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鄉人的血終於停止了沸騰

三月六日，我在北京接到方守仁打來的電話，說是黃順興在北京過世了，我立刻打電話給台聯會副會長鄭東寧，東寧兄在電話中證實了這一個消息，黃順興已於三月五日晚上逝世於寓所，我再打電話給照顧黃老健康的戈護士，才知道黃老是在五日晚上，在自己的房間裡，坐在椅子上，心疾復發，發現後，送醫搶救，已無生命跡象。又一位台灣愛國主義的民主前輩離我們而去了。

我認識黃順興，準確的時間已不復記憶，當是在七○年代後期蘇慶黎主編《夏潮》雜誌之時。 《夏潮》雜誌發表王拓一系列黨外人士的訪問記，其中之一有黃順興。黃順興的經歷與其他的黨外人士略有不同，他在日據時代，年輕時，曾經到過祖國大陸，光復後回台灣。在那嚴酷的戒嚴時期中，「人在台灣，誰不反共」，黃順興沒有什麼反共八股的濫調，並且還懷著當年對祖國大陸的懷念。在七、八○年代的台灣黨外運動中，除了余登發外，那是絕無僅有的。因為當時年輕一代黨外人士如張俊宏、許信良，日據時期年齡尚幼，都是光復後成長的，更沒有生活在祖國大陸的經驗。

我真正跟黃老往來密切，應該是從一九七八年的選舉開始，黃老在彰化選立委，陳鼓應和陳婉真在台北選國大代表和立委，當時黨外全島大串連。呂秀蓮在台北國賓飯店舉行募款餐會邀請黃老，黃老有事沒來，請他的太太出席了。楊青矗在台中舉行募款餐會，我下台中助講，講的是工人問題，講完後一個高個子中年人過來跟我握手致意，並自我介紹「我是黃順興」，我早就看過黃順興的照片。黃老一雙粗糙的手，完全是一個台灣農民的樣子。當時，我在台中的《台灣日報》副刊，用「王武」的筆名開了一個「有話就說」的專欄，黃老還特別提到這個專欄，推崇這個專欄是知識份子為民請命。原來黃老老早就注意到我了。

七八年底的選舉，因宣佈七九年元旦北京和華盛頓建交而停止。停選後，黃老的立委任期延長，又《夏潮》雜誌和所有的黨外刊物都因中美建交而被當局查禁，黨外的聲音只有靠立法院的質詢才能發得出來。

立法院開會期間，黃老多在台北，但當時立法院並無助理制度，立委的質詢文書都靠立委自己整理撰寫，「鄉土文學」論戰後，我在幫胡秋原先生編《中華雜誌》，胡先生也是立委，他的許多質詢稿多轉載於《中華雜誌》。那一年，黨外的活動甚多，黃老十分忙碌，無暇親自撰寫質詢，透過蘇慶黎，黃老要我幫忙，黃老總是交下來一大疊資料和選民的請願信給我，請我草擬質詢稿，許多都是關於農民的水利灌溉、農產品價格、肥料價格、環境保護，上至保衛釣魚台領土、外交，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平反，為台胞抗日烈士在八卦山立碑。

當時黃老的一些質詢多引起當局和輿論的注意，行政院的答覆也都不敢怠慢。例如，黃老質詢當局企圖派兵介入葉門的內戰，因而打消；質詢賴和被逐出忠烈祠而要求平反，行政院的答覆竟是賴和「抗日思想激烈，屬於左派」，後來我們再行追究，賴和終得平反，重新入祀忠烈祠；只有台灣抗日烈士在八卦山立紀念碑一事，至今未有下文。

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和我先後被台大解聘，陳鼓應到政大國關中心，我到「中國大陸研究中心」當研究員。我當時處境動輒得咎，唯恐國民黨查出筆跡，所有的質詢稿都是我寫好後，由徐慎恕重新謄寫，再交黃老審定後簽字送立法院的。

當時，五○年代「白色恐怖」一代的台灣政治運動家還在綠島關押沒有出獄，我接觸的七、八○年代的黨外人士也不算少，當時黨外運動中並無嚴重的統獨分歧，「愛國」的口號又是國民黨的專利，黨外運動多只能緊守「民主」的陣線，像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反對帝國主義、保衛釣魚台等議題，中青年代黨外人士雖無明顯的排斥，但卻也不感興趣而唯獨黃老等少數老輩民主人士具有國家民族觀念。

