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知識份子道德勇氣的反省

在「惡質民主」台灣總統大選投票的前夕，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於3月5日發表《跨越斷層——掌握台灣關鍵的五年》，深深憂慮今天在「向上進」和「向下退」的兩股社會力量的角力下，台灣是否會「向下沉淪」，實不失為知識分子憂國憂時的本色。

知識分子的本色

我認識李遠哲先生，當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當時李先生尚未獲諾貝爾獎，他來台灣，住在圓山飯店。那時「美麗島事件」正在軍事審判，萬馬齊喑，一片肅殺氣氛，外界極缺黨外的資訊，我陪陳鼓應太太湯姍姍，擺脫情治人員的監視，到圓山飯店把一些資料交李先生帶到美國。因為我們判斷，國民黨大概不敢搜查國際聲望如此高的學者如李先生者流。李先生也慨然承擔，海外才得以即時有這批資料聲援了黨外人士。當時在李先生房間的，還有已過世的張昭鼎教授。

雖然我們判斷國民黨不敢在出境時搜查李先生，但是，李先生還是不能不承擔風險的，對李先生這份道德勇氣，我至今猶敬佩不已。

後來，台灣民主化了，李先生也回國擔任中研院院長，成為台灣學界的祭酒，但是，台灣民主化的結果，卻令李先生也不得不迫切的憂慮，台灣是否會「向下沉淪」。李先生回國六年了，台灣民主化到「向下沉淪」，我們學界和知識分子如果反省起來，難道我們就可以沒有責任，可以告天下後世於無罪嗎？

中國知識分子古稱之為「士」，而有「列士獻詩」和「司過之士」的傳統。「詩」是民意，是民謠，各地的「士」要來到天子的朝廷列隊報告民意的（「獻詩」），並且要糾正執政的錯誤（「司過」）。所以，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子對大知識分子（「大丈夫」）的道德要求更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也要求「大丈夫」必須是「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循於亂世之民」。眾目所睹，李登輝上台後，為了權力鬥爭鼓動「省籍鬥爭」，台灣雖無「種族歧視」，但因內戰分裂，不能不承認台灣社會是有一定的「省籍矛盾」，執政者應當是努力緩和「省籍矛盾」猶恐不及，豈有加劇「省籍矛盾」之理。例如，明明是國家暴力事件性質的「二二八事件」，硬要定性為「族群衝突」，來挑起省籍仇恨。「省籍矛盾」和「種族矛盾」一樣，當然有其一定的民粹基礎。

加劇「省籍矛盾」的結果必然造成台灣社會的分裂，失去了政權的外省人在「省籍矛盾」下能不惶恐而自保嗎？於是由下而上，也造成了政治的分裂。在政治分裂下，李登輝的「台灣國民黨」政權就難以在選舉中保全了，而只有乞靈於「黑金」。如果今天不是國民黨的政治分裂，國民黨和新黨加起來的席位還是穩定的多數，又何必乞靈於「黑金」？國家是需要政治穩定才能發展經濟，才能發展民主，雖然我們反對「黑金」，但也不能不說，這些年來，沒有「黑金」來穩定李登輝的政權，台灣的經濟和政治會「往下沉淪」到什麼地步就更難以逆料了。

由加劇「省籍矛盾」而社會分裂、政治分裂導致「黑金政治」的過程，我們知識分子有沒有站出來喝阻？我們的知識良心和道德勇氣到哪裡去了？我們所看到的，一些知識分子竟然沉默了，下焉者更是只知道追隨著新的統治者分食著蔣家政權權力的屍體而已。現在我們來批判「黑金政治」，但我們卻是在分食著「黑金政治」的餘餕。

反對黨鼓動民粹

我認識陳水扁先生也是在黨外時期，我曾為「蓬萊島案」寫過文章，做過演講，黃天福先生還帶我到過陳水扁家裡，共同商討案情，陳水扁是反對黨，鼓動民粹博取選票是能理解的。

但許多多民族的民主國家，都是立法禁止「種族主義」的。在上屆台北市長選舉時，在陳水扁的台上竟然喊出：「不能讓中國人（馬英九）進台北城！」這樣子公然的省籍歧視，分裂國民意識，我們知識分子有沒有站出來反對和批判呢？這次總統大選，呂秀蓮公然指責對方不是出生在台灣的假台灣人。以這樣的「種族主義」語言來挑撥島內的省籍矛盾和破壞社會團結，我們知識分子竟然默然以對，難道我們沒有責任嗎？

