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的唯我獨尊

壹、前 言

近年來，無論在美國或台灣，都出現一種高度相似的政治現象：價值政治凌駕一切。政治領袖不再以政策成效、制度協調或專業能力作為正當性來源，而是透過「價值正確」、「立場純潔」與「敵我劃分」來鞏固權力。美國的代表人物是川普，以「唐羅主義」操作「美國價值」；台灣的代表人物是賴清德，操作「台灣價值」。其典型特徵包括：將反對者定義為「不道德」、「不愛國」、「不站在正確價值的一邊」；將政治競爭簡化為善惡對立、對制度制衡者視為阻礙「正義實現」、用情緒動員取代政策辯論。

貳、川普的「美國價值」

川普的興起，以「唐羅主義」重新定義「美國價值」。「美國價值」被高度情緒化及身分化，強調「真正的美國人」，將支持者與反對者強烈對立，並批判媒體、司法與選舉制度為反對聲音的工具。他透過宗教動員、恐懼治理等策略，推進其所定義的「美國價值」。

一、動員宗教團體

1.川普非虔誠型的基督徒政治人物。他自稱為長老教會背景，但言行不以聖經作為政策倫理的直接依據，私德與傳統基督教倫理高度衝突。然而，為了選舉，他高度利用美國白人福音派的政治焦慮與文化恐懼。

2.成功動員福音派的支持。例如反墮胎、反同性婚姻、支持宗教自由等。福音派向來是共和黨的重要支持基礎。雖然川普本身生活作風不符福音派的道德標準，但他上台承諾任命保守派聯邦法官、支持反墮胎政策、捍衛宗教自由，這些政策與福音派核心價值一致，因此受到他們的支持。

3.將基督教「政治部落化」。他將基督信仰變成：身分認同、文化戰爭、對抗世俗菁英的工具，自許為基督戰爭中的「戰時領袖」，其政治語言以恐懼與敵我區分為核心，與基督教普世愛人的教導衝突。

二、施政恐懼治理

1.司法的恐懼治理：川普將不利於己的判決描述為「政治迫害」、「政權陰謀」，點名特定法官、檢察官，將司法人員妖魔化，鼓動支持者對司法體系產生敵意，使司法人員承受社會壓力與安全風險。這種作法的真正效果，不是推翻判決，而是製造寒蟬效應：讓司法人員知道，只要判決不合川普的期待，就可能成為下一個政治敵人。恐懼取代了司法獨立，成為司法運作的隱性變數。

2.媒體的恐懼治理：川普對媒體的策略為結構性恐嚇。透過不斷暗示修法、撤照、監管報復、鼓動支持者抵制、威脅記者與媒體機構，形塑「報導我＝傷害國家」的道德框架。在恐懼治理下，媒體開始進行自我審查，因而產生生存壓力。結果是：媒體徵信調查消失，新聞照例播報，但媒體不再冒險。

3.立法制衡的恐懼治理：是對民意監督機關進行政治抵制。他對付國會的手法，並非解散國會，而是讓國會制衡的代價高到無法承受。方式包括：公開羞辱、點名不服從的黨內議員、動用選舉初選、群眾動員進行政治報復、將立法監督描述為「背叛選民」、「破壞國家」。

三、挑戰民主治理

1.政治忠誠取代專業。川普任命親信而非具備專業背景的官員掌管關鍵部門，從國務院、國防部到司法部，形成一種「忠誠者帝國」，使政府運作越來越依賴個人信任而非制度規範。

2.媒體與信息掌控。川普透過推特與保守派媒體創建自己的信息生態，直接影響民意，並削弱傳統新聞機構影響力。2020年選前民調顯示，支持川普的受訪者中有近75%的人主要依賴社交媒體獲取政治信息，突顯個人化領導對國內政治氛圍的強化作用。

3.國際帝國主義敘事。他欲意將軍事、外交、經濟與個人化決策結合，形成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帝國。他的「美國價值」具備帝國主義的特徵，對中國、歐盟、加拿大及墨西哥等主要貿易夥伴加徵關稅，試圖以軍事與經濟手段重塑全球供應鏈與美國利益。

參、賴清德的「台灣價值」

「台灣價值」通常被描述為：民主制度、言論自由、人權保障、法治、多元與包容、公民社會的活躍。這個層次的「台灣價值」，理論上具有普世性，與任何民主國家共享。

賴清德的「台灣價值」，是一種高度政治化、去中華民國化的價值敘事，其核心特徵包括：以「台灣」取代「中華民國」作為主要政治主體，將台灣價值與「抗中」、「反中」緊密綁定，將不同意見者框入「非台灣價值陣營」。為了選票與鞏固政權，他透過國族動員、恐懼治理，挑戰民主治理，以政治忠誠取代專業、掌控媒體與信息、押注美國幾成附庸等策略，推進其所定義的「台灣價值」。

一、動員國族認同

他動員國族認同係從「防衛台灣」到「界定誰是台灣人」。從防衛性認同走向排他性認同。過去台灣的國族認同，多建立在「防衛性認同」，對外部威脅的集體回應。但在賴清德路線下，出現轉變：認同的重心不再只是「我們是誰」，而是「誰不屬於我們」。這使得國族認同從凝聚工具，轉化為內部分化的政治工具。他高舉「台灣」為最高政治認同，淡化「中華民國」符號（國號、憲法語言）、強調「台灣」作為唯一正當政治想像。