後來，跟黃老接觸多了之後，才知道，黃老的先祖輩參加過一八九五年乙未之役抗日戰爭，戰死後屍體由家人背回草草埋葬。黃老還跟我講過，幼年時，上日本公學校（當時日本在台實施民族差別待遇，日人子弟上「小學校」，台 人上「公學校」），回家後溫習功課，大聲朗誦日文課文，遭父親斥責，「台灣人念什麼日本書」；以後，回家後就不敢唸書，又被父親斥責「拿錢送你上學，為什麼不好好念」。做為「殖民地的孩子」，黃老是在台灣人這樣矛盾複雜的心情下成長，從小嚮往著自己真正的祖國──中國。等到長大，到日本留學，能回到祖國的土地，但卻是抗戰期間被日本軍國主義佔領的土地。有些在淪陷區的台灣人，為了方便和特權都使用日本人給台灣人的身份，甚至於還為虎作倀，作威作福。黃老卻放棄台灣人身份，情願與日本軍國主義刺刀下的祖國同胞一樣，領取日本人給淪陷區人民的「良民證」。

七九年元旦 ，中美正式建交，台灣島內的選舉也停辦了，但是，島內的政治並不平靜。首先，國民黨情治單位以一個從事乩童的神棍吳泰安到日本與中共大使館接觸後，又回到台灣，任命余登發為暴動司令為由，逮捕了黨外元老余登發，引起黨外震動，而有黨外的高雄橋頭遊行示威。接著，黨外民選縣長許信良又因參加橋頭示威被當局免職。後來又發生洪志良被捕案，洪志良被捕，接著又逮捕陳映真、李慶榮。

幾經審判，余登發被封的「暴動司令」被國民黨情治單位「免職」了，但還是遭判罪，理由是在余登發家中搜到影印《朝日新聞》刊載的中共《告台灣同胞書》和葉劍英的講話，罪名是「為匪宣傳」。那個作餌的神棍吳泰安卻被判處死刑，槍斃掉了，真是冤哉枉矣。

洪志良也是一個「餌」。中美建交後，查禁一切的黨外刊物，黨外又亟需一份發言刊，洪志良和黃老都是彰化人，洪手頭有一份賣飼料的刊物名為「富堡之聲」，洪與黃老接觸，願意提供作為黨外刊物，黃老多與黨外統派知識份子接觸，經黃老引介而認識洪，我也和洪談過《富堡之聲》的編輯事務，後來洪即請李慶榮負責編務。

經過偵訊，發現陳映真根本尚未認識洪志良，也許是「收網」太早了罷，並據說是蔣經國親自下令，而釋放了陳、李二人。後來，又將李慶榮二次逮捕，理由是李在《富堡之聲》撰文，鼓吹開放大陸探親，又是「為匪宣傳」。洪志良也被判有罪，出獄後，還特別寫了一本書為自己喊冤，自承是調查局的線民，真相才大白於世。

由於島內外的壓力，國民黨不得不再開放黨外刊物，而有《美麗島》雜誌的創刊，《夏潮》系的陳鼓應、王拓、蘇慶黎都參加了，黃老也參加其中。

《美麗島》在中泰賓館舉行創刊酒會，而遭國民黨右派包圍，幾乎演出暴力衝突事件。後來，他們也創辦了一個《疾風》雜誌，發表一篇《誰是真正的敵人》，文中極盡挑撥黨外統獨，並點名直指黨外統（左）派為「真正的敵人」。

那一年，島內政治形勢惡劣，黨外統派，從余登發到陳映真、李慶榮都是被公認的黨外統派，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其實，一九七六年，黃老家就出事了。黃老留學日本的女兒黃妮娜，在中日建交後，也許是對自己父親嚮往的祖國大陸好奇罷，而作了一趟祖國游，不意被情治單位得知，乘其返鄉探親之時逮捕，又牽扯出黃老的好友陳明忠，說是中共解放台灣後，要任命黃老為省主席，幸好黃老當選立委有「保護傘」，黃老光復後返台從政的黨籍是青年黨，立法院也有一些青年黨的老立委，但也免不了遭傳訊。七六年後，黃老在台的處境，可以說是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後來，陳明忠被判無期徒刑，黃妮娜也遭判罪服刑。

