」

「二林蔗農事件」造就台灣農民作為階級的覺醒，覺悟後的農民為階級敢於鬥爭，敢於犧牲，當年彰化醫生賴和作詩《寄二林同志－－覺悟下的犧牲》，一再呼喚：「覺悟下的犧牲，覺悟地提供了犧牲。我的弱者的鬥士們，這是多麼難能！多麼光榮！」

1951年李偉光（李應章）在他的自傳《個人小史》中寫道：「台灣蔗農運動，自1923年開始到事件爆發，1925年以至事件解決止的1929年，前後計六年之久，佈施辰治在東京報紙上發表《二林事件》，給全日本的無產階級運動投了一塊巨石，激起了一個很大的波紋，該事件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不錯，事件是這麼大，但是我們的思想，沒有同時結合起來隨之一同提高，因此造成思想落在實際的後面，沒有很好的展開，把地方性局部的小成局面，展開為全島性甚至於作為真正的階級鬥爭，其原因也在此。

台灣是日帝殖民地，當然所有的鬥爭總脫不離民族鬥爭的範疇，所以蔗農鬥爭應當是歸納在階級鬥爭的範疇之內，但『二林事件』的演變是階級鬥爭而帶著民族鬥爭的事實表現，尤其是表現在所被打的半死昏迷過去的不是台灣人警察而是日本警察，這充分的說明了這一點。」

二林事件在水中投下這塊石頭，激起了很大的波紋。在二林事件的影響下，台灣全島農民掀起了成立農民組合的高潮。除李應章為首成立二林蔗農組合外，鳳山烏石莊受文化協會影響的佃農黃石順也於1925年5月23日成立「小作人組合」；11月5日又與鳳山街公學校教員簡吉共同成立80多人的鳳山農民組合。1925年5月，高雄陳中和物產單方面宣佈將鳳山700甲家土地收回，事關農民死活，雙方發生衝突。在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五個大的農民組合：即對抗二林糖場的二林蔗農組合；反抗陳中和物產而成立的鳳山農民組合；反抗日本退休官僚強佔土地的大甲農民組合；反抗明治製糖總廠的曾文農民組合；因三菱竹林爭議而形成的竹崎農民組合。

1925年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之初，只有會員13人。但是到1929年農民組合已經發展25,000人的會員。短短四年之間農運有了驚人發展。台灣農民組合成為1928年建立台灣共產黨的重要基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