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播下了種子，開拓了道路

在砲擊金門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蔣介石集團之間在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上找到了共同點。儘管雙方的出發點不一樣，但是，海峽兩岸關係終於出現新的轉機，這就進一步推進了周恩來從1956年就已開始進行的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

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曾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宣佈對台灣的方針和政策。他除了重申準備在必要的時候用戰爭的方式來解放台灣外，明確強調要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這個方針在同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上得到肯定。為了將這個信息傳遞到台灣，3月16日，周恩來會見了一位即將赴台訪問的英國人馬坤，請他見到蔣介石或其他熟人時轉達幾句話。周恩來說：「首先，你可以向他們說，蔣介石是我們的老朋友，他認識毛主席，也認識我。我們同他合作過兩次，最後一次是在南京。那次談判破裂以後，接著就打了三年內戰，至今還沒有結束。但是，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說，我們永久不再談判。內戰雖然還沒有結束，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馬坤聽後十分感動地說：「這是多麼崇高，多麼明確啊！只要蔣介石願意見我，我一定向他轉達這一切。」談到台灣的未來，周恩來說：「蔣還在台灣，槍也在他手裡，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他請馬坤轉告台灣的朋友：「中國共產黨講話是算數的，我們說的話是兌現的，我們從不欺騙人。」最後，周恩來還請馬坤見到孫科時告訴他，「如果他願意回來，我們歡迎。我們知道他過去曾做過錯事，但是我們不願意讓孫中山的兒子長期地留在外邊，而不回到祖國。」馬坤對周恩來說：「他在大陸和台灣之間，一向是更尊重大陸，特別是對大陸上的人。」

同年6月28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再次談到台灣問題，說：「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這是周恩來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願意同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真誠願望，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在以後的日子裡，特別是1958年金門砲戰打響後，周恩來親自領導了爭取以蔣氏父子和陳誠為首的台灣高級軍政官員的工作。他和毛澤東在會見一些朋友時，提出了對國共和談的一些具體設想和辦法。這就是：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可以照舊，台灣將來是要實行社會主義的，但何時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則要取得蔣先生的同意後再做，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大陸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佈」。毛澤東還表示，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歸還祖國，其他一切都好辦。現在台灣的連理枝是接在美國的，只要改接到大陸來，可以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協委員會。對這個問題，周恩來還做了具體說明：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願意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他還說：其實，陳誠和蔣經國都是想幹些事的，陳誠願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來還表示，如果台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為了進一步加強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中共中央指定各有關部門負責人成立對台工作組，協助周恩來統一領導對台工作。

金門砲擊開始後，隨著美蔣矛盾的加深，中共和平統一祖國的工作又有了新的發展，向台灣方面提出許多新的、重大的原則性意見。1958年10月13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一週後，毛澤東向新加坡《南洋商報》的一位撰稿人表示：台灣如果回歸祖國，照他們（指蔣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裡的魚都有地區性的，毛兒蓋的魚到別的地方就不行。美國不要蔣時，蔣可以來大陸，來了就是大貢獻，就是美國的失敗。蔣介石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說，蔣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關於軍隊問題，毛澤東表示：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後來，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些原則概括為「一綱四目」，用張治中給陳誠的信中的話來說， 一綱是，「只要台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 編者註）與兄（指陳誠—編者註）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台灣歸回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處理；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並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後進行；雙方互約不派人 進行破壞對方團結之事」。

與此同時，周恩來委託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張治中、傅作義寫信給蔣經國和陳誠，轉達中共中央關於和談的方針和政策，囑咐他們在信中一定要「曉以大義，陳以利害，動以感情」。他還抓住機會做寓居台灣的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工作。有一次，章士釗告訴周恩來，于右任在大陸的妻子過八十大壽，于右任很惦記，怕她受到冷落。周恩來立刻讓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為她補行祝壽，說：「決不能為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事後，屈武決定給于右任寫封信，把周恩來的關懷告訴他，但是，又不能讓台灣的特務發現而加害於他。屈武後來回憶說：

