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九十年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年，國家圖書館要出版《五四運動論著目錄初稿》，顧敏館長要我從思想史的角度作一歷史的回顧。不敢推卻，只好惶恐為之。

（一）「五四運動」與「五四事件」

「五四」運動，周策縱在其英文名著《五四運動史》將其界定為：

「本書所說的『五四運動』便是就這廣義而言。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1919年凡爾賽和會作出山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心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了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連串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注1〕

至於當年的學生愛國運動，周策縱則稱之為「五四事件」，並言：「1919年『五四事件』是風暴的中心，是整個『五四運動』的漩渦。」〔注2〕

周策縱之所以把「五四」運動的時期定在1917至1921年，他說：

「仔細研究『五四』的主流，我們會發現最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1917年年初到1921年年底的5年之間。在1917年，新起的思想界人物，以《新青年》雜誌和國立北京大學為中心，團結他們的力量，發起新思想和新文化改革。1921年以後，運動多已發展為直接政治行動，以後幾年裡，思想改革和社會改革多多少少遭受忽略。」〔注3〕

1919年參加「五四」示威遊行，並於當時出版《五四》一書的楊亮功，在1982年《五四》再版重印序中云：

「總之，此一小書為記載五四運動最早出版的一本書。書中所載，皆系第一手資料。讀者可以從這一本書，認清五四的真面目，體會五四的真意義。亦可瞭解到此一運動，與所謂新文化運動，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無關。至於中共『近代史資料』編者，在按語中所說：『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完全不正確的。」〔注4〕

何以把「五四」時期起始於1917年，周策縱說是因為「胡適同意張熙若的看法，認為五四運動應包括1917年和1918年發展的新思想運動，也包括五四事件以後的那幾年。」〔注5〕並言：

「我們都知道，在這段期間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習俗和制度的最大挑戰，就是以自由主義、民主、科學等觀念的面目出現的西方思想。西方各國的、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影響是無可否認的。然而，由於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加以蘇聯迅速成長茁壯的例子，在後來那幾年裡，社會主義便趨於更有影響。西化重點在此時，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注6〕

（二）自由主義西化與社會主義西化

何干之把「五四」運動定為1915年9月至1923年12月，是根據《新青年》創刊至「科學與玄學論戰」。〔注7〕但周策縱何以要始於1917年，他並沒說清楚，但我們查閱這段時期的大事年表，發現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正是發表於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及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

周策縱、何干之，甚至於張熙若和胡適所界定的「五四運動」其實是以陳獨秀的新文化運動或胡適的新文學運動為起始的，但「奇怪」的把「五四運動」提早了2至4年。周策縱的新文化運動不僅以胡適新文學運動為始，而且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年為終，因為「西化重點在此時，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由此亦可知，周策縱的「西化」有二種，一是自由主義西化，一是社會主義西化。

楊亮功只是純粹的北大愛國學生參加了當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並在當年紀錄了五四運動，並沒有自由主義西化和社會主義西化的意識型態，也無意在事後以意識型態爭奪五四運動的歷史解釋權，但也不滿於紅白二派對五四運動的爭奪。

誠然「五四」運動是不同於新文化運動的，但是卻有一定的關聯性。同為當年北大的「五四」青年，後來分別參加國共二黨的羅家倫和張國燾，也認為「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不同，但卻有密切關係。羅家倫（《五四宣言》撰稿人）說：

「五四運動是一個學生愛國運動，但它所代表的意義並不止是單純的遊行示威，我們說它是受當時視為「洪水猛獸」的新文化新思潮孕育的結果，並不為過。自五四運動發生以後，社會觀念變得非常劇烈，新文化運動更趨澎湃。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性質雖不相同，精神卻是一貫。」〔注8〕

張國燾（中共創黨人之一）說：

「如果我們更廣泛的理解到中國多年受屈辱的經歷和當時的處境，那末我們將更能認識五四運動的重要性。五四運動為歐戰和日本侵略所誘發，直接受著新文化運動的滋潤；在內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國的意志，使舉世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意不可輕侮。這一青年運動能夠擺脫過去中國政治惡習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語言文字、有效的組織方法，發揮了它的巨大作用。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中國覺醒的標誌。」〔注9〕

