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了四十八年的訃告

先母章麗曼女士（一九二四～一九五三），在四十八年前的八月十八日，因叛亂案經憲兵司令部處死刑，就難，時年僅二十九歲。家父王建文先生，以明知為匪諜而不檢舉處有期徒刑七年。時我未滿十歲，最小的妹妹學昭未滿週歲，外婆章陸佩蘭女士，帶著我們兄妹四人住在台中，家破人亡，無分文之收入，嗷嗷待哺，孤苦伶仃。

家母遇難後，是由在憲兵中服役的表兄謝永全先生，將家母火化，骨灰存於台北市東和禪寺，再將隨家母被捕哺乳的小妹抱回台中交給外婆。

天蒼蒼，地茫茫，從南昌鄉下來到台灣的外婆，和一群十歲不到的稚子，三餐不繼，未流落街頭已屬慶幸，又有何能力替母親開吊治喪，尤其是在那「聖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年代，親戚朋友走避猶恐不及，又有誰能來替母親治喪。後來，父親從獄中回來，為養家活口，培育我們子女，猶力有未逮，對爸爸來講，亦往事不堪回首，誰也不願去觸及那心中的最痛。

從小，我心中就埋藏著一個想望，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兒子一樣，長大以後中了狀元，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親平冤。

在學校裡，我一向不擅美術、音樂的課程，但在音樂課上，老師教唱「人皆有母，翳我獨無……」，就不禁住淚流滿面，同學們看著我都不知所以。每逢母親節，聽到「有媽的孩子像個寶……」我就禁不住熱淚潸潸。雖然從小沒有母親卻有外婆的疼愛，但是失去母親的遺憾，總是深藏在心靈深處，不時浮現出來。

高中畢業後，我考上了台大哲學系，到台北來唸書，爸爸常來信要我到東和禪寺去看娘，我始終沒去過。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學畢業，並順利考取了台大哲學研究所，上午參加了畢業典禮，下午就到東和禪寺去給娘上香，這是我第一次去看娘。站在娘的骨灰盒前，看著娘的照片，我強忍著淚水，默默著告訴了娘，您的兒子終於完成了學業，長大了，替您爭了氣。從東和禪寺出來，看見象徵權威，矗立的總統府，擦乾了眼淚，想起外婆的話：「天下只有萬歲的百姓，沒有萬歲的皇帝。」心中默念著：「看你矗立到幾時！」

我生於抗戰末期，一九四三年，抗戰勝利，外婆帶著我和二個妹妹回到南昌鄉下，母親在上海任職，父親則隨部隊調防各地。一九四八年，父親調台灣花蓮訓練新兵，外婆帶著我和二個妹妹隨父親到台灣，母親仍留在上海。一九五○年三月，母親才從上海來台團圓。

我從小由外婆帶大，母親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後來，搬到台中北屯後，才對媽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記憶。記憶中，由於父親軍中的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艱苦，我幼年時就因營養不良而患過肺結核，家中有什麼菜都是我優先，二個妹妹只能在旁眼巴巴的望著。所以，媽在北屯開過雜貨店，也養過豬，豬的飼料是蕃薯籐，自己剁蕃薯籐餵豬，有次我看到媽把自己的半邊指頭給剁了下來，血淋淋的好不嚇人。後來，媽又到潭子的一所幼稚園當老師，賺點錢補貼家用。

在我的印象裡，媽對下面的人和窮苦的人特別好，當時軍中實施打罵教育，爸爸一向帶兵極嚴，媽則對來家裡的司機、傳令兵都和藹可親。家裡有一些吃不完配給的米、鹽，媽常拿去送給窮困的鄰居。外婆也說，媽從小在南昌家裡，對家裡的佃戶特別好，而常在言辭上不屑於家族中那些當官而「上捧下壓」的長輩。

在北屯，媽非常用功，記得媽晚上讀英文，還學日語，有次買了本世界書局出版的漢英辭典回來，被捕後還帶到獄中，遇難後，表兄帶回北屯，我念中學就是用媽這本辭典的。

媽會唱歌，我記得她喜歡教我們唱：「風在吼，馬在嘯，黃河在咆哮……」和「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那都是抗日愛國歌曲。匪諜之子要為母親平反

