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一、「228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根本原因——「內戰」而非「台獨」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執政者「失敗」所引發「官逼民反」的「偶然」事件，但卻由於國共內戰而「擴大化」。

簡述二二八單一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包括第一，因為國共在大陸地區內戰需要軍糧，使得台灣島內發生嚴重的缺米現象，引起民心不安與恐慌。以及第二，由於內戰，國民政府無力著手致力於島內生產力的恢復，因此也無法解決青年就業、尤其是從海外回台的原台籍軍人、軍夫的就業問題，使得他們成為島內動亂的主要力量。

但是「白色恐怖」起因，則是在內戰中失利、因而遷台的國民黨政權，為鞏固「反攻基地」，因而在台灣執行的「肅清異己」的行為。以貴黨的洪秀柱立委為例，洪委員的父親雖然是外省人、且是國營事業員工，卻也在「白色恐怖」中受害。

因此，是國共內戰導致國民政府在台執政失敗，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引發了偶然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進而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後，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當時「台灣獨立」在台灣仍是極罕見的主張。

二、「228事件」、「白色恐怖」歷史被扭曲為「台獨者受難」的原因分析

1、事實的混淆與感情的記憶－－有關「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兩事件的死亡人數。

「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受難者中，許多是「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但因為兩事件在時間上相當接近，包括受難者家屬在內及一般民眾並不瞭解兩事件的差異，因而混淆將多數「白色恐怖」受難者，也認定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犧牲者。

實際根據中研院調查，在「二二八事件」中死亡者應少於一千人；但根據中時駐美特派員傅建中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來自前總政戰部主任王升的資訊，在民國三十八年至民國四十三年「白色恐怖」清肅異己行動最熾烈的時期，被捕的受難者達三萬多人，其中百分之十五，約四千五百人遭判處死刑，也因為「白色恐怖」最熾烈的時間在一九五○年前後，如今外界因此稱該時間受難者為「五○年代受難者」。

只是由於一般民眾並不瞭解其中的差別，並因親友受害或恐懼、憎惡等因素，兩事件的受難者、犧牲者人數因此被誇大到外傳的「死亡人數十萬人」，雖然此一說法不正確，但也反映「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兩事件對人民心理造成的嚴重影響，貴黨立委吳敦義的父親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因此家族蒙受的陰影吳委員應該也有深刻體會。

2、「二二八事件」被扭曲為「台獨運動受難」是鼓吹台獨運動者為政治目的所作的歷史扭曲。

國共內戰是國共雙方的生死鬥爭，但當時國共雙方雖互相對立，社會主義在民國三十六年後光復的台灣，卻是相當興盛的思想，倡導社會主義的書籍在台灣也非常流通，並無接觸者即是「共匪」的概念；也因此在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後，對國民黨政府失望、憎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知識青年、大專學生，因此自然而然轉向靠攏共產黨，形成由認同「白色祖國（指國民政府）」轉為認同「紅色祖國（指共產黨政府）」的現象。

此趨勢展現在具體的社會運動上，即是當年造成極大轟動的「麥浪歌詠隊」與「鄉土藝術團」的出現，這些由大學生、知識青年所組成的社運藝術團體，在台灣全島巡迴表演，同時倡導社會主義思想，發揮了相當的宣傳效果，卻也因此觸怒了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引發了所謂「四．六事件」，「四．六事件」也因此可以稱作「白色恐怖」事件的肇始。

「四‧六事件」反映的是國民政府正式遷台前，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組織在台發展的狀況，也顯示「二二八事件」的後續影響，其實是「左派勢力」在台灣島內的抬頭與壯大，而不是「台獨運動」的開端；只是國民政府在「四‧六事件」後展開長期數十年的「白色恐怖」行動，以及台灣歷史教育上刻意省略了對內戰前後台灣島內實情的紀錄，讓這段歷史遭到淹沒。

在台獨運動於民國六、七十年間興起後，倡議台獨者因此選定對台灣人民感情有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將之扭曲為「台獨運動」的開端，以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三、「台獨」228起源論的錯誤

1、「二二八事件」是台獨運動開端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相隔只有二、三年，「白色恐怖」早期的犧牲者與受難者，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絕對多數都是戴上「紅帽子」，即被指為「左傾分子」；但在該段時間，因「台獨案」遭到逮補拘禁的，只有屬於廖文毅案的黃岐南等數人而已。

「白色恐怖」中真正屬於「台獨案」者，實際在民國五十年後才逐漸增加，也就是西元一九六○年前後，「台獨案」增加的時間點，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如王育德等人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社」的時間為一九六○年，「台獨聯盟」則是在一九七○年於美國成立。

此外，台獨有兩反：「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但「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民國三十六年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尚屬弱勢政黨，更在「二二八事件」後發表聲援二二八抗爭者的宣言，同情「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面對中共的聲援，豈有「反共、反中國」的道理，因此研究台灣歷史的戴國輝教授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的」，這即是說，台獨運動是在國民政府遷台以後的事。