身為革命家的孫中山更在第一時間，聯合岑春?、伍廷芳、林葆懌、陸榮廷、唐繼堯通電北京當局謂：「其中真相若何，當局自能明瞭，倘不求正本之法，但藉淫威以殺一二文弱無助之學生，以此立威，威於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注10〕又在6月12日，《復顏德基勖努力治川規模全國函》中謂：「月來國民怵於外患之烈，群起救國，民氣大張，是足證國民智識之進步，公理之足以戰勝強權也。」〔注11〕1920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為創設英文雜誌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又云：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唱。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注12〕

（三）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

由此可知，「五四」之所以發生與新文化運動有關，「五四」發生之後，又影響了新文化運動向全國各界傳播。其中最典型的人物當為陳獨秀。他創立《新青年》，鼓吹新文化，首倡「德先生」、「賽先生」，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

巴黎和會一開始，陳獨秀在《每週評論》就有批評出現，並直指「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語。」〔注13〕

「五四」學生運動發生後，他又連續在《每週評論》上發表《對日本外交的根本罪惡》、《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醒——對內對外兩種徹底的覺悟》、《我們究竟應不應當愛國？》，並發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說：

「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注14〕

陳獨秀恐發表文章之宣傳不足，另擬《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親自上街散發，終至被捕。

在各方呼籲和營救下，北洋政府只好悄悄的把他放了，也未經審判。陳獨秀出獄後，北大學生熱烈歡迎他，在歡迎會上，主席張國燾熱情的說：「陳獨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我們可敬的老師。」〔注15〕「五四」學生運動並不是沒有出現思想導師，但那是陳獨秀，而非胡適。

參加和聲援「五四」學生運動的人物，誠然有新文化運動者，但也有不認同新文化或不為新文化所認同的人物，當然，還有全國罷工、罷市、罷課的學生和工商界人士。這才是「五四」愛國運動的全貌，尤其是，連當年保皇黨的康有為還通電全國說：「則學生此舉，真可謂代表四萬萬之民意，代伸四萬萬之民權，以討國賊者。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者也。」〔注16〕

「五四」學生運動爆發時，胡適在上海陪其老師杜威旅行，惟其在北大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時，提到他和陳獨秀、高一涵一起上街發傳單，分手後陳獨秀被捕。但在高一涵的回憶裡發傳單的名單並沒有胡適，但提到陳獨秀寫好傳單《北京市民宣言》交給胡適譯成英文。所以，鄭學稼以為「究竟胡適有沒有參加發傳單？目前由於當事人都已逝世無法查證。」〔注17〕

（四）胡適思想與五四運動

「五四」學生運動源自山東問題，山東問題源自21條。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留美中國學生甚為激動而有「反21條」運動。惟胡適獨排眾議而反對「反21條」，在3月1日的日記中，他說：「自中日最近交涉之起，吾國學子紛紛建議，余無能逐諸少年之後，作駭人之壯語，但能駁斥一二不堪入耳之輿論。」〔注18〕並且，他還致函《中國留美學生月刊》斥責「反21條」是「這些在我看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我們都情感衝動，神經緊張——不是的，簡直是發了『愛國癲』！」〔注19〕

5月10日，袁世凱被迫接受賣國的二十一條，猶密函百僚自辯稱：「予但有一槍一彈，亦斷無所從之理」，「疾首痛心，憤慚交集。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注20〕但胡適卻在日記中記著「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知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注21〕

這樣子的「反反21條」，或源自其「不抵抗主義」（或謂「不爭主義」），但卻與「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學生運動的精神，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簡直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更有甚者，「五四」學生運動要「外抗強權」，而胡適卻主張「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在《慈幼的問題》中，他說：

「我們深深感謝帝國主義者，把我們從黑暗的迷夢裡驚醒起來。我們焚香頂禮感謝基督教的傳教士帶來了一點點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義，叫我們知道我們這樣待小孩子是殘忍的、慘酷的、不人道的。我們十分感謝這班所謂『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會』、『不纏足會』，開設新學堂、開設醫院、開設婦嬰醫院。」〔注22〕

1930年7月29日，胡適在覆梁漱溟的信中又提及帝國主義問題：

「鴉片固是從外國進來，然吸鴉片者究竟是什麼人？何以世界的有長進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獨鍾於我神州民族？而今日滿田滿地的罌粟，難道都是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種下的嗎？

帝國主義三叩日本之關門，而日本在60年之中便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叩不振如此？此中『癥結』究竟在什麼地方？豈是把全副責任都推到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我的主張只是責己而不責人，便要自覺的改革而不要盲目的革命。」〔注23〕

