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來，保衛我們台灣人民的歷史

二月八日，「高中歷史98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委員周婉窈在《南方電子報》發表《新政府撥亂反正？還是歷史教育大復辟？》呼籲「高中歷史課綱要改成怎樣，請大家來關心！」於是，《自由時報》頭版頭條，立法委員質詢，本土社團抗議，網路展開罵戰。

據我們所知，因98課綱的國文和歷史兩科爭議性太大，所以，新政府上台後，重新檢討，才有修訂之事。為什麼歷史課綱會有那麼大的爭議，讓我們來看一條舊聞：

「游錫坤晚間出席台灣北社尾牙宴致詞指出，他支持杜正勝對高中歷史教科書翻修的政策決定，民進黨堅持維護台灣主體性的價值觀，不管泛藍如何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或要求杜正勝下台，對於杜正勝用具體作為落實台灣主體性的價值觀，民進黨高度肯定。

他說，當初他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找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就曾經『任務交付』，要杜正勝對台灣史地教科書內容，處理好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也提醒杜正勝，過程中一定引起國親陣營的反對，聲望也會下降，但要挺得住，不要輕言放棄。

他認為，要建立台灣主體性的價值觀，就要拋棄大中國情結與『一中』枷鎖，所謂的『憲法一中』就不是一種以台灣為主體的價值觀。

游錫坤說，翻修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的爭議，顯示認同台灣主體與認同中國主體，兩種價值觀是無法和解而共生。」（中央社記者李佳霏台北電 2007-01-31）

今天要修訂的98歷史課綱就是當年在游錫坤指示下，由杜正勝強行主導通過的，直接背棄「憲法一中」，以「去中國化」，塑造青年學生台灣獨立國的國家認同。

為了「去中國化」，周婉窈的文章中，堅持「98課綱」的「有關台灣史事的明確紀錄始於近四、五百年前」，而攻擊「有關台灣史事的紀錄始於三國東吳和隋代」是「頭殼壞掉」。又攻擊有人要「灌輸一些沒有歷史根據的民族主義論述」。

原住民無文字，「四、五百年前」，那就是說，要到葡萄牙人、荷蘭人到過台灣後，才有「有關台灣史事的明確紀錄」。這是歐洲人「發現說」的殖民史觀，並不合乎歷史的事實。再說，日據時期的台灣歷史，是以台灣人民的民族解放為主軸的，當然充滿了「民族主義論述」，而不是「沒有歷史根據」的。

為了台獨建國必須否定「憲法一中」，為了「去中國化」不惜抹煞台灣歷史和否定台灣先烈先賢在殖民統治下為民族解放的奮鬥犧牲。這就是周婉窈的學術嗎？我們茲願就此二點就教於學界先進和國人同胞。

康熙年間，高拱干修《台灣府志》謂，台灣當屬《尚書．禹貢》所指之揚州。此語泛泛，亦無所據，學界難以認定。《後漢書‧東夷傳》有「長老傳言」，徐福留止「夷州」，既「傳言」也不必為真。

但至《三國誌‧吳書》記載黃龍二年（230）有：

「二年春，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亶州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及仙藥，止此州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州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浚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吳主傳》，新注本。P. 1136）

「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陸遜傳》，新注本。P. 1350）

「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南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污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全琮傳》，新注本。P. 1383）

孫權征夷州的動機當在於「兵興歷年，見眾損減」，所以，《資治通鑒》言孫權之動機在於「欲俘其民以益眾」，（新注本。P. 2259）當連年征戰，兵源缺乏，想到夷州抓兵。

孫權征夷州應確有其事，但夷州為何地？東吳丹陽太守沈瑩著《臨海水土志》，唯至宋已佚，然首先著錄其文者為《後漢書．東夷傳注》引沈瑩之作。後，（宋）李昉編《太平御覽》節錄其文。如下：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髡頭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種荊為蕃鄣。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舅姑子婦男女臥息共一大床。交會之時，各不相避。能作細布，亦作斑文布，刻畫其內，有文章以為飾好也。其地亦出銅鐵，唯用鹿觡矛以戰鬥耳。磨礪青石以作矢鏃、刀斧、鐶貫、珠璫。飲食不潔，取生魚肉，雜貯大器中以鹵之，歷日月乃啖食之，以為上餚。呼民人為彌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十餘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椿之，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往馳赴會。飲食皆踞相對，鑿木作器如豬槽狀，以魚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為酒，木槽貯之，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似犬嗥，以相娛樂。得人頭，斫去腦，駁其面肉，取犬毛染之，以作鬚眉發，編貝齒以作口，出戰臨斗時用之，如假面狀。此是夷王所服。戰得頭，著首還，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餘丈，以所得頭，差次掛之，歷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與作夫妻，同牢而食；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卷七八○）

