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難為」之處化為「能為」之事

話說上世紀80年代東西冷戰時期，美國為對付蘇聯，意欲推開紅色中國大門，於是有1971年7月初季辛吉以秘密外交方式由巴基斯坦飛北京，代表美國與「反帝反殖」的紅色中國商議「和解」問題。

7月9日季辛吉飛抵北京首都機場，迎接他的是毛澤東主席要求分析中國戰略選項的四位元帥之一，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季與代表團成員乘著禮車到釣魚台國賓館後，葉劍英建議他們稍事休息，並當面告訴這位美國客人：「周總理會到國賓館來歡迎你們，並進行第一輪會談。」

照理，東道國一般會在政府大樓接待來訪貴賓，雙方負責人的級別差距大時更是如此。季辛吉當時頭銜是美國白宮「國安顧問」，相當大陸副部級官員，比周「總理」低三級。結果，令季辛吉驚喜的是，高三級的國務院總理不但不在國務院接見這個美國國安顧問，反而到釣魚台國賓館歡迎這位美國總統身邊的高級幕僚長，難怪季辛吉說，「周恩來總理親自來看望我們，這真是莫大的禮遇」。

7月9日下午4時30分周恩來到達國賓館，見到季辛吉時，「象徵性地握了手」，這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美國明令代表團拒絕與中國代表握手以來，17年後美中兩國重新握手。季辛吉對這位在半世紀的革命、戰爭、動亂和外交活動中，與毛澤東共事的特殊人物有了認識。

季辛吉對周恩來的第一個認識是本文用楷體開頭語引出的那段話，他說周恩來「風度翩翩，目光炯炯，表情豐富」。

第一場談判開始後，季辛吉對周恩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根據禮儀，當天第一場會議由美方主持，次日第二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由中方主持。兩場談判，讓季辛吉對周恩來有了由外到裡，類似希臘與中古哲學理性主義的認識。

在《白宮歲月》中季辛吉曾回憶說，「美中對峙對雙方都是不利的，這正是我去北京的原因；尼克森急切盼望能夠將美國人的視線從越南上面轉移開來，毛澤東則決心迫使蘇聯在攻打中國之前能瞻前顧後，猶豫不決」。因此這次季辛吉的北京之行，對美中雙方都事關重大，對美國尤其只能成功，不許失敗。

會談時，周恩來、季辛吉都將注意力擺在瞭解各自對國際秩序的看法上，結果雙方不謀而合，讓季辛吉驚異的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反殖反帝，進而並自我封閉的紅色中國的國務總理周恩來，居然可以移開意識型態，務實地從政治概念進行討論。季辛吉說，這「直像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在研討室裡就國際政治問題進行的研討會」。

季辛吉繼續從歷史角度對周恩來加以認識。「我見到他的時候，他擔任總理已有差不多22年，與毛澤東共事已有40年。他已成為毛澤東與毛澤東為之規劃宏圖的人民群眾之間重要紐帶。他把毛澤東的遠大理想化為具體計劃。同時，他還因為給毛澤東的過激之處降溫，而贏得了很多中國人的感激。」筆者認為，季對周這樣的觀察是平實且公正的。因為早在中共延安時期，周恩來就將毛澤東的革命理念化為實際行動。至於新中國成立後，毛是一國之君，周更是輔佐毛治國理政的不二人選。

季辛吉在《論中國》一書中反問讀者：有人批評周恩來只給毛澤東的激進政策降溫而沒有予以抵制。季的回答是：「美國代表團見到周恩來時，中國還在『文革』之中，而周恩來－－見識廣、留過洋、主張跟西方進行務實接觸的領導人－－正是『文革』中一個明顯的鬥爭目標。他究竟是推動了『文革』或是踩了煞車？周恩來在政治上能站住腳跟，是因為他把行政管理的能力用於執行一些他個人可能很厭惡的政策。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沒有在60年代像他多數同時代的領導人那樣遭到衝擊。」確然，單憑周恩來一個人的能力要對「文革」踩剎車是不現實的，那時已經「天下大亂」，毛澤東卻認為「革命形勢大好」，加上「四人幫」肆虐，「不斷革命論」此起彼落，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冤死造反派手中，鄧小平也下鄉勞動改造，周恩來處境艱困，就這樣，還用他的總理職權及人民對他的信任，想方設法為中華歷史文化的存續及黨內外菁英人才的安危，盡最大努力「保護」。

季辛吉早在哈佛便遍讀東西歷史，他說要給一國之君當宰相有時就會遇到如下難題：若要反對某一政策，就要考慮，改變局面後的好處是否值得為此丟官。是憑長遠目光以他的含蓄起到作用，還是以眼下利益為重而走極端？是宜採溫合措施而一步步積累效果，還是擺出高姿態？

鄧小平一家在「文革」中飽受迫害，後來在「撥亂反正」中平反復出。沒有周恩來的暗中「保護」，鄧可能與劉少奇的命運一樣。季辛吉見過鄧小平，並多次交過手，知道鄧小平有點「硬」，從外交視角在內心裡有點不敢恭維，但仍以人不廢言，他曾引鄧小平跟義大利記者Oriana Fallaci談話中有關周恩來的認識如下：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我們很早就認識，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住在一起。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讀了這一段鄧小平對西方記者談周恩來的話，對季辛吉為何要特別引述鄧這段話說明周恩來做為新中國之「君」毛澤東身邊的「宰相」，將「難為」之處化為「能為」之事，筆者有更深入的了悟與敬重。