（五）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

胡適不但要「深深的感謝帝國主義者」，還要人「只是責己而不責人」，不可「把全副責任都推到洋鬼子身上」。我們無意厚誣古人，但也禁不住想要質問胡適之先生，難道中國傳統中，連一點社會救濟的人道主義都沒有嗎？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中國民間的「義塾」、「義倉」又是什麼？只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社會經濟崩潰，什麼社會救濟措施都做不到了。又難道胡適不知道，林則徐禁煙，而有鴉片戰爭，戰敗，才有中國遍地罌粟嗎？

自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後，中國有識之士，那一代不在「責己」反省，為中國之救亡圖存殫精竭慮。近代中國之衰弱總有內因和外因罷。外因難道不是船堅炮利和不平等條約嗎？強盜殺人，難道只能被害人「責己」，為什麼遭殺；而不能「責人」，為什麼強盜殺人？

胡適的「反反帝國主義」思想，其實在他留美期間就出現了。他對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就提出質疑。他說：

「『若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亦不能成立。然此前提究竟可成立乎？此一問題未可一概而論也。此前提之要點在一『終』字。終也者，今雖未必然也，終久必然也。如此定論，駁無可駁，此無窮之遁辭也。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注24〕

鄭學稼質疑胡適是否參加和陳獨秀一起散發傳單，除了高一涵的回憶外，應該還有理由。因為1920年胡適與蔣夢麟即聯名發表文章《我們對學生運動的希望》（《新教育》，2卷5期，1920年9月5日），指責學生運動說：

(1)「養成依賴群眾的噁心理」、「養成逃學的惡習慣」、「養成無意識的行為的惡習慣」。

(2)「現在的學生天天談『二十一條』，究竟二十一條是什麼東西，有幾個人說得出嗎？天天談『高徐濟順』，究竟有幾個人指得出這條路在什麼地方嗎？這種不注重事實的習慣，是不可不打破的。」

(3)「現在哪些『同胞快醒，國要亡了』，『殺賣國賊』，『愛國是人生的義務』等等空話的講演，是不能持久的，說了兩三遍就沒有了。」〔注25〕

1925年，胡適又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雖肯定「民國八年的五四事件與今年的五卅事件為最有價值」，但仍指責群眾運動是「虎頭蛇尾」、「五分鐘的熱度」。〔注26〕

1928年，北伐成功後，胡適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五四運動紀念》，才引述孫中山對「五四」學生運動的肯定，但仍認為學生愛國運動是「干預政治」，而不以為然的說：

「英美二國的青年，他們之所以發生興趣，只是足球、籃球、棍球等等，比賽時候，各人興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們就是尋找幾個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戲，享盡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們談政治問題，他們必定不生興趣，他們所做的，只是少年人的事。」〔注27〕

（六）新文化運動與全盤西化

1935年5月3日，胡適在《獨立評論》發表《紀念「五四」》，再次引述孫中山之言，開始「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而將之導向新文化運動，而言「當年若沒有思想的變化，決不會有『五四運動』」。〔注28〕

1947年5月4日，胡適又在《大公報》發表《「五四」的第二十八週年》，除了三度引述孫中山之言外，不但「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並且也追敘了這個運動的以後，他說：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後，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與的新文藝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注29〕

胡適的「文學革命」也在「五四」的歷史解釋中被突出了。並且，他把新文化運動界定為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和他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起始的自由主義西化，其他則在排除之列。

1949年，大陸赤化，胡適赴美，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終於把他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脫鉤，並且以兩者之間是互為矛盾的。他說：

「從我們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注30〕

胡適的「政治干擾」說，顯然與羅家倫的「精神一貫」說是不同的。「五四」運動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羅家倫執筆的《五四宣言》云：「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這也應該是羅家倫理解的新文化運動精神。

胡適的「不抵抗主義」、「反反21條」、「反反帝國主義」，顯然是與「五四」學生運動的精神不符，這是「五四」90週年，我們應該廓清和還原歷史真相的。

什麼是胡適的不同於「五四」學生運動的新文化運動。胡適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1935-6-22）一文中說，他在1929年，曾為《中國基督教年鑒》寫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

「我指出中國人對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裡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西化，一心一意走向世界化的路。」

但有潘光旦指出，「胡適所用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whole hearted modernization則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並表示可接受後者，不能贊成前者。故：

「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注31〕

所以，胡適所主張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全盤西化」，只是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議不用「全盤西化」這個名詞而已。