媽講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只記得一個了，那是一個德國老師的故事，一個老師帶著一群孩子，突然有了手榴彈丟過來了，已經來不及排除，那個老師即奮不顧身的僕在那顆榴彈上，炸死了自己，保全了孩子們。我的名字是媽取的，媽告訴我，我的名字有兩重意義，一是我生在清晨三點，江西河口，所以叫「曉波」；一是我要曉得和傚法馬援，馬伏波將軍，男子漢大丈夫，要為國為民馬革裹屍，豈可老死病床。

當時，我對媽講的話，都似懂非懂，後來，為了自己的名字，還特別找了馬援傳來看，才知道是什麼意思。研究所畢業後，我受聘為台大哲學系助教、講師。在研究所的最後一年，我投入了七○年代台灣學生的「保釣運動」，並參與學生社會運動，為受災礦工家屬募捐，為飛歌女工怪病案呼籲，為烏腳病患、台西麥寮的農民講話。後來，台大校長閻振興找我和陳鼓應講話，說是，你們主張些自由民主就罷了，還開口閉口什麼「基層民眾」，人家會說你們思想左傾。當時，我即回答閻校長說：「我出身貧賤，我不替這些貧困的老百姓講話，誰替他們講話？」一九七三年，終於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遭警總約談偵訊，我和陳鼓應先後被台大解聘。

「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還是堅持投入八○年代的黨外民主運動和九○年代的中國統一運動。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國際冷戰的結果，兩岸內戰的緩和，戒嚴的解除，內戰戒嚴體制的崩解。政治形勢開始衝突到曾經在五○年代製造過無數「白色恐怖」案件的《懲治叛亂條例》，一九九一年五月，林正杰委員要我參加他在立法院舉辦的一場公聽會，在公聽會上，我以「白色恐怖」受難人遺屬身份作證，述說了《懲治叛亂條例》加諸在我們家庭的悲劇，後來我把文章發表在《中國時報》（同年六月三日），題為《我的母親叫章麗曼－－一個「匪諜兒子」的自白》，這是我第一次公佈了我母親和家庭的遭遇，而引起了不少的迴響，現任副總統呂秀蓮女士，當時還親自打電話到我家來安慰我。

終於，象徵著森嚴的戒嚴體制頹然的倒塌了，《懲治叛亂條例》被中止了，接著「二二八事件」平反，我們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也平反了，我和陳鼓應重返台大任教。「台大哲學系事件」平反，我並沒有特別的喜悅，因為我知道，還有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沒有平反，我的母親也還沒有平反。所以，記者來訪「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平反，我就說：「二二八事平反了，台大哲學系事件也平反了，並不表示台灣的公義就得到了彰顯，還有更冤的白色恐怖未能平反，我的母親還未平反。」當時報紙還有以《匪諜之子王曉波，要為母親平反》為標題刊出我的談話。（《聯合晚報》，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

在社會公義人士和「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努力下，一九九八年，立法院終於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並於當年十二月成立基金會，我亦被遴選為受難家屬代表擔代董事迄今。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董事會通過了對母親的補償，確認了當時憲兵司令部對母親的死刑判決是「不當審判」！正是母親臨終時不屈所說的「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上對得起天，下對得地，我無罪！」母親近半世紀的沈冤得以昭雪，我從小失去母親，要為母親平冤的心願得償。我們從來沒有看過母親的判決書，父親又不願提及當年的傷心事，所以，從小我們一直對母親的案件模模糊糊。為了《補償條例》，當年的各審判單位才開放了檔案，得以申請，才看到了母親當年的判決書。

根據當年的判決書才知道，上海失守後，母親仍留在上海郵政儲匯尚任會計，後遭辭退，因「喜愛文藝，思想左傾」，考取上海華東新聞學院，卒業後，被認為「小資產階級，思想模稜」，「思家心切」，想到台灣。中共人員知道父親任職憲兵，遂要求母親到台後，說服父親，一旦共軍攻台，要父親不要抵抗。母親先以父親思想固執而婉拒，再三說服而同意嘗試，中共人員才開具路條讓母親到香港，勸說父親後情況如何，約定函告香港中共人員，時母親二個最親愛的弟弟仍滯留大陸。母親來台後，將中共人員之意轉告父親，果然遭父親訓斥，母親即依約函告香港中共人員，就不再聯絡。母親被捕後，「初該被告依然諱莫如深，嗣經情報偵訊人員一再曉以大義，始行直陳」。