在自身處於這樣險惡的情況下，黃老為營救余登發等仍奮不顧身不遺餘力。陳映真、李慶榮則在四十八小時內由當局主動釋放。

七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黨外在高雄舉行紀念大會，發生警民暴力衝突事件，國民黨大肆逮捕參與的黨外人士，康寧祥與黃老因有事未能與會，而倖免於難。全島風聲鶴唳，輿論一面倒的支持政府逮捕行動，唯胡秋原主辦的《中華雜誌》表示異議，對黨外人士表示同情的理解。後《中華雜誌》亦遭國民黨右派刊物圍剿，胡先生為此纏訟十多年。

「美麗島事件」的島內救援一籌莫展，必須完全依靠國外救援。八○年一月，我受邀前往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人，赴美前夕，黃老到我家裡，我們深恐家中遭竊聽，便在家附近散步繞圈子，黃老交代我赴美聯絡事宜。我赴美後才發現，幾乎所有的救援事務完全被台獨把持，甚至於艾琳達返美，林孝信前往接機都被台獨毆辱。

八○年底，島內恢復選舉，我在美國，當選者多為「美麗島事件」家屬和律師，黃老落選了，不再任立委。

八一年一月，我由美國返台，寒假過年期間，我還帶著內人元元和孩子去看黃老，在他彰化溪州的養豬場盤桓了一天。黃老的興趣已漸漸轉移到新的焦點，即環保問題。在溪州的養豬場，他親自勞動、餵豬，還有個養魚的池塘，養魚。

記得，八三年的立委選舉，他也參加了，不是一般的區域立委，而是職業團體的農民立委，但還是落選了。

黃老生性耿直，嫉惡如仇，在選舉期間，路見車禍，民眾圍觀而無人將傷者送醫，黃老立刻從宣傳車下來，將傷者送醫，並且大罵圍觀的民眾，助選員提醒黃老「這些都是您的選民啊！」黃老的答覆卻是：「這些沒有同情心的人，沒有資格投我的票！」

七九年妮娜出獄，八一年黃老創辦了台灣第一份環保刊物──《生活與環境》，妮娜年輕，黃老生平雖亦喜舞文弄墨，但畢竟沒編過什麼刊物，於是找我和福蜀濤協助。當時還沒用電腦排版，也不用鉛字排版，而是打字後貼版。打字的內文字以千字計價，但標題字要以每字計價，為了省錢，《生活與環境》的標題多是用毛筆書寫貼版上去的，紙張則是用報館賣出來的廉價國產白報紙。此外，當時台灣環保問題的稿源亦有限，我們只好把多餘的篇幅拿出來刊登政論文章。

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開始蠢動，竄改歷史教科書，日本官員否認南京大屠殺，甚至有歌頌日本軍國主義的影片，打出感謝台灣中央製片廠協助拍攝的字樣。在台灣，除了《中華雜誌》外，就只有《生活與環境》的抗議和批判了。黃老已不再是立委，所以，還由我寫好質詢稿，由黃老交給當立委的余登發 的女兒黃余秀鸞送至立法院質詢，留下歷史的紀錄。

《生活與環境》的銷路一直沒有起色，辦了六期終於停刊。

「美麗島事件」後，由於基督教長老會和海外台獨的介入，黨外運動愈來愈台獨化，黃老又不願隨波逐流，就愈來愈與黨外主流疏離。後來又心臟病發作，幸好搶救回來。我還和朋友到林口長庚醫院去看他，心臟裝上了個起動器，他戲稱為「馬達」。後來談到，黃老手術完問醫生第一個問題是什麼，黃老好酒，我搶著說：「那一定是問醫生，還能不能喝酒？」黃老哈哈大笑。病後，他把香煙戒掉了。

心臟病後，我還到過他彰化老家「愚園」去看他，他說，他前半生奉獻給台灣的民主，後半生，來日無多，要奉獻給祖國。他還告訴我，他那個「馬達」只管用十年，就要換過。

後來，黃老告訴我，他要到日本、美國看孩子，我就有預感他可能回大陸。當時並未開放大陸探親，回大陸，甚至在海外與中共人員接觸都有牢獄之災，誰也不敢張揚。果然，不久就傳出黃老回大陸的消息。