（七）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北伐成功後，又有蔣介石的清黨剿共，如何建國的問題遂提上了日程表，而有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等10大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宣言中說：

「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著手，而且更為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型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

「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的態度，應用科學的方法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佔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注32〕

胡適不同意，而在4月6日的《獨立評論》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說：

「我的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裡真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份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為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煙幕彈。」〔注33〕

這一場由新文化運動而來的中西文化論戰，則由於翌年的「七七事變」抗戰軍興而不了了之。

胡適把「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界定在1917年，不但壟斷了「五四」，並且也壟斷了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胡秋原即有不同的意見，他說：

「關於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即不從徐光啟或林則徐、李善蘭算起，也應從鄭觀應算起，他才是第一個談民主與科學的人——也是康有為、孫中山和張之洞的總老師。嚴復、梁啟超之為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更不待說。至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為中心，此始於民國四年：正是袁世凱、康有為、張勳之流陰謀帝制復辟，而以「孔教會」為陰謀招牌時代。《新青年》乃對抗此烏煙瘴氣而起的思想運動，主張愛國、民治、科學，反對『孔教』（不是孔子）亦即反對復辟和帝制。《新青年》的中心人物是陳獨秀而非胡適。當時主張尊孔和文言者攻訐目標是陳獨秀。如是陳作答辯，謂其積極目的在維護賽因斯與德謨克拉西。」〔注34〕

1841年，林則徐因禁煙遭革職，而囑魏源撰《海國圖志》，翌年《海國圖志》告成，魏源即在序言中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注35〕的主張。應當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自覺向西方文化學習之始，其目的在「制夷」，在救亡圖存。

（八）萬國所學，皆宜講求

1895年，馬關割台，消息傳來，康有為率進京科考的各省舉人，在天安門前，向滿清皇帝公車上書。除要求「誅奸相，絕和議」外，並要求「變通新法」。「變通新法」的基礎在教育，因「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故「令各省州縣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重、化電、機器、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注36〕

梁啟超曾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注37〕

「公車上書」後，有「康梁變法」。1898年3月，張之洞撰成《勸學篇》，6月，旨領《勸學篇》於各省，在《勸學篇》中，大倡「新學」，為平息爭議而主張「中學為內容，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注38〕即「中體西用」。

1898年9月21日發生「戊戌政變」，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大量介紹歐西之學。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提倡「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新文化」。1917年1月1日，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倡「新文學」。1919年1月，北大學生傳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社」，出版《新潮》。

「五四」運動後，1920年李大釗在北大成立「馬克思學術研究會」，陳獨秀離京將《新青年》遷上海，開始全面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代「新文化運動的先鋒」，「五四運動的思想領導者」，遂成為中共的創始人。這也就是周策縱所說的，「西化重點在此時，從自由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從此新文化運動分裂，知識份子亦分裂為左右兩派，在政治上則分裂為國共二黨。

1924年，孫中山宣佈「聯俄容共」，甚至揚言「以俄為師」；1927年，北伐成功，蔣介石下令清黨，以慘酷的手段鎮壓左翼知識份子和工人，而有第一次國共內戰。

1937年抗戰軍興，國共第二次合作；1945年抗戰勝利；1946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又起；1949年國民黨內戰失敗退居台灣。共產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西化全面勝利，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西化則全面失敗。究其始源，不能不說是來自「五四」之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所以怪不得中共史家會說「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怪不得胡適會說「五四運動」是其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

國民黨退居台灣後，1961年12月《文星雜誌》刊出胡適在「亞東區科學教育會議」的演講稿《發展科學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又引起了第二次的中西文化論戰。參與者胡秋原則別樹一幟的提出了「超越前進論」。他主張要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他主張「為創造中國新文化，使中國民族能在現代世界上獲得一個獨立的文明國家之地位，並對一個自由而和平的世界盡其責任，在學術文化問題上，首先必須超越百年以來傳統、西化、俄化三派門戶主義，才能前進。」〔注39〕

（九）超越前進論

在「超越前進論」裡，胡秋原認為傳統、西化、俄化三派皆是「門戶主義」和意識型態。他說：

「五千年的歷史，並無固定的傳統。孔子講「因革損益」，是孔子亦非傳統主義者。不但皇帝制度不應維持，即使好傳統，其至今日，已不能依樣維持。例如中國家族制度，隨工業發展，是斷不能維持下去的。何況，歷史上盡多壞傳統？傳統之變更不一定皆有良好結果。但此不足為傳統不變之理由。