亶州為何地，學者或有爭議，但中日學者衛惠林、市村瓚次郎、白鳥庫吉均以夷州為今日台灣。根據《臨海水土志》，中研院院士郭廷以亦言：「除了台灣，沒有第二個地方合乎這個條件，除了生番更無法在東南海上找到另一個民族具有這些風習。」（《台灣史事概說》。P.3）

中研院院士凌純聲在《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中，則以方位、氣候、地形、古跡將夷州和台灣比對，而言：「《臨海水土志》所說的夷州，在地理方面無一不與今日之台灣相合。」「可說是有關台灣最古最寶貴的文獻。」（《中國邊疆民族與環太平洋文化》（上）。P. 375）

所以，中研院院士曹永和在《中華民族的擴展與台灣的關係》中說：「日人市村瓚次郎、和田清兩博士皆利用太平御覽卷七八○所引臨海水土志中之記事與隋書流求傳互相比較，詳細論斷認為夷州即台灣。後凌純聲教授更根據民族學的資料和古籍的記載，詳加論證，於是夷州為今台灣，殆為定案。」（《台灣早期歷史研究》。P.3-4）

包括周婉窈自己的《台灣歷史圖說》都說：「《三國誌‧吳書》《孫權傳》中的『夷州』比較有可能為台灣，不過，學者間仍有爭議。」(。P. 46-47)持爭議意見的有，史明、梁嘉彬、柏楊、戴天昭、郭強斌、林柏維。史明不接受夷州是台灣的理由是「只能當做研究古代台灣的一種參考而已。若想進一步予以論斷，必得重新覓取明確的資料才有可能。」（《台灣人四百年史》〔上〕P. 26）但是，史明也提不出足以推翻凌純聲以來定案的論證。

難道台灣歷史必須以台獨教父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為標準，只能近「四、五百年前」，而不顧中、日學術重鎮研究的「定案」？

另一個問題，在台灣歷史上有沒有民族主義論述。其實道理很簡單，事實也很鮮明。除原住民外，滿清割台前的台灣居民多為漢民族，當然具有漢民族意識和精神、文化。但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漢民族意識必然受到壓制，受壓制而必有反抗。這種民族意識或民族主義是每一個民族必然的自衛本能。台灣的漢民族又豈能沒有？

漢民族是構成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民族意識幾乎即中國民族意識，是日本殖民統治下亟欲剷除的民族意識，而以「皇民意識」來改造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李、扁時期為了台獨建國，也利用歷史教育逐步「去中國化」，來改造台灣青年的民族意識。所以，在現行「95暫綱」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和「98課綱」中，台灣歷史中的民族主義論述一律抹煞，而使得日據時期的台灣史充滿著「皇民史觀」。

日據時期，台灣漢民族反殖民統治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和型態。一是初期的武裝抗日，從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至一九一五年「噍吧哖事件」；二是自一九二○年《台灣青年》創刊到一九三六年小林躋造任台灣總督宣佈包括「皇民化」在內的三大政策，當時台灣人是以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或稱「非武裝抗日時期」；三是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是為「潛行運動」時期，即從事地下抗爭活動。

台灣民主國的抗日當是典型的民族主義運動。民主國失敗後，義勇軍蜂起，而有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虎，南部林少貓號稱「三猛」。簡大獅事敗後，逃往漳州，在日人的壓力下押解送回台灣，絞死在台北監獄，在廈門廳他留下了一段供詞──

「我簡大獅，系台灣清國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無禮，屢次至某家尋釁，且被姦淫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與母死之，一家十餘口僅存子侄數人，又被殺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眾萬餘以與日人為難。然仇者皆系日人，並未毒及清人；故日人雖目我為土匪，而清人則應目我為義民。況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人敢出首創義；惟我一介小民，猶能聚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去年大勢既敗，逃竄至漳，猶是歸化清朝，願為子民。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理應保護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無補！惟望開恩，將予杖斃，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

