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達賴到劉曉波

10月8日，傳來特大「喜訊」：劉曉波先生榮獲今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到目前為止，一共有兩位中國人（在他們未入外籍之前，姑且稱之）獲此「殊榮」。

一個是達賴喇嘛。眾所周知，中國有13億多人，為何獨此二人得到如此「青睞」？諾貝爾和平獎評選者的「慧眼」究竟「高明」在哪裡？海內外許多炎黃子孫都在思考這個問題。謹就個人所悟，願作引玉之磚，與大家共切磋。

一

先說一說現世的達賴喇嘛。有兩個背景材料可供人們參閱。其一是一位記者從「西藏檔案館」找到的資料－－

記者日前再次訪問西藏自治區檔案館時，親眼目睹了檔案館至今保存的完善年代初舊西藏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一封令人吃驚的信件。信件用藏文寫道：

為了達賴喇嘛唸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事，需當時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顱頭兩個，各種血，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

－－新華社拉薩1996年4月16日電：《當年達賴唸經祝壽，竟要農奴獻上頭顱－－西藏檔案館揭開善人真面目》。記者：白冰。 （黑體為筆者所加）

當時我讀到這條消息，就內心沸騰不已，化作 「打油詩」一首，如下：

砍下人頭為「祝壽」，

獻給「精神」好「領袖」；

放血扒皮把經念，

於今翻新講「人權」！

其二是關於舊西藏的法律的－－

古代西藏稱吐蕃。從吐蕃法律開始一直到《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歷代舊西藏法律都規定：

「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為上中下三級。」

「人有等級之分，因此命價也有高低。」王者的命價， 律規定：「胡（爾）人殺害雅孜王，命價按屍重黃金；農民殺害格薩（兒）王，抵償命價算不清。」中等人命價，法律規定「三百兩至四百兩黃金」。下等人的命價，法律規定：「獵 、鐵匠、屠夫等，被殺命價－－一草繩。」

在刑事法律關係方面，「平賤與尊貴爭執者拘捕。」（《十三法典》第三條）「傷人上下有別。民傷官，視傷勢輕重，斷傷人之手足；主失手傷僕，治傷不再判罪，主毆僕致傷，無賠償之說。」（《十三法典》第八條）《十三法典》重罪肉刑律規定有：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處死等。

－－轉引自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全傳》 第四卷第175-176頁。

事實雄辯地說明，舊西藏是一個黑暗、殘酷、野蠻、反動的，用最殘酷的手段踐踏最基本的人權的政教合一的農奴制社會；而達賴喇嘛，就是處在它的頂端的最高主宰者。把這樣一個喝人血、扒人皮的人物「吹捧」成什麼「精神領袖」，實在令人費解。

以上所引的資料，如舊西藏政府有關部門《致熱不典頭目》的信件，《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絕對不是什麼高度機密、尚未解密的檔案資料，並不難查到。西方也有不少「漢學家」，包括研究西藏問題的「漢學家」，對此焉能不知？知道了為什麼還要把「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戴在這個喝人血、扒人皮的喇嘛頭上？

這就是值得海內外炎黃子孫深思的。

二

再說一說此次獲獎的劉曉波先生。也提供點背景資料。

「香港《解放月報》：文壇「黑馬」劉曉波——劉曉波答記者問。

作者按：自從劉曉波在本報亮相以來，我期待著和他見面。11月27日（1988年），他結束在挪威的講學，應夏威夷大學之邀，途經香港，逗留幾日，接受了《解放月報》的專訪，下面是根據錄音整理的訪問紀錄。

（以下是節錄。全文請查《海峽資訊網》網站。）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什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制，因為它面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黑體為筆者所加）

據上述紀錄，劉先生可以說是一位自覺的「叛國者」。更需要剖析的是他標榜的「民主」、「自由」的「自由主義」「歷史觀」。按此種歷史觀，它認定，它所謂的扼殺「自由」的「專制」的政權，才是「自由」的最大的必須推翻的「敵人」。而中國人民在中共領導下進行革命所要推翻的對象，則是「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而以前者為最大的、第一號敵人。按照「毛澤東思想」，為了和第一號敵人作鬥爭，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與後兩者的矛盾都可以退居次要地位。而在劉先生那裡，中國人民革命所要推翻的第一號敵人，卻成了劉先生需要藉以打倒他所謂的「專制」政權的第一號依靠對象。他所公開聲言的要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才有救，就是其「自由主義」「歷史觀」的必然的邏輯結論。正是堅定地站在這樣的歷史觀上，他才非常自覺地宣告：「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正因為劉先生把中國人民的第一號敵人當作了第一號依靠對象，所以人家才對他「青睞」有加，不惜重獎，賜以「諾貝爾和平獎」桂冠。如果有炎黃子孫想到「殖民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這一系列使中國人民飽受欺凌、屈辱的血跡斑斑的歷史，覺得這怎麼能和「和平」二字沾得上邊呢－－那就只能怪你「書生氣十足」，對人家的「政治正確」一竅不通！