「省籍矛盾」又在政治鬥爭中上綱成統獨爭議。李遠哲先生在他獲諾貝爾獎之後，訪問大陸，在鄧小平接見時，鄧小平說得很清楚，統一的問題可以留給下一代去解決。後來，鄧小平提出的統一方案也只是「一國兩制」，誰也不吃掉誰，中共的統治不及於台灣。

1958年，金門炮戰後，兩岸在各自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下，台海雖對峙但已無戰事；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代表被逐出聯合國，也是形勢使然，在「漢賊不兩立」的一個中國原則下，近20年間，台灣並未因外交挫折而喪志，反而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

但是李登輝上台後，卻是將島內的「省籍矛盾」，內銷轉外銷，刻意去挑釁兩岸得以維持內戰中和平的一個中國原則，先是「務實外交」，又是「參加聯合國」，接著還有「七塊論」、「兩國論」。什麼「台灣第一」、「台灣優先」。

李遠哲先生說得好，人都是有尊嚴的。請問在「台灣第一」、「台灣優先」下，13億人的尊嚴在哪裡？一定要割裂兩岸的領土主權，如果真的「兩國論」了，江澤民能不是李鴻章嗎？當年馬關割台，台灣人是怎麼罵李鴻章的，全國進京趕考的各省舉人甚至「公車上書」，要「誅奸相，絕和議」，要江澤民當李鴻章，江澤民的尊嚴又在哪裡？

人除了有尊嚴，也有感情。在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之後，又罵人家是「土匪」、「控固力」，罵罵共產黨也就罷了，大陸同胞也說不定還會「暗爽」。但李登輝又罵中國是一個「不文明的國家」，罵中國文化是「騙來騙去」，這不是侮辱全體中國人嗎？甚至和日本軍國主義餘孽司馬遼太郎、深田介佑、石原慎太郎之流唱和，甚至反對中國人民要求日本對侵華戰爭道歉的正義主張。是可忍，孰不可忍？除了「台灣第一」、「台灣優先」外，還要「日本第一」、「日本優先」，飽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的中國人民只好還以「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了。今天中國人民手上的已不再只是「大刀」，而是東風31號了，又說這是「武力威脅」。

12年來，李登輝鼓動民粹，倒行逆施，禍國殃民，黑金政治，又置台灣人民於中共的武力威脅之下，我們知識分子站出來大聲說過一句話嗎？我們有像批判蔣家政權一樣的批判過李登輝嗎？

春秋責備賢者

當年，我們為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奮鬥，飽受蔣家的政治迫害。今天，台灣民主化了，台灣老百姓居然懷念起蔣家政權，迫害過我們的蔣經國居然變成了台灣老百姓最感念的領袖。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我們既不敢「上不循於亂世之君」，又不敢「下不循於亂世之民」。我們敢面對歷史，面對千秋萬世，大聲地說，我們這一代台灣的知識分子「我無罪」嗎？是我們的知識出了問題，還是我們的良心出了問題？

中國古老的政治哲學，《書經》有云：「萬方有罪，罪在一人。」今天台灣的「往下沉淪」，李登輝能沒有責任嗎？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今天台灣的「往下沉淪」，我們知識分子能沒有責任嗎？我們知識分子都變成了李登輝的「共犯結構」了。我們還能不覺悟嗎？

拜讀了李遠哲先生的演講稿，心潮澎湃，是感慨，是興奮，「李登輝時代」終於要結束了，但形勢仍容不得我們樂觀。期待已久的李遠哲先生終於站出來了，台灣是我們的家，台灣是我們生長的地方，台灣一旦沉淪下去，我們什麼都沒有了，什麼學術名流，什麼清譽聲望，一切也都是枉然。

「春秋責備賢者」，我們更期望李遠哲先生能站出來，帶領我們知識分子抵抗黑金政治，抵抗蒙昧的民粹，為台灣的「向上提升」奮鬥，為兩岸中華民族同胞的和解奮鬥。是為之禱。

原載《台灣立報》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