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進步人士同情義和團的正義呼聲

今年是義和團運動一百週年，百年前中國人民的這一場反帝愛國運動，曾在世界上引起軒然大波，歐美和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界、輿論界、宗教界發出一片喧囂，各國的報紙、雜誌上充斥著對義和團的各種誣衊攻擊言論。某些資產階級政客、議員和教士、記者，拚命煽風點火，挑撥對義和團的仇恨。他們把義和團描繪成殺人不眨眼的「魔鬼」，製造了種種義和團殺人放火、「把外國公使和傳教士撕成碎片」的謠言，進而叫嚷「中國人仇視歐洲人」，「黃種人敵視白種人」，「義和團要毀滅西方文明」。甚至捏造中國人企圖征服全世界的所謂「黃禍論」也甚囂塵上。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和御用文人千方百計通過攻擊義和團、煽動仇華情緒來為其侵略掠奪中國和鎮壓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政策製造輿論，並立即拼湊了幾乎包括當時所有帝國主義強國在內的八國聯軍，發動了一場大規模侵華戰爭。

面對這一片咒罵義和團的喧囂聲，俄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挺身而出，在1900年12月俄國《火星報》第一號上發表了《中國的戰爭》一文。他站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有力地駁斥了帝國主義者的種種謬論，肯定了義和團運動的正義性，並明確提出社會主義者對民族解放運動應抱的態度。列寧一針見血地深刻指出：「試問，中國人對歐洲人的進攻，這次遭到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和日本人等等瘋狂鎮壓的暴動，究竟是由什麼引起的呢？主戰派硬說，這是由於『黃種人敵視白種人』，『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並且為什麼憎惡呢？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列寧還憤怒斥責那些「向政府和大財主搖尾乞憐的記者們，拚命在人民中間煽風點火，挑起對中國的仇恨。」他尖銳地揭露，「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政府）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不過它們在開始時不是公開瓜分的，而是像賊那樣偷偷摸摸進行的。它們盜竊中國，就像盜竊死人的財物一樣，一旦這個假死人試圖反抗，它們就像野獸一樣猛撲到他身上。它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就在這些基督徒立功的時候，他們卻大叫大嚷反對野蠻的中國人，說他們膽敢觸犯文明的歐洲人。」〔註1〕

各國工人階級和進步人士也對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給予同情和支持。1900年6月19日，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刊登了題為《鐵拳》的社論。文章響亮地提出，「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戰爭』，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社論尖銳地責問：「是誰給了外國人要求中國人放棄他們原有的信仰並強使他們信奉其教義，即同『基督教』列強的行為大相逕庭的宗教的權利呢？是誰給了外國人瓜分中國人的國家並強迫他們接受外國工業品的權利呢？」《前進報》最後認為：「中國在其維護本國領土和民族獨立的鬥爭中，應該同布林人一樣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國青年正在東亞的戰場上流血，我們當然為他們的犧牲而傷心，可是對於他們的敵人，我們卻不能不寄予同情。」注2〕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1989年2月3日在德國帝國議會上，嚴正譴責德國政府以保護基督教為名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的行為。他說：「不，這不是什麼十字軍東征，也不是什麼神聖的戰爭。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掠奪戰爭和報復行為，是一次名副其實的暴力行為。」〔註3〕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在一次演說中也表達了對義和團運動的深切同情。他說：「義和團是愛國的，他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在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馬克．吐溫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國人民一邊，歐洲掌權的盜賊長期以來野蠻的欺凌中國，我希望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轟走，永遠不許他們再回去。」在一篇題為《19世紀致20世紀的祝詞》的文章中，馬克．吐溫用辛辣的諷刺筆法寫道：「我把這位名叫基督教的尊嚴的女士交給你。她剛從膠州、滿洲、南非和菲律賓的海盜襲擊中回來，邋裡邋遢，污穢不堪，名譽掃地。她靈魂裡充滿卑污，口袋裡塞滿賄金，嘴裡滿是虔誠的偽善話語。給她一塊肥皂和一條毛巾，但鏡子可千萬要藏起來。」馬克．吐溫還在《北美評論》上撰文痛斥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 1851-1909）在中國侵略掠奪的醜行。1900年耶誕節前夕，美國《紐約太陽報》報導梅子明「不論走到哪裡，都要強迫中國人賠款。他已為每一個被害教徒索取三百兩銀子，並強迫對所有被損毀的教徒財產給予全部賠償，他還徵收了相當於賠款13倍的罰金，這筆錢將用來傳播福音。」馬克．吐溫看到這條消息，當天晚上就極其憤慨地寫道：「梅子明為了清算別人的罪行，從貧困的中國農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罰款，因此讓他們、他們的妻子和無辜的孩子們勢必慢慢地餓死，而可以把這樣獲得的殺人代價用於傳播福音。他這種搜刮錢財的絕技，並不能使我心裡感到意外。他的言行，總的看來，正具體地表現出一種褻瀆上帝的態度，其可怕與驚人，真是在這個時代或其他時代都是無可比擬的。」〔註4〕

