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夥伴關係化解中國崛起的挑戰

依照傳統國際政治學的智慧，中國正在崛起的勢頭，對身為世界既有霸權已達一甲子的美國來說，會形成殊死之爭。但是，眾說歐巴馬上台之後，對小布希的外交政策改弦更張，除了重新檢討構成布希主義主軸的全球反恐佈局之外，尤其想在已然日益成熟的中美關係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似乎美中之間的霸權轉移戰爭（或衝突），並沒有任何山雨欲來的跡象。相反的，美中關係似乎已經步入坦途。

歐巴馬的對華政策固然不符合國際政治學的預期，但是其間相當程度是賡續著小布希的對華政策。小布希主政八年，在初期對中國的態度確實充滿挑戰與挑釁。但經過北京不懈的與他拉關係，他在卸任前的告別作，竟是力排眾議，堅持出席北京奧運，給足中國東道主的面子，也突顯出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在他身上所下的功夫，最後終於能擺脫以副總統錢尼為首的強硬派，使得歐巴馬所承繼的美中關係，已經是處在1949年大陸易幟以來最高峰，他乃有雄心壯志更上一層樓。

華府與北京的關係有多大程度是由華府在主導呢？從最近克林頓前總統訪問平壤的歷程來看，平壤主動設計而華府見機行事的成分居多。在六方會談無果，華府對平壤絲毫不讓的情況下，平壤採取了一連串看似挑釁的舉止，包括退出會談與試射飛彈等步驟，將各方推到已經下不了台的邊緣，接著突然透過逮捕美籍女記者，並安排克林頓前往營救，一時之間，華府與平壤關係出現峰迴路轉，而平壤卻已經向各方展示平壤核武的進程與決心，足讓平壤在下一階段的會談過程中獲得更大的重視。

北京對美中夥伴關係的經營

北京過去對華府頗常採取這樣的手段，在對華府的捉放之間，讓希望維護世界秩序的華府停止對自己的指指點點或蓄意介入。不過，過去的北京並沒有與華府共治天下的意圖或實力，不論外界或北京自己也沒有這樣的預期。然而過去十餘年以來，關於中國崛起與美中爭霸的氛圍甚囂塵上，華府藍軍鼓吹對華強硬政策的比比皆是，引發北京對中國自身所處地位的微妙轉變日益敏感，即使沒有意願挑戰美國的超強地位，且內有新銳學者不斷躁動要以國家利益為政策依歸的強硬輿情，卻保持異常冷靜低調，終能堅守住鄧小平辭世前遺言的韜光養晦、不搞爭論等方針。就連美軍炸毀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與南海撞機這樣的大事接二連三發生，都未容藍軍達到升高衝突的目的。

九一一的爆發提供了北京為美中關係做長遠籌謀的機遇，在小布希幾盡全力征伐中東之際，北京在多處予以便宜的配合，使得北京鼓吹多年的美中戰略夥伴關係露出曙光。大環境如此，以致於當胡錦濤將和諧世界的政策態度從國內衍生到國際的時候，小布希的對華政策已經撥亂反正，回到正常化的軌道裡。這其中，北京所下的工夫遠大過於華府下的功夫。北京是如何顛覆了傳統國際政治學的智慧，讓崛起的大國受到既有霸權的接納，願意試探從合作的角度處理面臨挑戰的獨霸地位，跳脫大國衝突的宿命？

傳統國際政治學沒有考慮到兩件事，第一是非政治軍事領域的合作對政治軍事領域衝突的化解效果，這點在全球化時代顯得格外重要。亦即相關國家不需要先化解軍事政治的相互疑慮，仍然可以透過其他多邊組織的共同活動，在時空有限的政策議程上，排擠開他們在政治軍事領域中的衝突。事實上，華府與北京在經濟與環境領域當中的多邊交流，甚至在國際媒體上被突顯成為所謂的G-2領導群，迫使他們產生某種共同責任意識，何況論及責任時雙方都無意肩負，造成他們之間被動形成夥伴關係。另一方面，華府受到反恐戰爭的掣肘，其軍事議程已然滿盈，社會且有厭戰情緒，更有利於在經濟與環境領域中的合作得到突顯。

第二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傳統分析，沒有考慮到崛起中的大國與既有霸權之間形成某種結盟的態勢，使得崛起的形勢對既有霸權不至於產生直接的挑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取代英國的過程，便沒有引起爭霸戰，因為英美具有文化與軍事領域中雙重的聯盟關係。但是不可諱言的，霸權從歐洲轉到美國是地緣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可見聯盟意識的重要性不亞於地緣政治的競爭性。北京自始非常敏感地處理與華府的軍事政治關係，在各方面營造雙邊聯盟意識，這包括一反歷史上的批判與疏離改而積極參加（但不領導）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中美之間基於各種特定目的進行的聯合軍事演習或相互觀摩，北京在聯合反恐軍事準備中與華府的相互配合等等。這一類演習透過共同目的意識醞釀，緩和一方崛起對另一方帶來的挑戰。