也正因為劉先生把中國人民的第一號敵人當作了第一號依靠對象，所以大陸許多有識之士稱他為「漢奸」。不過，劉先生和汪精衛先生還是有點區別的。汪先生當漢奸，打的是「和平」的旗號。劉先生當漢奸，打的則是「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唯其如此，更具欺騙性。這就是劉先生在一心一意要通過「顏色革命」搞垮中國的洋大人心目中的價值所在。無論「和平」、「自由」、「民主」、「人權」，其本身都是具有正面價值的，作為「旗號」本身，也沒有錯。問題在「旗號」下面掩藏的東西。當它們掩蓋的是叛國的真貨色的時候，人民就可以透過「旗號」看到其漢奸的本質。包著糖衣的毒藥仍然是毒藥，而且更毒，它毒死的人比沒有包著糖衣的毒藥毒死的人多得多！

一位偉大的美國政治家倡導著名的「四大自由」。其中之一是「免於匱乏的自由」。而後來的美國一些政客、「智囊」在叫賣他們的所謂「自由主義」貨色時，獨獨把這一條給抹掉了，而是片面地孤立地突出所謂「言論自由」。

究竟是誰把握住了「自由」的真諦？是那位偉大的政治家，還是後來的這些政客、「智囊」？這又是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偉大的「四大自由」，本來是一個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的有機整體，是一個涵蓋社會政治、經濟以及人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諸領域的完整的價值體系。可是，叫這些別有用心者有選擇地加以篡改，就失去了「四大自由」原來所揭示的自由的真諦；而其標榜的所謂「言論自由」，實際上蛻變成霸權主義的政治工具。

要而言之，「四大自由」很接近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不是被蔣介石篡改的反共的「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也不是截然對立的。可以這樣說，人類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建樹，都有其相同或相通之處。（馬克思主義就毫不諱言它部分地來源於德國的古典哲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和英國的政治經濟學。）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的辯證規律，違背它是要受歷史懲罰的。

話說回來。對於在舊中國億萬啼饑號寒的工人、農民以及貧苦的知識分子來說；在現今的中國大陸，對於數千萬買斷工齡的下崗工人來說，對於億萬為生存苦苦掙扎的農民工、「蟻族」來說，對於被新三座大山壓得透不過氣來的「弱勢群體」來說，對於日益被不斷深化、激化的兩極分化拋在社會最底層的芸芸眾生來說，總而言之一句話，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們最最需要的自由，絕對放在第一位的自由，就是「免於匱乏的自由」！他們所強烈要求的言論自由，應該也只能是可以促進、推動而不是妨礙、阻擋他們獲得「免於匱乏的自由」的「言論自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現時中國大陸，恰恰是強制推行的某些「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造成了日益深化、激化的社會兩極分化，剝奪了他們最最需要的「免於匱乏的自由」。真是應了西方流行的一句話：「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所以，劉先生以及主謀頒給他「諾貝爾和平獎」的洋大人向中國大聲叫賣、大力推銷的「自由主義」，除了佔人口極少數的「民主派」（在海外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就是屈指可數的那幾個老面孔），再加上一些具有崇洋媚外思想的「菁英」；其實是沒有多大市場的－－指出這一點也許是很令洋大人失望的，不幸的是，這是事實、無論西方媒體怎樣炒作也改變不了的基本事實。

諾貝爾和平獎先後頒給達賴喇嘛和劉曉波先生，其實都是洋大人給中國人民和海內外炎黃子孫上的一課。我們應該可以從中學到不少東西，得到不少有益的啟示。

最後，寄語台灣廟堂袞袞諸公，你們在洋大人先後頒給達賴喇嘛和劉曉波先生諾貝爾和平獎的節骨眼上的「演出」，難道還不夠「精彩」麼？為什麼你們總跟在洋大人後面敲這種「邊鼓」呢？當然，你們中的有識之士，後來對達賴喇嘛的某些「表演」還是有所保留的。這一點值得肯定。可是，這一次怎麼又犯「糊塗」了呢？是不是你們的歷史觀與劉曉波先生的有某些共通之處？請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