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鏡子中可以看到自己的面目

中華民族主義就是親共？

日前有人寄來大阪國際大學教授高志敏發表於6月19日《自由時報》的《政治干預學術的惡行》一文，文中不但誣蔑本人，並事涉誹謗。有關言論部分，本人依法有以下之澄清和說明。

高志敏在學術技窮之餘竟訴諸人身誹謗的說：「至於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祖國，必欲消滅中華民國而後快的王曉波。」高志敏必須為這句話負法律責任，請將返台日期見告，到法庭去，拿出證據來。此外，我有以下之澄清和說明。

1990年夏天，我到大陸訪問，與大陸學者也討論到兩岸統一的問題，以及統一後的國號的問題，討論的情形，和我的主張發表於當年9月號的《中華雜誌》，我說：「並且，我還表示，如果必須在現有的兩個國號中取其一，我就會堅持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其理由有三：一、『中華民國』的國號，在歷史上，是國共二黨海峽兩岸都承認過的國號，而『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的國號是國民黨和台灣從未承認過的國號。二、『中華民國人民共和國』是國際共產的國號，國際共產至今已經瓦解，再用這個國號已不合時宜。三、毛澤東生前在接見外賓時，也曾後悔過將『中華民國』的國號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產生了許多國際席次的糾紛。」（頁17）

1996年9月，我在北京全國政協又表了態，並在事後致于思先生的信中也說到：

「中國民族主義並不等於親共。今年9月29日，我在北京全國政協參加一項座談會，會中台灣來客，無不對中共表示『客氣』有加，唯我代表中國統一聯盟特別聲明：『中國統一聯盟決非親共團體，而是一個親中國的團體。』在場還有民社黨秘書長顧紹昌先生可以作證。《海峽評論》亦非親共刊物，而只是一個愛國主義刊物，我們只宣揚中國，而從未宣揚中共，甚至站在愛國主義立場還批判過中共。」（《海峽評論》，1996年12月號，頁48）

請問這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祖國，必欲消滅中華民國而後快的王曉波」嗎？高志敏能不負法律的責任嗎？「必欲消滅中華民國而後快的」另有其人，那應該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陳婉真，而不是我，我那裡敢當。但陳婉真和高志敏一樣是「認識台灣」教科書的擁護者。

蔣渭水林獻堂可作代表

高志敏又說我，「以北京政權的觀點來檢驗這本教科書的」，「王曉波則謂（抗日台胞）死亡人數高達65萬人，並據此批評教科書『學術的真實性謬誤太多』」。65萬人的說法，是1945年在中華民國陪都重慶的台灣革命同盟會的台灣人觀點，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那來的「北京政權的觀點」？難道日本的學術只有「紅帽子邏輯」而不必有歷史邏輯嗎？這位高教授的學術水平怎麼和以中華民國政府割讓香港的民進黨國代何敏豪一般呢？再者，「65萬人」是我引述台灣革命同盟會說的，又不是我說的，憑什麼只准教科書為日軍罪行掩飾說七年武裝抗日犧牲只「多達一萬人」（「14,000人」是指台灣民主國抗日犧牲人數，不含之後的義勇軍武裝抗日，高志敏連國中教科書都讀錯，學術程度有夠差），而不准我引述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數據？此外，我還引用了親自鎮壓屠殺抗日義勇軍的民政長官後籐新平的數據，以及郭廷以、黃旺成的數據，就是從來沒有引述「北京政權的觀點」。高志敏說的「北京政權的觀點」也請到法庭上去舉證。

高志敏一直吹捧教科書是「每個字句都要經過數十位編審委員逐字檢驗討論，直到全體接受，方成定稿」，而批評這教科書的人則是「少數幾個擁抱北京政權的政客文人惡意抹黑」，高志敏除了「紅帽子」外就別無學問了，可能是個日本的「匪情專家」罷，但「紅帽子」不是學問啊！對高志敏而言，更不幸的是，6月24日，編審會再開會，一共修正了65處，高志敏吹捧的編審委員豈不一夕之間都去擁抱「擁抱北京政權的政客文人」了嗎？不過只有五天，高志敏漏氣未免太快了罷。

什麼是日據（非「日治」！）時代的台灣精神和主體性，如果不願提台灣共產黨的話，蔣渭水和林獻堂是可以作為代表的人物罷。

1924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的日本人法庭上慷慨陳辭：「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隨便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的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1927年，蔣渭水在「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會」上更說：「孫先生臨終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1946年，林獻堂率「台灣光復致敬團」謁中山陵、黃帝陵，並發表談話說：「應知台胞在過去50年中，不斷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壯烈犧牲，前仆後繼，所為何來？簡言之，為民族主義也。」一部台胞抗日史，正是李筱峰所說的「吃住於台灣的『中華民族主義者』」的歷史！

權力角逐過眼雲煙

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日據時期有高志敏、李筱峰等代表的「台灣精神」，那就是1923年，辜顯榮在台中大會堂講演說：「台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20年前那有這公會堂，那有此整然的台中市嗎？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今日28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支那，民國至今12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其次就是我對警察官的意見，警官之中，難免有無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無視他們，他們是有資格，不可與他爭辯了。」（《台灣民報》1923年8月1日，頁11）

辜顯榮等能代表台灣人嗎？代表台灣人喉舌的《台灣民報》曾對他們有如下的批判──「三不可能──以少數走狗藐視多數民眾的要求，偽造民意假公行私，阻礙同胞之進步，誤國殃民是民賊而兼國賊，死後靈魂欲歸依救主見上帝，一不可能。為富賈而不仁，為劣紳而不義，賣同胞自由更無慈悲，欲求免墜落十八地獄的永劫，二不可能。以小人而稱大人，胸無點墨，眼有財神，善巴結與應酬，是三等的下流，欲撥盡淡水河的水，以洗民賊二字的羞，三不可能。」（《台灣民報》1924年7月21日，頁8）

奉命竄史的學者們能不慎乎？

歷史是「資治通鑒」，是一面鏡子，在鏡子中可以看到自己的面目。二十多年前，我們就呼籲「中國人當知中國史，台灣人當知台灣事」，而在《夏潮》雜誌提倡台灣史和台灣鄉土文學研究。但是，「亡人之國，先亡其史」，日本統治50年，台灣人慘遭亡史之痛，一批精英份子被愚民教育改造成不是中國人（「台教會」語）。光復後，台灣史又被國共內戰所扭曲，台灣人還是不能恢復台灣人的歷史記憶。皇民化反動復辟時期的來到，竟要迫使我們的下一代，去歌頌強暴台灣人民50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天啊！公理何在？正義何在？台灣人的悲哀有比不以自己的悲哀為悲哀的悲哀更悲哀嗎？

統獨政治權力的角逐不過只是過眼雲煙，但是，人民民族的歷史卻是萬古長流，竄改台胞抗日史必成為台灣歷史的罪人，高志敏、李筱峰，及這次奉命竄史的學者們能不慎乎？

（原載《自由時報》7月4日及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