熱情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日本人士宮崎滔天也發表了譴責帝國主義侵華和同情義和團的言論。他曾用白寅學人的筆名，在1900年3月的日本《二六新報》上連載《獨酌放言》一文，借用酒後放言的形式，譴責西方傳教士是「政治家的爪牙」，「揮舞著博愛人道大旗，卻幹著盜賊媒介的勾當」。宮崎滔天慷慨陳詞：如果遭到列強瓜分的災禍，作為中國人應該怎麼辦？「那就只有去當義和團了」。「你如果生在中國，你也會參加義和團去和八國聯軍拚個你死我活吧？」〔註5〕在當時日本人士同情義和團的言論中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青柳猛寫的《義和團贊論》，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發行的《女學雜誌》513號上。該文一開始就指出，儘管當前世界輿論都把義和團描繪成一群暴徒，而憐憫在華外國人的遭遇，但是作者卻堅定地認為更值得同情的卻正是「那些集全世界的恨怨於一身，成為萬人咒罵物件的義和團徒。」他嚴正指出：「應該痛責的恐怕並非是義和團，而是那些外國人，那些頑固惡劣的耶穌教徒，特別是依仗外國政府的勢力而驕橫妄為的傳教士們。」文章有力地闡述了義和團運動的正義性。青柳猛把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形象地比喻成「如同手持凶器搶劫的強盜，擅自侵入民宅，肆意掠奪」，「對這種暴徒自然很難用和平手段說服，只有訴之武力。」他指出：「為了防禦手持凶器的強盜而拿起刀槍，絕沒有罪，在哪一國的法律上也應屬於正當防衛，不能問罪。」正是由於外國傳教士依仗殖民勢力在中國橫行霸道，為非作歹，才引起中國人民的痛恨和反抗，因此青柳猛大聲吶喊：「只知譴責義和團，而對那些外國傳教士和耶穌教徒可鄙的行為保持沈默，這是任性胡說，也是極不公平的！」「我認為義和團是值得同情的，而應該譴責的恰恰正是外國人（包括日本人）和他們卵翼下的耶穌教徒。」〔註6〕

讀了以上外國人士的言論，可以加深我們對義和團反帝運動原因、性質和歷史意義的認識，也可以有力地駁斥那些對義和團運動的種種污衊攻擊，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及其庇護下的傳教士的侵略罪行。同時還說明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並不是孤立無援的，即使在當時就曾贏得世界各國具有正義感的進步人士的同情和聲援。

〔註1〕列寧：《中國的戰爭》，俄國《火星報》第1號，1900年12月。中譯文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1卷，第213-215五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註2〕1900年6月19日，中譯文見《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5期第6-7頁。
〔註3〕倍倍爾在德國國會的發言，《德國帝國國會1900-1902年會議期間速記報告》第1卷第35頁。
〔註4〕馬克．吐溫：《給坐在黑暗中的人》，美國《北美評論》，1901年2月。
〔註5〕宮崎滔天：《獨酌放言》，日本《二六新報》，1900年3月。見《宮崎滔天全集》第3卷，第10-12頁，平凡社，1972年。
〔註6〕青柳猛：《義和團贊論》，日本《女學雜誌》513號，1901年2月。《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10月6日第2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