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全大局　轉危為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爆發，是影響當時中國政局從內戰轉向抗戰的轉折點。毛澤東當時高度評價稱：「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沒有西安事變，轉變時期也許會延遲，因為一定要有一種力量來逼著他來轉變。」周恩來在西安事變爆發、和平解決及其善後處理過程中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值此西安事變爆發90週年之際，本文旨在通過梳理近些年來公開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的日記、文電等原始檔案資料，進一步還原周恩來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獨特歷史貢獻。

一、「統一接洽並指導」

西安事變的爆發並非偶然，是與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中央自瓦窯堡會議後在西北地區推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密切相關的。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轉戰陝北後，積極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非常重視對東北軍、17路軍的統戰工作。1936年1月，中共中央發表《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表示願同正在陝北進攻紅軍的東北軍首先停戰，共同抗日。時任「西北剿總」副司令的張學良及其率領的東北軍，經歷九一八事變後背井離鄉和西北「剿共」損兵折將的慘痛教訓，意識到繼續與紅軍作戰是沒有出路的，開始與中共秘密聯絡。

西安事變爆發前，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的秘密聯絡，是由周恩來「統一接洽並指導」。4月9日，周恩來到延安與張學良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對中共提出的成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抗日救國主張表示贊同，認為「要抗日只有此條路，他願醞釀此事」。周恩來同張學良具體分析了逼迫蔣介石參加抗日的可能性，討論商定紅軍與東北軍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問題。雙方建立秘密聯絡機制，周恩來指定中共黨員劉鼎常駐西安，作為中共與東北軍聯絡代表。延安會談後，中國共產黨同東北軍、17路軍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為因應與東北軍之間日益密切的合作關係，1936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正式建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出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成員則有葉劍英、李克農、朱理治等。為此，周恩來代表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專門制訂《中央關於東北軍工作的指導原則》，並在其中規定中共開展東北軍工作的基本原則與方案。在周恩來的直接參與下，這份指導原則著重強調：「爭取東北軍走向抗日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因此，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第一，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而是給東北軍以徹底的抗日的綱領，使東北軍在這一綱領的周圍團結起來，成為堅強的抗日的武裝力量」；同時力爭將東北軍轉變為「紅軍的友軍」，使得抗日救國的主張成為東北軍自身的綱領，通過中國共產黨「耐心的說服與解釋的政治工作」，從各個角度努力將東北軍「爭取到抗日戰線上來」。這份文件清晰地展現出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東北軍的堅定信心，以及願與東北軍聯合實現抗日救國的政治誠意，奠定此後雙方共同致力於抗日工作的基本政治框架。

二、奔走斡旋各方，力主和平解決

蔣介石對於張、楊與中共在西北的秘密合作早有耳聞。蔣在解決廣東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反抗中央的事端後，便開始轉向關注西北問題。1936年9月20日，蔣便在日記思考如何解決「東北軍之隱患」及「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此時蔣或因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而太過自信，對「漢卿態度有自由行動消息，始聞之甚為不安，繼思之環境與習慣，皆不可能也」。為了防止張、楊在西北「異動」，蔣以「剿共」為由加緊軍事部署，把解決「兩廣事變」的嫡系和精銳部隊約計30個師西調，部署在平漢線的漢口至鄭州段和隴海線的鄭州至靈寶段。12月4日，蔣為了督促東北軍剿共，移駐西安華清池加以「震懾」。張學良反復勸諫蔣介石放棄剿共、一致抗日的努力失敗後，只好鋌而走險，於12月12日發動「兵諫」，實施捉蔣，逼他抗日。

西安事變的突然爆發，在國內外社會引發劇烈震盪。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認為張學良之所以發動兵變，是「汪精衛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國民黨內部更是意見分歧，一片混亂。12日晚11時南京國民黨中央召開中常會、中政會緊急聯席會議，決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長，何應欽負責指揮調動軍隊，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由中常會電請旅居德國的汪精衛回國。孔祥熙、宋美齡連夜由上海趕回南京，主張和平營救蔣介石。16日，南京國府下令討伐張、楊，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下設東、西兩集團軍，由劉峙、顧祝同分任指揮官，分別由潼關、天水等地向西安進逼。