「我就到邵力子先生家裡向邵老請教。邵先生和于先生有幾十年的深厚友情，這是許多人所知道的，周總理對于先生的關懷，也是邵老先生所瞭解的。我把問題向邵先生提出後，邵先生非常機智地想出了辦法。他說：『你在給于先生的信裡，把周總理三個字改成濂溪先生四個字就行了。』他接著說：『抗戰時期在重慶的時候，我和于先生住在一起，我們經常談論歷史名人，特別是多少次談到北宋名儒、理學的奠基人周敦頤。周的別號本來叫茂叔，他在廬山蓮花峰下的小溪上築室講學，人稱濂溪先生。當年我同于先生談到周總理的時候，總是稱他為周先生。你在信裡寫濂溪先生，于先生一看就曉得指的是周總理，而別人看到是不會聯繫到周總理身上的。』我就照邵的說法把信寫好，連同祝壽時的照片等物請吳季玉轉交于先生。後來吳先生給我來信說，于先生收到我的信、照片等，高興到了極點，真是喜出望外。特別是周總理對他的關懷，他非常的感動。他要吳先生告訴我向周總理表達他誠摯的謝悃。他對總理的稱呼也用濂溪先生，足見邵力子先生的設計和判斷是很高明的。就在我接到這封信的第二天的一次晚會上，我把吳先生來信的內容報告了總理。總理聽了很高興地說：『只要于先生高興，我們也就心安了。』使于先生的心情舒暢，這是黨的一項統一戰線工作，我很瞭解這不僅僅是對于先生個人的問題，而是體現了黨對所有像于先生那樣的熱愛祖國人們的態度。于先生晚年寫了不少懷念家鄉和大陸的詩，透露出他對統一祖國的渴望。于先生逝世前，還發出懷念大陸的哀音：『葬我於高山兮，望我大陸。大陸不見兮，只有痛哭。』這固然與于先生一貫的為人和思想有關，也是周總理長期工作的結果。」

周恩來還通過章士釗、邵力子、費彝民等海內外朋友以及蔣介石的前妻陳潔如等向台灣當局傳話，促進相互瞭解。周恩來考慮問題十分細緻、周到，他聽說蔣介石非常掛念家鄉奉化的情況，就請有關人士將題上「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恙」的照片寄往台灣。他還請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的內兄做政協委員，要求他們照顧好居住在浙江奉化的蔣介石的親屬和居住在浙江青田的陳誠的姐姐。周恩來的工作細膩而充滿感情。他曾請人給一位他很熟悉的台灣當局的重要負責人捎話說：「大陸熟人很關心他。」並帶去陳年的白酒。這位負責人感動地說：「周先生還記得我喜歡飲白酒。」經過多方面的努力，大陸和台灣方面的關係有了相當的發展。有關人士透露，台灣方面的這位重要負責人曾表示：他們不再派人到大陸「進行擾亂公共安寧和破壞地方秩序的事」。並說：「進一步派人到大陸去談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

對是否從金馬撤軍的問題，蔣介石和陳誠之間存在矛盾。在金馬的國民黨守軍有11萬人，佔當時國民黨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一，這部分軍隊的大多數是陳誠的舊部。陳誠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主張從金門撤軍。因此，美國抓住這一點採取「拉陳抑蔣」 的政策 。

周恩來很重視這一情況，在一個時期內把加強台灣內部的團結作為工作的重點。他曾對一位朋友說：陳誠有一些民族氣節看來不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這點就是我們寄厚望於辭修（指陳誠—編者註）的原因」。周恩來希望這位朋友轉告陳誠：我們和台灣也有共同點，那就是民族精神。他說：為了不使美國的陰謀得逞，台灣當局首先應該團結內部，也就是蔣氏父子和陳誠的團結，因為只有他們幾個在台灣還有些力量。只要他們團結起來，把軍隊抓在手裡，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這點是很重要的。周恩來還表示：我們希望在我們這輩子看到中國的完全統一，不過，我們並不想包辦革命的事業，可以留給後一輩去完成的。只要他們一天能守住台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麼，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係，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金、馬我們是不會去動的，可以耐心等待，直到他們在有利時機歸還祖國， 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

後來，陳誠應邀訪問美國，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紀錄給他看，想以此拉攏陳誠。據說，陳誠看後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台灣的做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周恩來十分贊賞陳誠的民族感情，多次請有關人士進一步向他表示：兩岸的團結、統一工作要認真地做下去，台灣如果有朝一日歸還祖國，我們仍然堅持以前所談的「一綱四目」原則。

周恩來十分明確地表示：台灣歸還祖國以後，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都可由台灣朋友自己來管。台灣的經濟建設完全可以依賴內援，凡仰仗於外者，都可仰仗於內，和祖國大陸互通有無，財政，資金不敷者統由國內供給，要實行民主改革，但可以從緩。整個是社會主義，有那麼一塊地方是民主革命階段未嘗不可，互相不搞顛覆破壞工作。過去送去的信件，雖然是一些朋友個人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台工作是不會改變的。周恩來說，我們不會因為自己強大而不理台灣，也不會因為暫時有困難而拿原則做交易。如果單在我們方面看，台灣歸還祖國固然好，暫時不能回來也無損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

以後的歷史證明，周恩來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1965年3月，陳誠病逝。他去世前留下的遺言中，既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大陸）」。據說，他還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當時，台灣當局的一些人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的內容，陳誠的親屬不同意，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 修改。

由於種種複雜的國際和國內原因，和平統一祖國的進程十分艱難，但是，周恩來從來沒有灰心過。他常常說「急是無用的」，「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解放台灣，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種，把路開對了就行」。儘管周恩來沒有能夠看到祖國的和平統一，但是，他播下的種子，開拓的道路，將為未來的收穫奠定重要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