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還是蔣經國先生在台灣主政的時候,具體地說,是1981年9月30日,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先生,代表大陸的執政黨、政府和人民,提出了新時期的對台政策,被稱為「九條和平統一主張」,簡稱「葉九條」。所以說是「新時期」,是因為其時大陸已告別了「文革」,拋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這個「葉九條」,後來發展為「鄧六條」,最終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一整套完整的方針。這是現在許多人都耳熟能詳的。但在當初,卻是另一種情形,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有意思的。
「葉九條」中的第六條:「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在台灣卻激起了一陣「漣漪」,島內一些人士甚至覺得很「好笑」。最能反映這種心態的,要算是當時《聯合報》的一副以「騎腳踏車(的)開口要施捨開汽車(的)」為題的漫畫。那意思是說,「騎腳踏車」的「窮人」--指大陸--竟聲言要「酌情補助」「開汽車」的「富人」--指台灣。藐視之意,溢於言表。不過,在當時,即1981年,台灣的經濟狀況是相當地好,居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72.35億美元,居世界第五位,其時許多台灣人常以「錢淹腳目」自詡;同期大陸,剛從「文革」的災難中恢復過來,經濟狀況還是相當拮据的,外匯存底只有50.58億美元。以大陸人口之眾,只有這麼一點外匯,如按「人均」來比較,與台灣的差距,就大得簡直沒法說了。坦率地說,當時不少台灣人是很瞧不起「一窮二白」的大陸的。這也難怪。不過,話又說回來,大陸方面的這一表態,到底是一種「統戰姿態」,還是實打實地準備兌現的一項莊嚴承諾?如果認真探討起這個問題,恐怕就不能一笑置之了。
問題的關鍵有二:一、大陸有沒有能力這樣做?二、大陸是否真的願意這樣做?對前者的答案是肯定的。誠然,當時大陸的經濟狀況還是相當拮据的,問題是雖然拮据,為了應付各種可能的主要是台海方面的突發事變,大陸不得不從有限的財力物力中,拿出相當大的份額加強軍備。如果海峽兩岸實現了「和平統一」;那麼節省下來的這一部分軍備開支,完全可以用來「酌情補助」台灣方面之所需,這就叫做「和平紅利」。因此,既然大陸能夠拿得出來(儘管是被迫的)這筆開支用於軍備,那麼,同樣能夠拿得出來(這可是自覺自願的)這筆開支用於「酌情補助」台灣方面之所需--如果原來用於軍備的這筆開支是可以節省下來的話。無論是算經濟賬、政治賬、軍事賬,都是絕對「划算」的。既能「化干戈為玉帛」,又避免了「同室操戈」;這筆「和平紅利」,無論怎樣計算,都是有利於兩岸的人民、有利於民族的,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這同時又回答了第二個問題:「大陸是否真的願意這樣做?」既然是如此有百利而無一害,大陸方面是何樂而不為呢。如果兩岸真能實現和平統一,付出這點「代價」算什麼?問題根本不在於「代價」如何,而是在於,能不能真正實現和平統一?
說到這裡,我們反而覺得以「騎腳踏車(的)開口要施捨開汽車(的)」為題所做的「文章」,有點不大會「算賬」。或者說,只會算「經濟賬」,不會算「政治賬」;只會算一支一葉的「小賬」,不會算根本的、長遠的「大賬」。正所謂「聰明反被聰明誤」。
當然,現在的情況已經和1980年代初的情況有了很大的不同。即以「外匯存底」而論,現在大陸已達一萬八、九千億美元之巨,雄居世界之首。在台灣,已經不會有人做「騎腳踏車(的)開口要施捨開汽車(的)」這種愚蠢的文章了。可是,那種只會算一支一葉的「小賬」,不會算根本的、長遠的「大賬」的習氣或曰「思維模式」,也確實到了應該改一改的時候。再不要做那種「聰明反被聰明誤」式的「蠢事」了。如果我們把眼界再放大一點,那就不難算出:兩岸的和平統一,是「加法」,甚至是「乘法」;如果背離之,則是「減法」;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則是「除法」!質之馬英九先生,以為何如?◆
社論
中國與世界
美國對台政策與兩岸關係
釣魚台和台獨
歷史教科書
反省二二八
海峽短評
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