北京身處的三種思維脈絡

如果歐巴馬承接的對華政策，是已經進入北京經營多年的戰略夥伴的雙邊關係，當然就有更大意願與傾向運用這樣的關係，以致於在眾所矚目的戰略與經濟雙邊對話中，他們希望北京感受自己合作誠意的各種熱身動作，包括多次引述儒家警語，並於會後進一步確認歐巴馬訪華的安排，在在說明北京提倡了近十年戰略夥伴關係進入成熟期。固然，華府對中國的軍事準備不會停止，北京對美國的軍事準備也會持續，但是這已經是屬於不具針對性的一般性國防準備，不會形成對彼此的立即威脅，或製造任何不安。

然而，北京在處理與華府關係的時候，並不能簡單視為從上到下一條鞭的政策執行。可以歸納出三條影響北京對美政策的思維。一條是國際政治學的現實主義思維，將美國視為對中國潛在的威脅，則中國的選擇只有兩條：若不是與世界其他國家合作制衡美國在世界上的獨霸地位，就是向美國稱臣，避免對之任何挑戰的聯想。以中國國力增強的趨勢看，向美國稱臣殊難取信，因此必須與美國周旋。則在多邊組織開創北京可以運用的戰略空間，並在雙邊關係上強化北京的政治防衛能力，且在意識型態上與美國進行有效區隔與競爭，在發展路徑上開展中國模式，應是黨中央責無旁貸的工作。這樣的思路在大陸學術界或智庫很流行，是左右兩條路線鬥爭的主要一方，雖然左右之爭主要是關於中國發展路線，自由派在外交上影響還有限。

第二種思維是傳承固有文化的天下思維，主要是澄清或建立美中能相互接受的社會互惠關係，這可以表現成合作治理的夥伴關係，中國改革開放向美國學習的先進與落後關係，或中國向美國示範的和諧世界關係。特別是雙方制度文化與意識型態有所差異，且在新近的歷史上曾經敵對的背景中，如何使雙邊關係能夠在和諧中開展，實為一大挑戰。這樣的和諧關係有賴信任與誠意，因此在各種看法不同或利益相左的問題上，北京願意讓步或暫時配合華府的需要，是體現北京維護和諧關係的主要手段，包括對種種華府疑似圍堵中國的戰略安排見招拆招，這就形成對現實主義與地緣政治的考量的重要修正。所以儘管競爭性的國家利益分析充斥了各個國際研究部門的論述，但是在實踐上，總是受到維護良好雙邊關係的考量而暫緩。

第三種思維沒有具體的論述，而是受到改革開放初期放權讓利政策影響而衍生的某種機會主義傾向，無所不在的形成類似山寨外交的行徑，包括在奧運前夕仍然甘犯眾怒與蘇丹或緬甸政府進行軍事交流，與中東買賣軍火，向北朝鮮或巴基斯坦提供核子技術，因而與華府的全球秩序有所牴觸。不過其中也有第二種思維，亦即為了維護在當地既有政治關係，並順便牟取商業利益。

由於擁有霸權的華府對中國的崛起勢必繼續維持警覺，起碼體制上在做長遠國防戰略規劃時，不可能不計算中國崛起的因素，因此美中之間夥伴關係的維護，有其脆弱性。不但華府的藍軍虎視眈眈，繼續在西藏與新疆等北京最為敏感的問題上伺機而動，而且雙方在國際多邊合作中總會有摩擦而為有心勢力見縫插針，所以必須有賴北京有意識地管理與持續讓步。但這樣的管理將受到社會上新左意識型態的撞擊，至於自由派對國內體制改革主張，有賴外交上中美關係的春暖花開，因此左右鬥爭延燒到外交領域中指日可待。

美中夥伴關係對台灣的影響

北京與華府的夥伴關係提升，雙方沒有出現立即衝突的危機，反而還發現愈來愈多彼此可以合作的機會，對台灣的挑戰與影響是多方面的。首先的挑戰，是近二十年來，台北熟悉的上述雙邊關係是衝突的，以致於心態上難以調整，總是假定自己可以有機可趁，終於造成北京與華府共同治理台海的大格局。其次，一旦兩岸關係在大國治理之下獲得平穩，北京就取得了對台灣進行多層次與多方面統戰的理想環境，從而有對鐵桿台獨的拉攏，對台灣經濟（水果、觀光、投資）的刻意挹注，對台灣媒體的積極交流與對兩岸教育學術的促進交融等等。再其次，華府對於台灣政治的直接介入降低，也等於牽制北京對台政治施壓，於是台灣沒有任何政治壓力在短期內必須對與大陸的關係做抉擇，甚至反而感受壓力必須盡量拖延抉擇的時機。最後，在北京以台海穩定，美中和諧與拉攏台獨的政策前提下，台獨宣傳得以免除任何政治顧慮而無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