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強國夢與台灣經驗

回顧歷史，1870年代時清政府已在台灣啟動現代化的洋務建設，架設府城至安平的台灣第一條電報線，並遠自英國購進開礦機器，創辦台灣第一座西式煤廠，1881年煤產高達5.3萬噸（即日產140公噸）。但1867-77 年間清軍在西北先後平定陝甘回亂與新疆獨立事件，戰事綿延十年。1876-79 年間，華北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省大旱，死亡人數高達一千萬人以上，茫茫浩劫，慘酷至極。1894年日本發動侵華的甲午戰爭，殺人無數，並索賠2.3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歲入僅0.89億兩白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火燒圓明園，復又索賠4.5億兩白銀〔注1〕，我國財政破產，國家建設與工業投資停滯。1911年國民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中央解體，祖國漸陷於大規模內戰，接著日本全面侵略，八年抗戰使中國更陷於空前災難，續經三年內戰，1949年10月方告統一。

不具備現代經濟發展之啟始條件

二十世紀上半世紀，1930年代時我國整個廣大的西北地區，可說仍處於民生凋敝，餓殍載道，饑民成群逃荒，苦力多嗜鴉片，丐童寒夜哀嚎的落後狀態，甚至有地方宗法豪強自擁武裝力量抗官，為國家政令所不及〔注2〕。西南地區亦然，1941年時雲南馬關縣內，「從縣境東端走到西端，看不到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新聞紙（報紙）和一間診病室」，該縣後面的哀牢山村民，亦是一片赤貧〔注3〕。文明似只至沿海及大城市邊緣為止，廣大鄉村的苦難落後，不乏仍處於「近代前」社會，無警察、無郵政、無學校、無稅吏的狀態〔注4〕。中國共產黨主政共和國的1950年，其所面對的是歷經列強百年蹂躪，戰火摧殘，「一窮二白」的社會。當時中國無力自製手錶，更遑論汽車、船艦、飛機。此外，西北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務貝賽克（Frank B. Bessac）和通曉哈薩克語與蒙古語並獲CIA交付三百盎司金條的美國駐我新疆迪化副領事特務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煽動主導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進行長達一年的分離武裝叛亂，社會則有現代政府政令不及之偏區宗法豪強私人武裝力量，淪陷區日本及其所扶植的汪偽政權與偽滿政權所遺之仇怨權力關係，國民黨政權在內地殘存勢力的破壞，及其在台以政權機器時時海空武裝突擊東南沿岸，甚至支援「藏獨」。

1950年代初，中國人力素質仍普遍低落，誠如毛澤東所言「識字的人只那麼一點點」〔注5〕，以當時戰功赫赫的「人民解放軍」為例，大部份的幹部戰士是文盲〔注6〕；相對台灣而言，內地當時的落後是難以想像。約十年前的1943年，日人在台灣徵召陸、海軍特別志願兵時，是依年齡、體位、學歷等條件，嚴格挑選青少年，將其送往陸、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訓練六個月，結業後方分發部隊當兵〔注7〕，該年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71.3%（其中男童達80.9%）〔注8〕。

就相關統計數據而言，1950年時面積較台灣大266倍中國大陸的主要工業年產量，原油20萬噸、原煤0.43億噸、鋼61萬噸、發電量46億千瓦小時、水泥141萬噸〔注9〕。但1943年時，台灣水泥產量已達26.7萬噸、發電量11.9億千瓦小時〔注10〕。又例如台灣早在1930年代已完成農業綠色革命（本質是壓搾剝削），1938年時台灣稻作化學肥料施用量為38.9萬公噸〔注11〕，但十餘年後1950-52年的經濟恢復期，整個大陸所生產的農用化肥，平均每年僅2.7萬公噸〔注12〕。此外，1950年時涵蓋台灣全省的輸電網路、電話、公路、復線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均已具規模，遠非內地各省可比，當時基隆與高雄兩港口可直接停泊兩萬噸以上的貨輪，遠勝上海或廣州〔注13〕。因此，1950年時內地可說完全不具備現代經濟發展的啟始條件。