2、「台獨」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二八事件」而是國民政府在民國四十二年起實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台獨」運動的開始，實際是因國民政府土地改革政策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的反抗運動。在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後，因此而沒落的台灣地主子弟，分遠走日本、美國，並在美日發起「反國民黨、反共反中國」的「兩反運動」，這樣的反抗運動並因其後進一步與台灣本土中小企業結合而壯大，而這些中小企業主許多也是由地主轉型，且同樣因土改政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不滿。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領袖林獻堂，林獻堂在日據時期率領台灣人民反抗日本的統治，卻在台灣光復後，因為不滿土改政策，遠走日本，並於日本援助主張台獨的邱永漢。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海外從事於台獨運動的重要人物，畢業於處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義中學者特別多，但出身於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對稀少；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台南是當前台獨運動最興盛之處，因為台南是台灣最大的地主集聚地，台灣第一個黨外出身的縣市長就出現在台南市（葉廷圭），而被稱為「台獨訓練所」的則是「台南神學院」。

四、歷史悲劇中的「外省人」

「二二八事件」時的抗爭口號之一是「打倒貪官污吏」，由於貪官污吏大都是居於「能夠貪污」職位的外省人，因此「打倒貪官污吏」變質為「打倒外省人」，使得許多無辜的中、下階級外省人，也無端在二二八事件的動亂中挨打、甚至因此死亡。

實際上，國民政府在民國三十八年正式遷台並發動清肅異己的「白色恐怖」初期，由於大陸局勢仍然混亂，政府不確定能不能保得住台灣，因此民國三十八年間逮捕、處死的都是外省人，直至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發生，該年七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後，國民政府開始大規模逮補左傾分子，才有大量台籍菁英的死亡。

具體的實例是，民國三十八年的基隆中學案，在該次的逮捕中，所有涉案的外省人全被判處死刑，但本省人全被處感化教育，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涉案的台大學生許遠東，得以在三年感化教育後復學，並在大學畢業後，獲謝東閔的推薦進入銀行界，最後還爬到了中央銀行的高位。

台獨人士總愛宣稱台獨運動者在「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中受難，實際所有因「台獨案」被捕者，沒有任何一人被判處死刑（唯一一例死刑是因涉及政府幕後不當操作而遭清算，純屬例外）。

相較之下，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率不超過百分之十五，但依據中研院研究員范雲的調查，外省人在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比率卻達百分之四十，遠超過其人口比率。

五、消除族群傷痕——傚法孫中山先生

總結「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慘痛經驗，「內戰」是傷痛的根源，但「生於亂世的人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歷史悲劇的發生有其時代的因素，我們要還原歷史，更應展望未來。

回顧中華民國的創建史，孫中山先生在革命時期倡導「推翻滿清」，以現在眼光看來，何嘗不是挑撥族群（滿漢）矛盾，但孫中山先生建立民國後，即改稱「五族共和」，顯示政治家必須清楚區分手段與目的，並在掌握權力後全力消弭過程遺留的痕跡。

國民黨政府雖已就「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及遺族進行補償，然而這只是消除傷痕的方法之一，只要引發兩事件的根本因素仍存在，即兩岸敵對的狀態仍存在，因此衍生的族群撕裂問題，就永遠無法解決。

台灣人民如果有心要解決問題，兩岸透過談判結束敵對狀態、締結兩岸和平協定，應是無法迴避的路，然而兩岸談判也正如同商業談判，瞭解彼此的思考邏輯，才能清楚擬定談判策略，並透過相互溝通讓步，達成最後的共識，只是兩岸分隔數十年，彼此思考邏輯差異之大，已讓雙方在溝通上出現雞同鴨講的障礙，也因此即使兩岸已交流多年，彼此的鴻溝卻未見縮減。

「一國兩制」主張就是一例，對中共的「一國兩制」主張，台灣人民解讀為「大陸要吃掉台灣」，始終不瞭解大陸如果對台灣有善意，為什麼堅持不在此主張上退讓，要一再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然而就大陸的理解，「一國兩制」的意義卻是「中國的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台灣的治權由台灣人民獨享」，在大陸的思維裡，這已是大陸極大的退讓，他們也無法瞭解，台灣人民為何視之如洪水猛獸。

再以「反分裂法」為例，台灣人民認為中共訂此法是要硬性吞併台灣，否則就祭出武力威嚇，但大陸當局的思維卻認為，「反分裂法」的對象只限「主張台獨者」，台灣人民的普遍反彈，反而讓大陸對台灣人民支持台獨的比例有多高，產生疑慮。

唯有兩岸撤除對彼此的敵意，客觀瞭解對方的立場，延續數十年的兩岸內戰狀態，才有和解的可能，台灣島內的族群問題，也才有根絕的可能。

六、讓悲劇不再發生——國民黨的歷史責任

我的家庭是因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受苦最慘的當事者之一。但是，我今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並不是為了個人家庭的悲慘遭遇來討什麼。我只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位台灣人的身上。因此，國內各政黨如果對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與徹底的反省，光是道歉或補償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能解決發生悲劇的歷史根源，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締造和平。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來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原因，因為，這正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義務，也是連主席的責任與義務。我希望連主席能代表中國國民黨前往大陸，與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歷史性的大和解，結束兩岸的內戰狀態，讓類似二二八的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