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法西斯終究是行不通的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為父奔喪，申請來台，而扯出了他當年「叛逃」到大陸的往事，在軍方強烈的反對下，終於未能成行。又由於前不久國安局退休人員潘希賢、劉冠軍「叛逃」到大陸，台灣當局為「亡羊補牢」，由人事行政局草擬《公務人員品德及忠誠特殊查核辦法》，而引起了各界的疑慮。這兩個事件均與「忠誠」和「叛逃」到大陸有關。

台灣人對台灣當局不忠誠而「叛逃」大陸的事例，不是從潘希賢、劉冠軍開始，也不是從林毅夫開始，而是從《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就開始了。台灣民主國的唐景崧、劉永福、丘逢甲外，首先第一個「叛逃」到大陸的就是簡大獅。簡大獅是「叛變」失敗而「叛逃」大陸的，但在日本外交壓力下，清廷竟將簡大獅交予日人，絞死於台北監獄。

日據時代，台灣人「叛逃」到大陸者多矣，早期就有李友邦、謝東閔就讀黃埔軍校和中山大學；抗戰期間「叛逃」到大陸參加抗戰的有李萬居、謝南光、吳思漢、鍾浩東、蕭道應、李南風、連震東……。

至於在島內，「忠誠」有問題的台灣人就更多了，台灣共產黨謝雪紅、王萬得、蘇新、趙港、簡吉等外，一九二三年，「治警事件」被檢舉的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賴和、林幼春、王敏川等無一不是「思想不穩份子」，亦即是對台灣總督府當局不「忠誠」的人。甚至一向老成持重的林獻堂，在一九三六年都發生「祖國事件」被日人質疑為「非國民」。

在「戰時體制」下，「忠誠」被質疑而下獄者，也有郭國基、吳海水、歐清石、李建興、蔡忠恕等。甚至於，末代總督兼駐台軍司令安籐利吉大將在戰爭末期召集在台日人講話說：「據本人所見，對台灣人並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這也就是說所有的台灣人「忠誠」都有問題，其原因乃是總督府《警察沿革志》所說的「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破。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雖已改隸四十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卻仍沿襲舊貌；由此可見，其不輕易拋除漢民族意識。且其故鄉福建、廣東二省又和本島只有一衣帶水之隔，雙方交通頻繁，且本島人又視之為父祖塋墳所在，深具思念之情，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以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日據下，台灣作家鍾理和也說到：「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不僅日據時代的殖民統治當局有如此之洞察，時至今日，閩粵一帶的廟宇、祠堂，試問那一處沒有台胞捐贈的「芳名」，連陳水扁的祖廟──漳州開漳聖王廟，都是台胞出資重修的。甚至呂秀蓮回到祖地，不也飲了一瓢呂家村的井水嗎？

台灣光復後，台灣人「叛逃」台灣當局仍在所多有，「二二八事件」後，許多領導幹部謝雪紅、蘇新、楊克煌、吳克泰、陳炳基、周青、葉紀東等莫不從台灣「叛逃」到香港再到大陸。「叛逃」不了的，在「白色恐怖」下，則殺的殺，關的關，如簡吉、郭琇琮、林書揚、陳明忠。

台灣人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叛逃」，實為台灣特殊的歷史所造成，身為中華民族的台灣人雖淪為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清國奴」，但自己的祖國──中國仍然存在，因此，不能不產生對祖國認同和對殖民母國（日本）認同的矛盾，這也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矛盾，為認同祖國只得從殖民母國（日本）的統治下「叛逃」，但這並不表示對自己故鄉台灣的「叛逃」。為了消除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日本人則有「皇民化」的政策。

光復後，由於「二二八事件」和國共內戰，又產生了對「白色祖國」認同和對「紅色祖國」認同的矛盾，這是對政權認同的矛盾，為了對「紅色祖國」認同，就不能不從「白色祖國」「叛逃」，對「白色祖國」的「叛逃」，並不是對祖國（中國）的「叛逃」，更不是對故鄉台灣的「叛逃」。

國民黨下台後，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台獨為了打造非中國的「台灣共和國」，而以虛擬的「台灣民族論」「去中國化」和反對「大中國思想」，於是在台灣又出現了獨立與統一的認同矛盾。為了要追求兩岸中國民族的統一，就不能不「叛逃」台獨，但這並不是「叛逃」故鄉台灣，並且只有「叛逃」台獨才能「忠誠」於民族。

老實說，國民黨的台灣和民進黨的台灣一樣，都是林毅夫家書中說的「次殖民地」，當年國民黨開口閉口說：「中華民國是美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的中央環節」，做美國的「環節」，不是「次殖民地」是什麼？不過，國民黨還打著「中華民國」、「中國」的招牌，比民進黨具有欺騙性。民進黨則赤裸裸的「美國滿意」、要「去中國化」、要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反對「大中國思想」，這不是要強迫台灣人公開的背叛自己的民族嗎？

