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

二○○五年，馬英九初次當選黨主席，我們曾經勉勵他說：「對馬英九個人，我們也期望他能『再接再厲，登峰造極』，能領導國民黨贏取○八年的總統大選，重建遭李登輝、陳水扁破壞的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秩序，實現兩岸中國人的和平、合作與團結。進而若能促成中國和平統一，實現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則馬英九不但是國民黨的中興之主，是恢復台灣歷史正常的政治領袖，也必成為復興中華的民族英雄。大丈夫當如是也，然千里之行始於跬步，馬英九其勉之哉！」

但，好事多磨，馬英九在主席任內（二○○七年），竟因「特別費」被誣陷遭起訴，還來不及改革國民黨就被迫辭去黨主席而直接宣佈競選總統，我們也鼓勵他說：「好事可以變壞事，壞事也可以變好事。老子有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特別費案』起訴，已把馬英九和國民黨逼到了『死地』，但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只要馬英九能更堅強，國民黨能更團結，喁喁望治的台灣人民能更努力，『死地』就是活路，又何懼之有？」

馬英九一面對付司法的誣陷，一面應付詭譎多變的選戰，經過艱苦奮鬥，終於在二○○八年總統大選中，贏得了勝利，奪回了國民黨失去八年的政權，扳回了李扁政權二十年的台獨路線。我們也期望他能「英九中興」，創造兩岸的和解，及振興台灣的經濟，而言：

「馬英九是國民黨的孤臣孽子，當知孤臣孽子是『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孟子．盡心上》）的道理。環顧全球，自上世紀各國威權體制瓦解後，無一政黨能重掌政權，台灣的馬英九國民黨當為異數。在中國的歷史上，政權失而復得的也只有少康中興和光武中興。馬英九和國民黨在台灣是否能有中興，現在台灣人民已經把台灣政權和前途交付給馬英九國民黨，馬英九國民黨要如何不負台灣人之所托，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去年五月二十日，馬英九就職後，就連續遭遇到國際石油價格飆漲，國際金融海嘯和「八八水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簡直應接不暇。除了國際經濟因素和天然災害外，提名的考試委員和監察委員人選，竟然在國民黨佔優勢多數的立法院被「噹」下來。新的馬政府在立法院內除了要應付反對黨外，還得要招架執政黨的炮火。立法院的執政黨甚至附合反對黨，要求兩岸預備要簽署的ECFA提到立法院先審查。

災害發生，民怨必起，在「八八水災」期間，沒有立法委員，也沒有中央黨部站出來替馬政府疏導民怨，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跌到了谷底，劉兆玄內閣被迫下台。

究其原因當來自於黨政不能一致。內閣制國家，以國會多數黨或政黨聯盟的領袖為總理，政府政策即黨的政策。美國是總統制，黨只是選舉機器，選舉完畢黨即隱退，也不必須「黨政磨合」。但台灣的國會議員，是由政黨提名，向政黨負責，總統沒有提名權，國會議員也不接受總統的節制。故而形成一個馬政府在國會竟有二個反對黨的的怪現象。要解決這個權力結構的邏輯問題，唯有總統兼黨主席，黨政一致，才能減少內部的摩擦。

馬英九兼任黨主席之後，就掌有立委和縣市長及各級民意代表的提名權，也有指揮黨機器的權力，政府政策的宣導才不致陷入孤立和單薄。

在中國歷史上，雖有「少康中興」和「光武中興」，使得政權失而復得，但「少康中興」和「光武中興」都是新人新政。其他的朝代，一旦失去政權，都是一去不回。其實道理也很簡單，政權是由人組織構成的。這一批人如能獲得人民的支持，又如何會失去中央政權，失去了政權資源，又如何有能力恢復政權？夏失去政權後，少康體悟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才得以中興的。

二千年總統大選，國民黨失去政權有二個主要的原因，一是黨的分裂，一是貪污腐敗。

黨的分裂來自李登輝的挑撥「族群鬥爭」和兩岸關係，自居「本土化」，而以傳統國民黨為「外來政權」。李登輝提名的連戰和傳統國民黨支持的宋楚瑜兩虎相鬥。雖國民黨的社會基礎依然雄厚，連、宋得票總數還能超過陳水扁，但卻讓陳水扁漁翁得利。二○○四年，雖連宋聯手，但仍不敵擁有政權資源的陳水扁和「兩顆子彈」，而敗下陣來。

貪污腐敗，本是權力的特性，「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李登輝為了鬥爭傳統國民黨勢力，挑撥島內「族群鬥爭」，並改變維持現狀的「一個中國」政策，激起中共的敵意升高，而把堅守「一個中國」的國民黨舊勢力打成「敵我矛盾」。另外，又起用地方政治派系，「以地方包圍中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一時間賄選橫行，有被槍殺的縣長，有用槍殺人的議長。法務部長馬英九竟因雷厲風行的查察賄選而下台。賄選是為投資，將本求利，故而賄賂橫行，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伍澤元、王玉雲、陳由豪，……甚至李登輝的大掌櫃劉泰英、「小李子」蘇志誠，逃亡的逃亡，入獄的入獄。李登輝本人僅以身免，何時東窗事發，尚不得而知。這樣的「黑金政治」，能不被人民唾棄嗎？