二、施政恐懼治理

1.以外部威脅作為恐懼核心。他不斷強調外部敵人迫近，塑造「非常時期」的政治氛圍，使一般政策爭議被重新框架為國安問題；壓縮政治程序捷徑化。在「情勢緊急」的前提下，協商、審議與監督被視為拖延，司法或行政權力被用以替代政治解決；質疑政策細節者被道德化、標籤化，民主討論轉化為立場測試。

2.國防與安全政策成為「不可討論區」。在恐懼治理下，預算規模巨大，但主事單位卻說明簡略、決策程序壓縮，以「時不我待」為由，監督者被貼上「不顧國安」的道德標籤。立法院本應是把關者，卻被要求「先通過再說」。尤其，目前1.25 兆元國防特別預算，是台灣史上金額極高的軍事支出提案，被賦予高度道德正當性，若立委質疑任何對採購內容、期程、效益，往往被簡化為政黨立場問題。

3.治理成效不足，歸咎中共威脅。賴清德執政以來的政績不明，恐懼治理提供他現成的解釋模板：不是政策設計問題，而是「外在形勢太嚴峻」。例如，F16戰機失事，行政院歸責立法院阻擋2026年預算。政府不必為治理結果負完全責任，恐懼成了最好的政治緩衝墊。外部威脅完全甩鍋於中共的軍事與政治壓力，內部施政失策，則將反對者標籤化。

三、挑戰民主治理

1.「實質總統集權」行政權高度集中。賴清德上任以來，對外不斷強調「效率治理」與「執行力」，但實際運作卻逐漸浮現一個現象：行政權高度集中於總統核心圈。這種集中化並非來自制度改革，而是透過人事、決策流程與政治動員方式形成的「實質權力收攏」，正在改變台灣原有的權力制衡結構。從半總統制走向「實質總統集權」。總統府角色膨脹，行政、司法、監察體系被邊緣化，立法院制衡功能被政治化處理。立法院不再被視為制度內的監督者，而是政治對抗的一環。憲政制度被空洞化，大法官介入高度政治議題：五個大法官即可釋憲。

2.政治忠誠取代專業。賴清德上任後，對外強調「團結、信念與台灣價值」，但在實際用人與治理操作上，卻逐漸浮現一個高度爭議的現象：政治忠誠被置於專業能力之上。這種用人邏輯，不僅改變了行政體系的運作文化，也對國家治理能力、社會信任與民主制度造成長期風險。從「理念一致」到「忠誠優先」的用人轉向，行政體系的「去專業化」與「表忠化」，政府不再專業治理。

3.媒體與信息掌控。透過誘導式、懲罰與獎勵並行控制媒體。主要手段：行政資源與廣告分配的「隱性約束」。政府透過公部門廣告、政策宣傳預算、國營事業投放，形成媒體依賴結構。結果是友善媒體獲得穩定資源，批判性媒體被邊緣化，媒體內部產生「不要碰這條線」的默契，造成編輯室的自我修正。另以NCC與法規的選擇性威嚇，對特定媒體的裁罰、撤照、審照標準缺乏一致性、形成「寒蟬效應」，即便個案未必違法，卻被變成敵我對象。常以：「中共同路人」、「認知作戰幫兇」、「假訊息來源」等標籤，指向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

4.押注美國幾成附庸。在外交上，委內瑞拉遭到美國軍事入侵，引起國際大部分國家官方與民間輿論交相指責。賴政府卻視若無睹；在國安與戰略論述上，高度美國化，幾成附庸；在軍事與財政決策上，對美依賴日益加深。國防年度預算快速膨脹為歷史新高，加上未來八年1.25兆的國防特別預算，軍購高度集中於美國，卻由美方主導買賣項目、清單與價格，往往延誤交貨，在經貿上，則將台積電產業鏈遷移美國，缺乏對國內社會充分溝通與說服。

肆、結 語

川普的「美國價值」與賴清德的「台灣價值」，其短期功能在強化政治動員，長期效果是削弱憲政制度、壓縮理性公共討論空間，並造成民主赤字，成為嚴重侵蝕民主的工具。

1.制度被道德化，制衡被妖魔化。川普與賴清德在價值政治下，立法機關的監督被說成「扯後腿」、司法獨立被質疑「立場不正確」、專業官僚被要求價值表態，民主制度不再是中立機制，而成為「是否支持領導者價值」的考核工具。

2.政治責任被轉移，治理失敗被外部化。川普將治理失敗歸咎於「深層政府」；賴清德則頻繁將治理困境歸因於：中共威脅、在野黨阻撓，以及中共的對台「認知作戰」。

3.社會被撕裂，民主信任被耗損。美國與台灣的政治被定義為價值對立，不同意見不再是民主的一部分，而是「必須被矯正的錯誤」。

4.價值政治成為治理陷阱。川普與賴清德的治理皆顯示：價值政治能快速整合支持者，強化短期政治權力，但同時嚴重侵蝕民主制度、公共討論與民主監督機制，導致民主赤字的長期累積，將損害政府治理效能與社會信任，成為治理陷阱。

5.民主不是依靠價值純度維持。民主的核心，不是價值一致，而是制度容納差異的能力。當美國與台灣的政治領袖宣稱：「只有我代表真正的價值」，那麼民主就已經開始倒退，無論那個價值叫做「美國價值」或是「台灣價值」，終將是壓制民主的工具。

賴清德的「台灣價值」與「唐羅主義」的因緣交會，卻完全單邊暴露在川普的「美國優先、交易至上、勢力範圍回歸美國」的霸權陰影結構下，刻正侵蝕著台灣的民主根基。尤其，在關鍵戰爭與和平議題上，賴政府面對美國只能選擇配合、承擔與沉默，而無法勇於對美國提出自主判斷，實質上已幾成附庸政權，台灣社會應有所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