悲壯的強國夢：二十年間三次大躍進

從百年列強侵凌的血淚教訓，落後不但就要挨打，甚至還要遭瓜分與裂解。基於民族的核心利益，建立保衛民族生存的基本武裝力量，是共和國建國的歷史責任。故共和國開國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國防工業，也就是重工業，那是民族的唯一選擇。再者，亦因執政者「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意識型態及當時的國際形勢，故在經濟發展策略上，選擇前蘇聯模式，即壓縮農業與輕工業的資源，投入重工業。1950年代，中國抓住世界一分為二的冷戰千載良機，斷然「一邊倒」地加入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與參加韓戰，取得前蘇聯的友誼與信任，於其願提供現代工業援助的關鍵數年，爭分奪秒地刻苦學習，成功建立起初步的現代重工業體系。此外，就是於1958-78的二十年間，傾舉國之力，發動了三次大躍進，分別是大躍進（1958-60）、文化大革命的自力更生躍進（1966-70）及其後引進外資機械裝備的洋躍進（1977-78），企圖以政治力量加速工業的發展，惟均以失敗告終。

1958年大躍進的結果，可說是一場「大災難」〔注14〕，文革十年1976年時大陸經濟再度瀕臨崩潰邊緣〔注15〕。究其原由，主要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使「一五時期（1953-57）」重工業投資在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的比例高達36.2%，「二五時期（1958-62）」更升至54.0%，且自此以後重工業投資比率均在50.0%上下〔注16〕。此一長期壓縮農業與輕工業以支援重工業的政策，雖然建立了保衛民族生存的基本武裝力量，但也付出了農業與輕工業相對長期停滯的代價。農業生產的停滯，又造成輕工業原材料短缺及輕工業許多行業的開工不足。此外，各項大型工程的上馬，都是資本技術密集的大型工廠，其對勞動力的需求極低，亦即相對於輕工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的嚴重，甚至迫使文革時將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遣往農村安家落戶〔注17〕。此外，重集體忽個體的經濟制度，因其排斥市場機能，無法反映生產成本與市場供需。至於分配上提倡低工資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政策，則重挫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就歷史宏觀角度檢視那個時代，百年的極度積弱與慘遭蹂躪，使首次完成近代中國實質統一的共和國，以振興中國的使命感，強力政治動員與感召，帶領億萬中國人民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壯志與幹勁，建設新中國。1950-58年間，中國從「一窮二白」與戰爭破壞的慘狀中，「從無到有」地建立起初步的現代重工業體系，中國共產黨人使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水平，一下子躍升了半個世紀。然而，自國共內戰、完成統一、恢復經濟與初期現代重工業建設等一系列勝利，也使得「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注18〕。誠如中共第一代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所云「把根本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看得太簡單太容易」〔注19〕，故二十年間進行三次大躍進，這在人類史上可說絕無僅有。

斯時，中國經由政治力量的強行介入，以揠苗助長的群眾運動方式，希望將極度貧困落後的經濟迅速現代化。雖然在總體經濟方面，不乏局部有成，例如事涉需國家力量投入之公共領域的大型水利工程、電力事業、鐵路公路建設、國防重工業等。但在個體經濟方面，因難以激發億萬群眾的生產熱情，故就整個國家而言，每次均以失敗告終。但於歷經退卻、調整與鞏固，當經濟開始復甦後，又再啟動新一輪的躍進，可說是屢敗屢戰，其結果自是整個國家經濟再度陷於絕境。尤其是文革動亂的「十年浩劫」〔注20〕，將經濟推近崩潰邊緣，導致人心思變。就在此時，一代偉人鄧小平復出。

【待續】

〔注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pp.348:352:401. 〔注2〕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1983年台灣戒嚴時代，出版者不詳。 〔注3〕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0年9月11版，p.148. 〔注4〕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台北:商周文化公司，1991年10月，pp.27-30. 〔注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p.717. 〔注6〕《聶榮臻》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p.486. 〔注7〕a.台灣總督府編纂，曾培堂、山本壽賀子譯，台灣統治概要，台北：台灣總督府，1954年，pp.110-111.b.鄭麗玲，「不沈的航空母艦-台灣的軍事動員」，台灣風物，44（3）：63-65. 〔注8〕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12月，p.1241. 〔注9〕國家統計局編，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pp.422-426. 〔注10〕張宗漢，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5月，pp.166-171. 〔注11〕李登輝，《台灣農工部門之資本流動》，研叢（106）：73，原引自台灣省糧食局。 〔注12〕國家統計局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pp.425-426. 〔注13〕高希均、李誠主編，台灣經驗四十年，台北：天下文化，1991，p.207.見汪彝定，「貿易政策」。 〔注1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p.719. 〔注15〕鄭竹園，《中國大陸經濟三十年》，《中共經濟的診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p.17.見《華國鋒報告》，《北京週報》，1978年第10期，p.12. 〔注16〕國家統計局，《1992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pp.149:158. 〔注17〕鄭竹園，《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總檢討》，《台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8月，pp.79-116. 〔注1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p.725. 〔注19〕同〔注18〕，p.720. 〔注20〕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pp.312: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