為了確保當時局勢朝著抗日和平方向發展，周恩來臨危受命，親赴西安斡旋各方。17日周恩來抵達西安當日，便同張學良、楊虎城交換對如何處置蔣介石的意見。周表示：在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全國抗日運動高漲的推動下，蔣的廣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漸增長。從各方面考慮，對蔣介石的處置極需慎重。對於楊虎城擔心蔣將來會對事變發動者實施報復，周恩來解釋稱：至於蔣將來是否會報復，並不完全取決於蔣介石個人。只要西北三方面團結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形成強大的力量，蔣雖有報復之心，也不可能實現。

為了防止事變惡化滑向內戰的危險，周恩來積極開展爭取南京方面的工作。12月23日，周恩來與代表蔣介石前來談判的宋子文舉行會晤。周恩來表示，知道蔣有抗日之心，但是他目前的做法不利開展有效的抗日。中國共產黨欲支持者非蔣個人，而系出於民族之大義。周提醒宋，蔣身邊還有不少親日派，這些政府要員正擺酒設宴，拉幫結派，準備奪權，企盼蔣永不返回。經過與周的長談，宋子文認識到「中共手中掌握著開啟時局之鑰匙。若其與我方達成一致，則我們就可以勸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

在宋的斡旋下，周恩來與蔣介石於12月25日再次晤面。根據宋子文記載，周恩來表示，一年來中共一直力圖避免內戰，以保存國家實力。中共並未從西安事變中索取任何資本，所提建議措施與幾個月前之主張並無二致。周恩來發給中央的電報稱：「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宋子文表示願意負全責推進談判，保證各項條件的落實，但要讓蔣、宋即日離開西安。周恩來和楊虎城對條件表示同意，但是堅持要在放蔣走之前還須簽署一份政治文件。但是，通知尚未送到，張學良已經親自護送蔣、宋飛往洛陽。蔣臨行前對張、楊保證：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並表示今後絕不剿共。

三、維護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

蔣走張去雖然「大體是轉好的」，但對事變的和平解決增添了極大不確定性。12月26日，蔣介石到洛陽後便發表了由陳佈雷代為起草的《對張楊的訓話》，通過張、楊私閱日記瞭解自己一心為國之「苦心」後主動悔過的說辭，來維護自己作為國家領袖的尊嚴。31日，南京軍事委員會組織高等軍法會審，判處張學良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幾天後由國民政府「特赦」，但「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張學良送蔣走後，西安局勢呈現不穩狀態，尤其西北17路內部楊虎城「左右甚動搖」。周恩來請楊虎城出面主持一切，向楊部下詳細解釋當前的形勢，耐心細緻支持和協助楊的工作。面對蔣介石放棄「中央軍決離開西北」的承諾，調集重兵進入潼關、直逼西安，周恩來堅持貫徹西北三位一體的戰略部署，在電報中央批准後，電調一部分紅軍主力向關中開進。為了維護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逼迫蔣介石實現他抗日救國的諾言，周恩來於1937年1月11日致函蔣介石，批評蔣令「中央軍竟重複開入陝境，特赦令轉為扣留，致群情憤激不可終日」。他態度嚴正重申：「共產黨紅軍歷來主張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之一貫方針，盡力調處」；並保證：「只要中央軍不向此間部隊進攻，紅軍決不參加內戰」；只要蔣同意「撤兵釋張」，他願意為促進和平、贊助統一，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張學良的被扣與南京方面的分化政策，最終導致東北軍內部新舊兩派自相殘殺。1937年2月2日，少壯派軍官孫銘九槍殺了主張和平解決的王以哲軍長。在西安事變善後最為困難的階段，當時親身參與西安事變解決過程的羅瑞卿、呂正操、王炳南等人回憶稱：周恩來「顧不得吃飯，顧不得休息，幾天幾夜睡不上幾個小時，夜以繼日地工作」。因他「平易近人，對和戰兩派平等相待，盡力說服大家團結合作」，使得和平解決的大局得以維持。

通過回溯90年前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事變爆發後，周恩來奔走斡旋各方，力主和平解決；事變善後階段，他更是臨危不懼，力挽狂瀾，鞏固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他的政治智慧、外交手腕與道德勇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