西化亦然。首先須知西方文化也是一種傳統，故西化派亦是一種傳統派。但在此意義上。其地位較中國傳統派更為困難。因「西方」根本沒有一個固定範圍。就算指歐美，則此傳統不但有古今之別；即在現代，西方各國亦不同。在哲學上，有經驗論，有理性論。在經濟上，有保護，有自由。至二十世紀，法西、納粹，亦是西方文化之表現。或曰，所謂西化指英美化。但英國有女王，而美國為伯裡璽天德。我們何所適從呢？或曰，西化是美化。然美國至少有共和民主二黨，又化於那一個呢？而且，西方或美國天天在變。你怎麼「化」得及呢？或曰，西化指現代化。然現代一語，根本多義。由於俄德義也是現代國，我們就更多一重自誤了。或曰，西化指民主化、科學化，那麼，促成民主科學好了。科學之能力在征服或控制環境，問題應在爭取獲得科學知識。怎麼化於科學？只有求學，沒有學化。傳統猶成名詞，西化根本不詞。這不是名詞問題，是觀念問題。俄化派更為荒謬。不研究中國是否需要共產主義，就去學俄國，算什麼一回事？你有肺病，看見俄國人割胃潰瘍後身體好一點，你也去掛號割肚皮？」〔注40〕

或言「化」只是「模仿」，胡秋原認為「模仿」也不可能。他說：

「模仿無非冒充。此在傳統派較易，演「平劇」好了。西化則難。如是以農業國而學工業國，以窮人而學富人。而他們又只見洋人吃肉、跑馬、跳舞，卻未見洋人用功，打算盤。一切害處便出來了：總稱是『文明戲』。其實五口通商以來，中國在經濟上事實上在西化了——亦即殖民地化了。別人是帝國主義，學不到的。我不是主張打倒帝國主義，而是要知道帝國主義真本領在什麼地方（即經濟力），有此本領，和可，戰亦可，共同發財亦可。然一存『西化』之心，即是學皮毛，亦即無一不是贗品。上者，李鴻章之艦隊，盛宣懷之『局』子，徒然浪費國帑而出醜。一般的是西衣、西食、西住（西式門面）、西行（汽車）、西樂。為了擴大西樂，則有過去『清知府』不知之貪污（存款西行），此即加深殖民地化。還有『西洋鏡』，專門欺鄉下人，上自學者，下至上海白相人，皆參與其事。西化派尚不過『打腫臉充胖子』而已。俄化派則效俄人吹馬之法（俄人賣馬，吹之使腫，五年計畫時猶有之，見蕭霍洛夫《新開處女地》），將人吹腫，甚至『削頭適俄』，『改心適俄』。蓋未有強行不可能而不失敗，而仍執迷不誤，又不終至殘忍者。」〔注41〕

胡秋原此時已經意識到「西化」、「俄化」或「現代化」，其實都是「殖民地化」的意識型態包裝。後來，奉行馬列主義的中共，果然與蘇聯反目而有「九評蘇修」，但仍堅持馬列主義意識型態。

後來，西方學界也承認了「西化」、「現代化」的概念是來自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化了。《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即言：「現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老過程的流行用語——此即低開發到更開發社會所獲得的共同特徵的社會變遷過程。此過程由國際的、社會間的交通促進之。……在帝國主義時代，我們說印度是『英吉利化』（Englicized），越南是『高盧化』（Gallicized）。繼而區域性名改稱『歐化』（Europeanization）。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帝國萎縮與美國勢力傳播，常有人憤怒的說到歐洲之『美國化』（Americanization）。說到其餘世界時，則為『西化』（westernization）。戰後歲月覺得此詞還太區域化……於是有『現代化』術語。」〔注42〕

堅持馬列主義的中共，終於走上了「文化大革命」，其「破四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尤烈於胡適「西化」的千百倍。

惟胡秋原以馬列主義為「俄化」，然列寧主義來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當為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產物，而有異於俄羅斯傳統的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所以，「俄化派」亦當為另一型態的「西化派」才是。惟此紅色的社會主義西化派，不同於白色的自由主義西化派而已。

1976年，「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1984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理論與實踐》，公開承認「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問題」。後又提出「實踐檢驗真理」。

