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鹿死誰手?

鄧聿文


審時度勢

最近,中美關於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執又起,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表態不在外力壓迫下升值後,美方一百多位議員要求歐巴馬政府將中國列入匯率操控國。此舉勢必使得中美發生貿易戰的概率大大增加。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不斷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對於歐巴馬政府及歐氏本人近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多數觀察家認為是歐巴馬的民望下降以及為了應對美國中期選舉的需要。其實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在對人民幣匯率低估的看法上,美國共和與民主兩黨基本沒有分歧,許多國會議員為了自己的選票,早就呼籲制裁中國。經過媒體的長期灌輸,美國民眾也普遍認為中國的低匯率政策是造成他們失業的「罪魁禍首」之一。有著民意和國會的支持,如果中國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使人民幣大幅升值,歐巴馬也就不怕威脅對中國採取貿易戰作為報復。

挑釁與誤判導致貿易戰

坦率地說,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迴旋的餘地不大。匯率問題作為一國主權,中國不會容忍美國盛氣凌人的公然干涉,對於一個正在崛起同時民眾自信心正在高漲的大國而言,如果人民幣在美國壓力下被迫大幅升值,會被民眾看作「城下之盟」,政治代價將非常大。溫家寶的表態已經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何況,人民幣自2005年起,已經升值超過20%,而根據中美兩國的經濟和貿易結構,以及過去的經驗,即使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中美貿易順差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另外,導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中美貿易結構的不對等,美國限制對中國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在這兩方面,華盛頓同樣不太可能有較大鬆綁。鑒此,雙方極可能在不斷升級的挑戰和誤判中打響貿易戰。

對於美中貿易戰,世人多認為吃虧的是中國,因為中國有求於美國勝過美國有求於中國。表面上看是這樣,但如果分析兩國的貿易和需求結構,我認為,美國在貿易戰中未必能取勝,即使能取勝,以目前兩國經濟交往程度之深,也會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當前,美中互為對方的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場。在中國的對外出口中,美國所佔比例為13.5%,是美國出口中國的近三倍。由此來看,發生貿易戰,對中國確實更為不利。但根據去年的情況,再壞也壞不到哪兒去。因為即使因貿易戰美國市場全部丟失,對中國來說,出口不過是下降到去年最差的水準。事實當然不可能這樣。而鑒於中國正在推進城鎮化戰略,美中貿易戰中受損企業的失業人員,完全可以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吸收。

另一方面,中國市場雖要小於美國市場,但從增速和未來發展趨勢看,中國連續多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兩者差距會隨著中國內需的擴大進一步縮小。這已表現在去年兩個市場不同的出口降幅上。中國對美出口去年下降12.5%,可美國對華出口只下降4.8%。所以,從出口增量看,美國在貿易戰中的損失會更大。歐巴馬正計劃要把美國重新打造成出口大國,在目前的形勢下,沒有了中國的市場,他的出口大國之夢恐很難實現。

中美貿易結構不利美國

對美國更為不利的是,兩國的出口和需求結構不同。中國出口到歐美市場的很多產品都是價格低廉的生活必需品,具有一定的出口競爭力和市場需求量。從去年的出口情況看,主要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降幅普遍較小,降幅較大的是鋼材和汽車等產品。但中國的汽車主要出口的是發展中國家。美國出口到中國的,一是農產品,一是附加值含量高的產品。農產品雖然也是生活必需品,但問題在於中國本身就是一個農產品生產大國,美國農產品大量進入中國,早已引起相關產業的不滿,貿易戰正好為中國提供了減少美國農產品進口的機會,而美國幾乎所有的農產品都享受政府補貼。可以說,制裁美國農產品,將會打擊美國利益集團中重要的農業工人的利益,從而影響歐巴馬政府的決策。至於美國三大汽車企業,去年更是依賴中國市場才走出危機。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發生貿易戰,中國的替代選擇比美國大。特別是考慮到美國迄今還是一種「無就業復甦」,居民消費能力有限,情況更是如此。當然,美國民眾也可以出於愛國熱情,不用中國產品,但是,中國還有一個撒手鑭,這就是拋售美國國債。儘管此舉也會傷及自己,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美國經濟的復甦基礎還不穩固時拋售其國債,勢必會造成美元的大幅貶值,有可能使美國經濟陷入長期衰退中。

總之,要讓美國公眾看到兩敗俱傷的現實風險,只有這樣,歐巴馬政府在制裁中國和壓迫人民幣升值時才會慎重決策。這就需要中國有敢打貿易戰的意志和決心。其實,對中國來說,這筆賬很好算。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目的無非是要提高中國產品的出口成本,打擊中國經濟的競爭力,貿易戰的代價也不過如此,但打貿易戰至少還可以重創對方。

再從長期來看,貿易戰或許還能給中國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副產品,即促進中國真正從出口導向型的、以投資和外需為主的經濟結構,向以內需特別是消費為主轉型,從而改變中國被動依賴和受制於人的局面。

客觀而言,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固然不對,但它指出的問題正是中國發展的軟肋所在。最近幾年,美國都在謀求中國通過提升國內需求以降低過度儲蓄,以及通過改革金融體系來擴大消費信貸。造成中國儲蓄率和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以及國際收支盈餘過大,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的根本原因,是發展方式問題,因此,解決中國經濟失衡的根本辦法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問題雖然已經提出許多年了,但一直進展不大,最主要的障礙就是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中國改革的歷史表明,當政府的日子好過時,要從內部生成改革力量很難,需要從外部來推進改革。所謂「開放倒逼改革」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當美中發生貿易戰時,中國出口的外部環境比以前遠為惡劣,指望外需來實現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不可能。在這個外部壓力下,政府才可能會痛下決心,把發展的基點真正轉向內需,實施早應實施的一系列改革。

貿易本質上是一種國家間的互惠行為,並不是美國單方面對中國的恩賜。如果美國執意逼迫人民幣升值,那麼,中國須做好與美國打一場貿易戰的心理準備。只有備戰而不求戰,才能制止貿易戰的發生。當然,若中國還能從貿易戰或其威脅中吸取教訓,真正轉變發展方式,這不啻是在為中國贏取長期的競爭優勢。(轉載《聯合早報》 201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