季辛吉除了由歷史面認識周恩來外，還從他的國際政治現實主義與權力平衡角度看周恩來。他首先指出，在與周恩來的交往中，因為周恩來「含蓄、敏感」的政治外交風格，「讓美方代表克服了互為仇敵的兩個中美大國間的新型關係中的很多隱患」。

季辛吉秘密訪問北京主要目的是想在冷戰時代西方世界「圍堵」東方共產圈的大戰略中突破其中一點，與紅色中國「和解」。然而，講求政治現實主義並熟悉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季辛吉知道，這趟北京秘密之行充其量能做到戰術突破，因為他務實地知曉「雙方都不抱幻想能改變對方的基本信念」，只求最後能「聲明了雙方的共同目標」。

在釣魚台國賓館面對面坐下來直接進入主題後，周恩來請季辛吉先發言。季辛吉避開兩國有分歧的問題，只從哲學角度談中美關係的演變說：「有很多遊客來到這片美麗的土地，對我來說，這又是一片神秘的國土。」周恩來立時擺了擺手打斷了季說，「你會發覺，它並不神秘，你熟悉之後，它就不會像過去那般神秘了」。周恩來這話意在揭開雙方各自的神秘面紗，直接談論如何恢復中美雙方「友誼」

三個月後，季辛吉二度訪京，他說「周恩來歡迎我們的態度就好像兩國的友誼已經根深蒂固了一樣」，還引述周的話：「說起來這只是第二次會談，但是我把自己所想的都對你們說了」；「你們可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有三頭六臂吧？但是，瞧，我和你們一樣，是個可以與之理論並能坦誠交談的人。」

「友誼」是外交策略的結構因子之一，季辛吉清楚得很，但他說「中方說的『友誼』是通過無形的因素來培養長期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關係」。1971年10月，季辛吉再次訪華跟周恩來談話時更充分說明了中方對『友誼』之無形因素的重視。當時季辛吉是代表尼克森總統訪華的先遣部隊，對中方提出的「建議」是不談技術問題，只說實質問題，但周恩來卻把他這個實際操作的建議變成了一個文化上的觀念：「對，互相信任，互相尊重，這兩點。」季辛吉說，「我強調的是實際操作，他強調的則是顧全大局」。這說明周恩來的外交邏輯有中國的文化特點，而且是從歷史角度考慮問題。由此，季辛吉又從文化上更進一步認識了周恩來：「中國的歷史之悠久，規模之宏大，使中國領導人能用中國幾乎永無盡頭的歷史讓談判對手油然產生一種謙恭之心。」確然，季辛吉發現周恩來竭力用歷史文化觀對他談中美兩個大國：

「我們是太平洋兩岸的兩個國家。你們有兩百年的歷史，我們創立新中國只有22年，因此我們比你們年輕。至於我們的古文明，每一個國家都有，美國和墨西哥有印地安人，南美洲有比中國還古老的印加帝國。很可惜，他們的文字沒有保存，遺失掉了。至於中國的悠久歷史，有一點是好的，就是已有四千年歷史的書寫文字，有歷史文物為證。這對國家統一和發展有益。」

為了再次說明自己對周恩來的外交邏輯歷史文化基因認識深入，季辛吉再次引述周恩來對他的談話：

「毛主席在許多場合說過我們決不會成為超級大國。我們奮鬥的目標是 ，所有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這不僅是兩個國家的平等問題。當然，我們兩個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換意見、尋求共識，把我們的分歧擺在桌面上，這是一件好事。為了在較長的時間裡在國際舞台上實現真正的緩和，人們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交往。這一點並不容易做到。」

季辛吉一而再地在他的回憶錄中引述周恩來在北京對他談到的中美關係與大國問題，說明周恩來已指出社會主義中國的未來發展取向。如周恩來堅稱：「不管中國以後變得多麼強大，中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都將是獨特的，都會摒棄傳統的權力概念」；「我們的經濟發展了以後，我們還是不會認為自己是個超級大國，不會加入超級大國的行列」；「中國只求各國平等，中國不以炫耀武力為榮的國際行為準則源自孔子的學說」。今天新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已經崛起，「國家發展」走向依然如半世紀前周恩來說的方向前進。

季辛吉密訪北京的目的主要在尋求美國與中國的可能「和解」。季辛吉說，會前，周恩來原則上同意雙方可自由地提出任何議題，但季辛吉接著說，「在第一輪會晤中，周恩來並未放棄先討論並先解決台灣問題」。

周恩來確實花了較多時間與季辛吉相互交談有關印度支那（中南半島）問題與台灣問題。季辛吉說，「最後，我們決定把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作為美軍撤出台灣的條件」；並且，周恩來在會議上對季辛吉一再強調地說，「美國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個中國』，並接受台灣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必須『限期從台灣撤出所有的武裝部隊，並拆除在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所有軍事設施』」。這是季辛吉在與周恩來第一輪會談時特別在《會議備忘錄》中記下的一段話，說明他認識的周恩來又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1971年7月11日季辛吉離開北京前夕，美中雙方準備草擬「公報」，周恩來加入措辭後批准如下：獲悉尼克森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向其發出邀請」，而尼克森總統「欣然」接受。季辛吉告辭前，周恩來說「我們的『聲明』（即公報）會震撼世界」。7月15日，在美國洛杉磯和中國北京兩地同時將這次季辛吉秘密之旅和尼克森受邀訪華的「公報」公之於世，造成「改變世界的一週」最大政治氣旋。這對美中兩國而論，出現「和解」，對季辛吉來說，不辱使命，對周恩來而言，堅守立場，把握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