「俄化派」或「紅色西化派」也宣告在中國失敗，中共也開始轉型。從1919年到1949年，30年間，胡適的白色西化派在中國失敗；1949年到1979年，又是30年，中共因紅色西化派也在中國宣告失敗而改革開放。

（十）摸著石頭過河

60年間，紅白西化派在中國相繼失敗，提供了我們什麼教訓？正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所謂：「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

西方的自由主義，本是西方第三（市民）階級欲打破專制帝制自求解放的意識型態，革命成功後，而依據其價值體系建立民主制度。西方的社會主義則是一些社會良心家（孫中山語）目睹第四（勞動）階級受資本家剝削壓搾之不平而產生的思潮，經馬克思理論化，而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

中國是一個匱乏經濟的農業社會，自鴉片戰爭以來，又遭帝國主義侵略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就以《馬關條約》賠款2萬萬兩，外加還遼6千萬兩而言，向6國銀行貸款，本息還清共6萬萬兩，當時大清年庫入8千萬兩，6萬萬兩當為大清7年半的庫入。

中國在列強帝國主義侵略下，不斷戰敗而割地賠款，這些賠款最後都轉嫁到農民的身上。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穰歲或免於饑寒，凶歲則不免於溝壑，再加上戰敗賠款，只有民不聊生，鋌而走險，而土匪蜂起，離開了土地的饑民都成了土匪和軍閥的兵源。鎮壓土匪必削弱中央政府力量，再對外用兵就更加戰敗。戰敗又是割地賠款，賠到沒錢就借，借到沒錢就押，結果是，路權抵押，礦權抵押，最後連國家財政的命根子海關都抵押掉了。

中國的當急之務是要解決帝國主義、不平等條約和大量飢餓的問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要解決帝國主義的問題，但積習難改，人謀不臧，故有康有為的「變通新法」。然「戊戌變法」失敗，而促成了孫中山革命成功。

民國成立，革命政府一時間難以穩定，有袁世凱竊國和軍閥割據，內戰不已，有陳獨秀「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新文化運動主張，由「五四」運動而遍及全國，深入人心。

惟自由主義西化不能解決中國的帝國主義問題，又由於巴黎和會，陳獨秀看穿了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偽善。適時，「十月革命」成功，列寧宣佈廢除一切沙皇時代的在華特權，並且預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後發展階段》，帝國主義必敗，資本主義必亡。於是陳獨秀由自由主義西化轉向社會主義西化，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終於驅逐了自由主義西化，但社會主義西化也難免失敗的命運。

紅白西化派都失敗了，但這種失敗並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超越的揚棄。中國要往何處去？「粉碎四人幫」之後，這是鄧小平所要面對的問題，「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問題」，資本主義著作同樣也不能解決中國所有問題。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而回到中國人民最素樸的智慧－－「摸著石頭過河」和「不論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項維持中國民族數千年來生存發展的最素樸的智慧，卻是最偉大的哲學。中國只有實實在在的摸著自己腳下的石頭，一塊塊的把石頭踩穩，才能過河，而不是空喊西方的自由民主，也不是空喊階級鬥爭就能過河的。

（十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後，又一個三十年，遍地餓殍的中國已能家給人足了，匱乏經濟的農業社會已全面廢除農業稅而在向工業社會邁進。當年懾於洋槍大炮下的中國，已有「神舟七號」，已堂堂邁入了「太空俱樂部」了；當年的「東亞病夫」已從奧運零金牌，成為08奧運會的金牌第一多；當年外匯存底不足50億美元的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擁有外匯最多的國家；當年零高速公路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中國手機的產銷，也從零增長為世界第一。並且，據報美國PEW對各國人民進行滿意度的調查，中國人民的滿意度已經連續三年居各國之冠。

「中國崛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當已不僅是預言而已。「五四運動」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和「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已經不再了。但中國文化要往何處去？

紅白西化派的失敗，並不是「西方文化」的問題，也不是不要學習或認識西方文化的問題。

「西方文化」（west culture），不同於westernization（西化）。「西方文化」是從古希臘、羅馬經中世紀到工業革命以來所累積的歷史經驗，這也是一個人類知識的寶藏，我們沒有放棄研究的理由。研究西方文化是「西學」，而不是「西化」。「西化」是殖民地化之義，是列強國家向外擴拓自己民族的生存活動空間。

相信紅白西化派的前輩們，其用心應不是要把中國殖民地化，而只是「模仿」，以為模仿西方國家就能如同西方國家一般富強。殊不知各國國情不同，社會問題不一樣，是無法拿別人的藥單來治自己的病的。