國家和政權自來是武力造成的，中國也有割據主義的傳統，那就要用武力來決定成王敗寇了。但民族是自然形成的，雖然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用盡各種方式禁止和阻攔，但是，還是有那麼多台胞到大陸去尋根祭祖。雖然，兩岸尚未能直航，但大陸已成為台灣人民出外旅遊人數最多的地區，這難道不是兩岸同胞民族文化自然的現象嗎？

中國人一向講求「天理、人情、國法」，連主張嚴刑峻法的韓非也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民族的感情思想本是人情的自然，要台灣人以「去中國化」為「忠誠」，這不但是倒行逆施，根本就是泯滅人性。無視於客觀規律，無視於人情自然的主觀一意孤行，當然就是暴政，「暴政猛於虎」。所以，「忠誠考核」不但無助於「忠誠」，而只能製造更多的「叛逃」。

一個法治國家只要能求人民守法，守法是對行為的規範；「忠誠」則屬個人思想感情的範圍，要干預規範人的思想感情，還有自由可言嗎？專制時代的中國人還有「背後罵皇帝」的自由，對皇帝都有不「忠誠」的權利。難道民進黨要把台灣帶向極權主義的社會？實行思想控制的蘇聯垮了，中共「四人幫」垮了，連國民黨也垮了，民進黨要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走極權主義的老路，行得通嗎？何況，明明是中國人的台灣人，如何能不產生對中國的思想感情呢？

一九二四年，當時的中國，軍閥割據，內戰不已，民生凋敝，四萬萬炎黃子孫呻吟於次殖民地上，但日據下的台灣，蔣渭水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法庭上慷慨陳辭：「台灣人不論怎樣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的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實，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日本殖民統治都不能抹殺台灣人對中國的思想感情，今天台灣人受台獨政權統治，就抹殺得了台灣人對中國的思想感情嗎？

「忠誠考核」無非是考核對民進黨所主張「去中國化」台獨的「忠誠」，但是以陳水扁總統的得票率和去年立委選舉泛綠陣營的得票率來看，不過百分之四十而已，就算百分之四十都支持「去中國化」台獨（支持陳水扁的王永慶和張榮發就不主張台獨，而支持「一中原則」和自承中國人主張三通），至少還有百分之六十的台灣人民是不主張「去中國化」台獨的，也就是說，在民進黨「忠誠考核」的標準下，有百分之六十的台灣人民是不符合「忠誠」的。服務公職是中華民國憲法賦予中華民國公民的權利，民進黨憑什麼可以剝奪百分之六十公民的憲法權利，這還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嗎？

再說「忠誠」，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忠誠」不是「忠誠」於政府，不是「忠誠」於政黨，更不是「忠誠」於政黨的主張，而是「忠誠」於國家，規定國家的是憲法，也就是要「忠誠」於憲法。所以，民主國家的反對黨並非不「忠誠」於國家，而是「忠誠的反對者」。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是「一中原則」的，連民進黨主席謝長廷亦知之，陳水扁也知之。民進黨政府不承認「一中原則」，否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對國家、對憲法的「忠誠」嗎？若是真要實施對國家的「忠誠考核」，第一個該下台的就是陳水扁、呂秀蓮和民進黨政府了。

民進黨對國家不「忠誠」，卻以其權力要台灣人民和公務員對其不「忠誠」忠誠。這豈不是要強迫台灣人民和所有的公務員公然叛國？這樣的台獨法西斯行得通嗎？

中共對台政策須充分理解台灣同胞「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複雜心態」，民進黨也當充分理解台灣人「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複雜心態」，這不是「叛逃」和「忠誠」所能輕易解決的。

由於台灣近現代的「特殊歷史」，從日據時代始，就產生了台灣人祖國（中國）認同和母國（日本）認同的矛盾；光復後，又有「白色祖國」和「紅色祖國」認同的矛盾；國民黨下台後，又產生了統獨認同的矛盾。台灣人認同的矛盾出自於台灣人的「特殊歷史」，所以，要解決台灣人認同的矛盾，必須解決台灣人的「特殊歷史」，恢復台灣歷史的常軌，那就是鍾理和所說的「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原鄉，才能停止沸騰」，台灣人才能走出歷史的悲情，永遠揚棄「亞細亞孤兒」的命運，恢復做為中國主人翁的地位。這也正是林毅夫家書中所說的──

「我們台灣人應有一個志氣，不但要做台灣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為中國的統一、富強而努力吧！」

我們願意為台灣，也為中國，為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的復興，與林毅夫先生共同勉勵，共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