國民黨失去中央政權，失去權力，也失去貪污腐敗的機會，但一些地方派系仍在各地盤根錯節，忽藍忽綠。

馬英九的當選除了他自己清廉的形象，和團結後的國民黨的支持外，主要的原因還是陳水扁政府的貪腐和惡化兩岸關係。正是「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亡秦者，秦也，非六國也。」

民進黨執政八年，國民黨政務官的人才斷層，馬英九上台，只能挑選一些李登輝時代比較形象清廉的政務官，和延攬一些非國民黨的社運人士和學者入閣，或提名為考試委員和監察委員，而又遭受到黨內的反彈，認為奪回政權後，應該論功行賞，肥水豈可落入外人田。這一部分，馬英九以其總統的權力，還是堅持了下來。但黨的改革還是無從著手。

這屆國民黨立委已有三位因賄選判刑確定而取消立委資格，尚有數位經起訴還在訴訟中的案子。二位立委補選，馬英九堅持不向地方派繫妥協，國民黨提名者均遭敗選。故傳出「寧缺勿濫」之說。

後又傳出連國民黨中常委的選舉賄選橫行，禮物滿天飛，開鍘了兩個證據確實者，其他則「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這樣的中常委能不辭職，從新補選嗎？

老實說，有地方選舉必有地方派系，就如有民主選舉必有政黨政治。但地方派系不能不接受黨的節制，更不能以政治權力掩護非法的利益輸送。然從李登輝以來，放縱地方派系，不擇手段甚至黑白不分，致使選舉成為黑道漂白的機器。如果，馬英九不能改革國民黨，不能改革地方派系，「英九中興」必淪為「黑金復辟」。

但改革不同於革命，革命是推翻舊勢力，改革是改造舊勢力，是舊勢力的自我更新。在中國古今的歷史上有三個類型的改革。

一是商鞅在秦，改革成功，但身死車裂。《史記‧商君列傳》載：商君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但「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卒受惡名於秦」。孝公歿，宗室貴戚反撲，遭車裂而死。但商君雖死，商君之法未變，至秦始皇而統一天下，後又漢襲秦制，而建立了領先世界文化二千多年的法治專制，不可謂之不成功。故漢劉向《新序》贊商君曰「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

二是王安石改革失敗，而身敗名裂。王安石變法有青苗法、農田水利法等，即政府貸款農民耕作和灌溉，朝中大臣多反對。有言，農民拿了錢會去喝酒；有言，現在農民沒錢向富人借，故富人富之，沒富人了，將來農民向誰借錢。有宰相文彥博與宋神宗對話，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篇》載之云：「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故王安石變法失敗，未能挽回宋的頹勢。

士大夫來自地主階級，王安石變法實因觸犯了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而失敗。「康梁變法」的失敗，亦此一類型也。

三是鄧小平改革成功，而功成名就。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三上三下，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後，華國鋒猶提出「二個凡是」，鄧小平雖得以解放，然在街上遇路人還高呼：「繼續批鄧！」後來恢復工作，才漸漸的排除「四人幫」餘孽和華國鋒等人，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一九八九年雖遭美國「和平演變」而有「六四事件」，然猶堅持「改革開放」，但也以「穩定壓倒一切」，而有今日中國的成就。

鄧小平改革的成功主要基於二個因素，一是運用舊勢力逐漸排除和轉化舊勢力。一是樹立新的核心價值，提出「實踐檢驗真理」、「摸著石頭過河」、「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一系列的論述。對造成文革「十年浩劫」的毛澤東仍公正的給予「三七開」和應有的尊重。

國民黨的地方派系是舊勢力，如何運用舊勢力排除和轉化舊勢力，除了恩威並濟外，還必須樹立新的核心價值，把地方派系納入新核心價值之中而節制之，使之成為國民黨的社會基礎。

從今年的縣市長選舉，明年的直轄市長選舉和立委選舉，到總統大選，這一連串的選舉當是馬英九改革路線一次又一次的考驗，也是台灣向下沉淪或向上提升的關鍵。

我們期待馬英九是一個「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的改革家，但必須是一個成功的改革家，而不是一個失敗的改革家；但也必須是鄧小平，而不是商鞅。只有改革成功，才能穩定國民黨政權，才能維持馬英九的兩岸和解政策，才能找到台灣經濟的活路，才能樹立中國人民主政治的典範。民主是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但不是「以貪腐代替專制」，這樣才能積累未來兩岸和平統一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