我再見到黃老是八八年寒假到南昌探親後到北京來看黃老和鼓應，時王拓正在北京，王拓陪我一起去看黃老。到北京來後，感冒不適，後頸僵硬疼痛，黃老要他的護士戈小姐幫我按摩量血壓，才發現我已有高血壓了。

「六四事件」後，我到北京來出席「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找黃老，黃老要請我喝酒，記得他還拿來兩瓶不知從何處弄來的，台灣從來沒見過的黑糯米酒，還說，請我喝酒是為了謝謝我。我才知道黃老也聽說了，「六四事件」時，我曾半夜直撥電話給台聯會的林釵林大姐（六月五日台灣當局才宣佈開放大陸直撥電話），急切的關心黃老和鼓應的安全，並且，還托人帶話到北京，萬一黃老和鼓應在北京有事，中共對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的統戰就不要做了，我也必然會在台灣發動救援運動。後來，黃老和鼓應都沒事，當然這是中共的開明政策之所致，卻讓我沾光喝了黃老兩瓶黑糯米酒，開了一次洋葷。

黃老生性耿直，嫉惡如仇，熱愛祖國，仗義執言，回大陸擔任人大常委，克盡厥責，跑遍全國各地探求民瘼。時大陸剛開放改革不久，經濟社會換軌，法制民主落後，官僚腐敗盛行。我初次到大陸來看他，他就牢騷滿腹，恨鐵不成鋼，並揚言，台灣有兩個人不能來大陸，一個是陳明忠，一個是陳映真，他們來了一定失望。值八九學運雲湧，「反腐敗、反貪污」，「要民主、要自由」，黃老和鼓應豈有不支持學生之理，後來的事態發展，中共黨內分裂，國際帝國主義勢力介入，又豈是黃老和鼓應所能控制的？

九○年初，「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我幾乎每年出席，總要抽空去看黃老，但後來會議不一定在北京開，我也因台灣事忙無暇出席，到北京多是隨團體或有事，來去匆匆，抽不出空看黃老了。

後來，黃老得以返台，到台灣他倒是總要找我。記得九六年，李登輝連任成功當選總統，大概是李登輝邀請他回去，他找我在他一個親戚新店的家裡飲酒。他跟我說，他和李登輝合夥賣過豬肉。原來是他台東縣長卸任後到台北，時李登輝任職農復會，黃老和朋友合資成立了一個豬肉外銷公司，把台灣的豬肉賣到日本，合夥人之一就有李登輝的太太曾文惠。黃老還參加一個日本訪問團訪台，在總統府茶敘，我問他，李登輝的茶味道如何，黃老說「不錯」，李登輝還走到黃老面前說，「有空到家裡來吃飯」。黃老吃了沒吃李登輝的飯，他沒說。

那次在新店跟黃老喝的是烏龍茶酒，那時，李登輝訪美後，中共已經兩次導彈演習，李登輝馬上要就任下屆總統。酒過三巡罷，黃老說，兩岸關係搞得這麼緊張，李登輝要就職，要講些什麼才能緩和兩岸的緊張關係？黃老總以為我點子多辦法多，但這一下可把我難倒，我想了想，要害在「一個中國」原則嘛，於是我說，他在就職演說中只要加這麼一句話──「雖然現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區域僅及於台澎金馬，但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我們絕不放棄大陸領土主權。」我相信北京能聽懂這句話。這也就是後來我向阿扁總統提的「憲法一中」的濫觴。黃老平日最討厭「中華民國」四個字，也許是又喝了一些酒，他說，什麼「中華民國」來，「中華民國」去 ，聽沒啦（閩南語），你幫我寫下來好了。他即起身去拿紙筆讓我寫下來，收了起來。後來便無下文了，大概是被李登輝拒絕了。

這次來北大哲學系客座三個月，因為人生地不熟，準備安頓好了，可以找黃老好好喝上一杯，不意我給黃老的電話還沒來得及打，就接到了黃老逝世的噩耗。

日據時期，台灣作家鍾理和有言：「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才能停止沸騰。」黃老年輕時第一次流回原鄉，原鄉卻非原鄉；晚年，黃老再度流回原鄉，雖恨鐵不成鋼，但祖國蒸蒸日上，欣欣向榮，不再當年的遍地腥膻滿目瘡痍，於是，原鄉人的血終於停止了沸騰。

安息罷，黃老，不要再為祖國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