母親出身南昌地主之家，與國民黨淵源極深。外曾祖父章子昆先生，樂善好施，為鄉人排難解紛，與陳佈雷友好，大陸赤化後，以「善霸」名義被鬥爭。外祖父章壯修先生，北伐軍尚未進南昌城時即為國民黨地下黨員，在南昌城內秘密迎接北伐軍，遭軍閥當局追緝，北伐後曾任土地局局長，被土共綁架，遭酷刑，家人贖回後病歿，得年三十。三外叔祖父章益修先生，曾任江西省代理省黨部主委，抗戰時，任軍事委員會新聞處少將處長，來台後，任國大代表。家父又是號稱「領袖鐵衛軍」的憲兵軍官。但是，母親和當時全國愛國青年一樣，不贊成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再度發起內戰。即使沒有中共人員交代，母親也不會贊成父親為蔣介石去打內戰。但父親確實是蔣介石的「鐵衛軍」，也決不會接受母親的意見，一旦戰事至台，憲兵雖非戰鬥部隊，父親也一定會身殉「黨國」。

母親被視為「小資產階段，思想模稜」，已經「非我族類」，而想家要到台灣，時大陸已經赤化，非有中共的路條如何離開大陸！母親雖不贊成蔣介石打內戰，也明知父親難以說服，因而不願意接受勸說父親的任務，但期待有路條的心情是迫切的，能不允諾接受任務嗎？既有承諾，二個舅舅又滯留大陸，一旦失信，二個舅舅又將陷於如何之地位？如果不是嚴酷的內戰戒嚴體制，母親所為合情合理，又觸犯了那一條？

憲兵司令部援引《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判處母親死刑，犯罪也有犯罪動機，叛亂要有叛亂意圖，母親的動機和意圖何在？判決書也說母親是「思家心切」，「思家心切」也是判亂和匪諜的犯罪動機及意圖嗎？「思家心切」就是母親思念父親、外婆和我們子女啊！身為子女，母親為了思念我們而失去了青春的生命，看到這樣的判決書，真是「蒼天何亟」啊！

母親被捕後，判決書說「初該被告依然諱莫如深」，憲兵司令部又是根據什麼證據逮捕母親的？這正是典型的「先抓人，後找證據」，母親跟我父親講的話，又有誰能知道？什麼「嗣經情報偵訊人員一再曉以大義，始行直陳」，母親被捕後，二次自殺未遂，一次吞金項煉，一次吞大頭針，這是「曉以大義」的結果嗎？事隔四十八年，我們真不敢想像母親是遭受了如何野蠻的酷刑，二次選擇以自殺來保衛自己。

「鬼有所歸」，四十八年來，我們沒有為母親開吊治喪，除了不願觸動父親心靈的痛處外，還有母親含冤莫白，我們也不能讓母親含冤歸去，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終於證明了當年憲兵司令部判決是「不當審判」，雖然已經造成永遠不可彌補的傷痕，但四十八年的沈冤，總算昭雪，母親臨終時拒飲高粱酒說：「我生是一個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個清清楚楚的鬼。」今天，母親的案件總算清楚了，母親的靈魂也應該有所歸了。

小時候，我們從來不敢跟別人說母親是誰，怎麼死的。今天，母親的案情弄清楚了，母親當年是為了「思家心切」和反對蔣介石打內戰而犧牲的，是憲兵司令部的「不當審判」。所以，我們家屬將於今年八月十八日，母親四十八年前遇難的日子，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母親當年遇難的地方，青年公園水源路堤防外馬場町「白色恐怖紀念公園」，舉行「章麗曼女士追思紀念會」，歡迎親朋好友，來共同紀念這一位四十八年前愛國含冤而去的青春靈魂。

我們為母親舉行追思會，決不是清算歷史的仇恨，而是記取歷史的教訓。在那嚴酷的內戰邏輯裡，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鬥爭，一切的歷史、政治、人性全遭扭曲，多少青春的生命在這嚴酷的鬥爭中喪失，多少美滿的家庭在這內戰的邏輯裡破碎。母親的悲劇，我們家庭的悲劇，其實只是近代中國民族大悲劇中的小悲劇。追思母親，我們追思的是母親對苦難人民的同情，追思母親對祖國和平的渴望，追思母親對國家民族的熱愛，追思母親對強權霸道的不屈。中國人不可以再殘殺中國人，中國人自己應該團結起來了，只有團結才是力量，只有團結，中國人才能創造自己國家民族的前途。我耳邊似乎又響起了當年母親教唱的「團結，團結就是力量，團結是鐵，團結是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