試問這是不是「民族主義論述」？

非武裝抗日時期，《台灣警察沿革志》稱之為「台灣社會運動史」，而在其總序中云：

「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四十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卻仍沿襲舊貌；由此可見，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且其故鄉福建、廣東二省又和本島只有一衣帶水之隔，雙方交通頻繁，且本島人又視之為父祖瑩墳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自改隸後，我等遵奉聖意針對此一事實訂定統治方針，對這些新附民眾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使其沐浴於浩大皇恩。歷代當局，皆依本旨，致力於化育。在我統治之下，本島人享有恩澤其實極大，然仍有一些本島人，蔑視曲解此一事實，頻頻發出不滿之聲，以至引起許多不祥事件。此實為本島社會運動勃興之原因。依此檢討，則除歸咎其固陋之民族意識外，別無原因；但這亦顯示在本島社會運動的考察上，民族意識問題格外重要。」（《台灣社會運動史》〔中譯本〕第一冊。P. 2-3）

周婉窈和「98課綱」要排斥台灣史的「民族主義論述」是不是也是因為「固陋之民族意識」呢？台灣光復六十五週年了，還要進行日據下消滅台灣人民族意識的皇民化教育，這才是歷史教育的大復辟呢！

在非武裝抗日時期，有一項貫徹十四年之久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根據日本警方的調查研究認為該運動的思想傾向為：

「其中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抱持很大的囑望。以為支那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必定能夠收回台灣。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因此民族意識很強烈，常時追慕支那，開口就以強調支那四千年文化鼓動民族的自負心，動輒撥弄反日言辭，行動常有過激之虞。相對的，另外一種是對支那的將來沒有多大的期待，重視本島人的獨立生存，認為即使復歸於支那若遇較今日為烈的苛政將無所得。因此，不排斥日本，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為目標，只專心圖謀增進本島人的利益和幸福。然而，即使是這些人也只是對支那現狀失望以至於懷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見支那隆盛，不難想像必將回復如同前者的見解。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蔣渭水、蔡惠如、王敏川等，而屬於後者的是以蔡培火、林呈祿為主。林獻堂、林幼春以下其他幹部的旗幟雖然不很鮮明，但是大勢似有逐漸傾向後者的趨勢。至於幹部以外的運動者，其思想甚為紛紜不一致，有夢想著本島獨立復歸支那的，也有抱持主義的傾向，主張反對現在的國家體制、社會組織本身。也有只希望本島自治者，也有某種感情論者，一時難以道盡。但是，究其根底就是不樂意受日本的統治，至少在實質上欲脫離日本的羈絆，這一點都是相同的。這一群人相結合，宛然成為對於總督政治的反抗團體。斷定這就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也非過言。」（同前，第二冊。P. 14）

日據下，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不僅貫徹在文化運動中，也貫徹在政治運動中。所以，《警察沿革志》說，台灣議會設罝請願運動，「不管怎樣，本運動受了時代的風潮，帶有顯著的民族主義運動的色彩是不能否認的。」（同前。P. 13）日本警察廳「不能否認的」，周婉窈和「98課綱」能否認得了嗎？

進入地下的「潛行運動」後，而有「眾友會案」、「中華會館案」、「朴子思想案」、「東港事件」、「李建興案」、「蔡忠恕案」、「蘇澳間諜案」，動輒牽涉數百人。另外，還有五萬台胞透過各種管道奔赴祖國戰場，在國共兩黨各崗位上參加祖國抗戰。

所以，一九四六年，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赴南京晉見蔣委員長和參拜中山陵時，發表談話稱：「應知台胞在過去五十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

一九七一年，台灣耆老由葉榮鍾執筆，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鍾聯名出版《台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在「凡例」中即言：「台灣近代的民族運動以日本帝國主義為對象，應由西曆一八九五年乙未，日軍入侵台灣起筆才夠完整。」「台灣民族運動的目的在於脫離日本的羈絆，以復歸祖國懷抱為共同的願望，殆無議論餘地。」

周婉窈和「98課綱」要抹煞台灣歷史的民族主義論述，其實就是抹煞台灣人的民族意識，抹煞台灣先人在這塊土地上為民族的尊嚴和平等反抗殖民統治的歷史，「去中國化」其實就是日本學者西野英禮所指出的日據下「皇民化」教育，要把台灣子弟對自己民族認識的「白癡化」。

這樣的歷史課綱，這樣的歷史教育不但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允許，也是台灣人民和歷史所不允許的。愛台灣的大眾們，真的要站出來關心我們的歷史教育，保衛我們台灣人民的歷史了。

我們也期望於新的課綱修訂小組的委員們，能秉持知識份子的學術良心，「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循於亂世之民」，來制定一部合乎學術教育，合乎歷史事實，合乎時代需要的歷史課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