我們可以同意「世界化」之說，但「世界化」不是西方文化一元化，而應是多元化的，普遍性必須寓於個殊性之中。沒有各民族文化的個殊性，也就沒有普遍性的「世界化」。否則，只能淪為孫中山的竹竿與彩券之喻了。

「西學」與「西化」之不同應在於主體性。我們研究西方文化是要充實我們的主體，而不是消滅我們的主體。我們研究蘋果是要充實我們對蘋果的知識，改良蘋果的品種，而不是把自己變成蘋果。

「五四」運動90年了，那是一個振奮全國人心的偉大愛國運動，展現了中華民族永不屈服的奮鬥意志。奮鬥永遠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精神動力。

新文化運動，自鴉片戰爭算起已有169年，自馬關割台算來也有了114年，那是一個古老民族救亡圖存的歷程。在黑暗中摸索，在血泊中前進，跌倒了，又站起來了。這是一部中華民族在苦難中奮鬥的歷史，我們民族付出了鉅大的犧牲代價，才換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明天。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紀錄，將永遠成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的歷史教訓。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夕，如何再創中華文化之輝煌，以貢獻世界人類，則有待於我們繼續努力。（本刊刊出者為未經刪節之全文）

〔注1〕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1960年哈佛大學出版部初版。譯文見周陽山編，《五四與中國》，頁17，1979，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 〔注2〕同〔注1〕，頁82。 〔注3〕同〔注1〕，頁23。 〔注4〕楊亮功、蔡曉舟同編，《五四──第一本五四運動史料》，頁4，1982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注5〕同〔注1〕，頁23。 〔注6〕同〔注1〕，頁38。 〔注7〕同〔注1〕，頁38。 〔注8〕羅家倫，《逝者如斯集》，頁1，1967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注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頁58，1971年，明報月刊出版社，香港。 〔注10〕同〔注4〕，頁131～132。 〔注11〕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三冊，頁玖─422，1974年再版，中央文物供應社，台北。 〔注12〕同〔注11〕，頁玖─453。 〔注13〕陳獨秀，《獨秀文存》卷二，頁29，1922年亞東版，台景印發行。這當也是陳獨秀從白色自由主義西化轉向紅色社會主義西化的思想端倪。 〔注14〕轉引自鄭學稼，《陳獨秀傳》上，頁323，1989年，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台北。 〔注15〕同〔注9〕，頁63。 〔注16〕同〔注4〕，頁130。 〔注17〕同〔注14〕，頁326。 〔注18〕胡適，《胡適留學日記》，頁344，1952年台版，商務印書館，台北。 〔注19〕唐德剛，《胡適口述自傳》頁60，1981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注20〕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頁143，1962年台版，文星書店景印，台北。 〔注21〕同〔注18〕，頁636。 〔注22〕胡適，《胡適文存》第三集，頁741，1971年，遠東圖書公司，台北。 〔注23〕胡適，《胡適書簡》，頁186～187，1962年，時報文化出版社，台北。 〔注24〕同〔注18〕，頁1103～1105。 〔注25〕胡適，《胡適選集》第三冊雜文，頁3～4，1981年，西南書局，台北。 〔注26〕同〔注22〕第三集，頁720～721。 〔注27〕同〔注25〕第一冊演說，頁55。 〔注28〕同〔注25〕第四冊歷史，頁56。 〔注29〕同〔注25〕第四冊歷史，頁126。 〔注30〕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頁189，1981年，傳記文學出版社，台北。 〔注31〕 《胡適與中西文化》，頁139～140，1967年，水牛出版社，台北。 〔注32〕同〔注31〕，頁129，131。 〔注33〕同〔注31〕，頁137。 〔注34〕胡秋原，《文化復興與超越前進論》（下），頁537，1980年，學術出版社，台北。 〔注35〕 《現代中國思想家》第一輯，頁160，1978年，巨人出版社，台北。 〔注36〕同〔注35〕第三輯，頁93。 〔注37〕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頁1，1965年台二版，中華書局，台北。 〔注38〕同〔注35〕第二輯，頁143。 〔注39〕同〔注34〕，頁571。 〔注40〕同〔注34〕，頁581。 〔注41〕同〔注34〕，頁582～583。 〔注42〕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ume 10, P386-387, 1968, 虹橋書店，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