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恐怖」的陰影

時　間：1994年10月15日下午2時
地　點：中國統一聯盟會議室
主持人：毛鑄倫（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主講人：林火旺（台大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陳毓鈞（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主任）
　　　　陳一新（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
　　　　戴萬欽（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主任）
　　　　楊志誠（逢甲大學法律教學組主任）
評論人：胡秋原（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

毛鑄倫：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幾位學有專精，在台灣算是少壯派的學者，一同與會，就前不久在高雄發生，新黨遭民進黨以暴力攻擊的台獨法西斯事件，共同進行專題研討，並同時接受聽眾朋友的補充、提問與質疑。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胡秋原先生也表示將在稍後列席，就此一議題發表其看法。現在先請台大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林火旺教授先發表高見。

人是有限的存在

林火旺：今天所要研究的這個主題，我個人有比較深的感觸，因為近幾年來，我一直在研究自由主義，嚴格說起來是西方自由主義背後的制度的問題，所以在這接觸過程中，我覺得台灣目前嚴重的問題是，島內的公民只意識到的制度上、形式上的民主，但卻忽略在制度後，應有的民主思想上的深植。故此，有人發現在台灣政治上荒謬、鬧劇連連，生活品質每況愈下的情況，對台灣目前的民主政治感到懷疑，甚而對於新加坡所施行的政治制度心生嚮往。

我的意思是指，所謂的民主制度，不能因其自由，卻讓社會秩序混亂，而是必須讓所有的人民活得很有尊嚴，因為人們往往只關心民主的制度問題，卻沒有注意到背後所存在的許多假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個人在追求其愉快安適的生活時，都有標準不同主張，在不同主張的衝突下，應該保證每個人有起碼的自由，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他個人的主張，這好比說公共政策必須全民參與；而更重要的前提是，當我要強調尊嚴，要有自主性，要用自己的方式，就同時必須尊重別人也有相同的權利。

英國19世紀有一位相當有名的哲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米爾先生曾寫過一本書《 論自由 》，是研究言論自由的經典鉅作，作者主張即使一個人的主張是對的，仍應尊重別人發表其主張的自由，因為人是有限的存在，是無法避免錯誤的發生；因為如果一個主張，大家都認為是對的，也不加以懷疑，久而久之就會變成教條，而思想也將僵化。他強調，我們所應重視的不是是否擁有真理，而是如何獲得真理；因為真理不是固定的。如果真理是固定的，洗腦將是散播真理最好的方法。因此承認自己是無知、非真理，將是人對人最基本的瞭解，若捨棄了這個，便是專制、獨裁的心態，而民主制度是讓每個人能在法律的限度內，發表自己的意見。

高雄事件給我很大的衝擊，有些人說新黨明知高雄人不喜歡他們，偏偏要去，所以被打是活該，我覺得這是完全不瞭解自由的真諦。如果這樣，我們是否該說雷震先生為爭取黨外民主，而遭囚禁，和美麗島事件後施明德先生被關，是不識時務、活該呢？以前我們很討厭國民黨情治單位亂扣人帽子，可是台灣社會現在隨時有人會誣陷別人。而我覺得最可悲、痛心的是政治干涉學術；一些人假借學術自由、自主，藏身其中，然後用政治的眼光來審判學術，這比早期明白的政治箝制還來得可怕。這便是我所要指出的校園「綠色恐怖」。

台大法學院搞政治審判

我所任教的台大，這種情況更是嚴重。例如醫學院的孫安迪先生，講師當了七、八年，拿到了博士，可是依然不改聘為副教授。另一個是法學院的龐建國先生的改聘事件，更讓我氣憤；龐建國副教授今年要升等教授已經是第三年，可是仍然被打下來；像我所在的文學院，處理教授升等是先由系裡找來二位做審核，稱做內審，若是通過了，由學院找來二位再審核，稱做外審，最後由系裡的評審委員，依據內、外審所做出的四篇評審論文來做為決定何人升等的決定。但是法學院處理的方式卻不同，先是由系裡，依其論文成績排順位送到學院，各系送上來，學院取其預計升等人數，然後再送外審。

今年社會系送法學院的名單順位中，龐建國第一，林萬億第二，但法學院卻捨龐建國，取順位第二、成績較差的林萬億，完全藐視送審論文成績的高低。我和龐建國並不熟，但我知道這次內審成績，龐建國兩篇都是八十幾，而林萬億兩篇都是七十幾，試想法學院的評審委員，在非其專業領域又沒有其他佐證，卻不採用社會系送審所排的順位，這是什麼標準？只不過是一種政治審判。

我們可非常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但是在民主社會中，一定要讓每一個非常討厭的人，有做為人的尊嚴，有表達自己想法的自由，若沒有這種精神，根本不要講言論自由。

我在高雄九二五事件後，曾寫過一篇文章，表示民進黨有一些精英，號稱是民主自由的先驅，但卻說新黨如此弱勢的團體被打，不是他們策劃的，好像如此，便不是他們的責任；可是如果他們對民主自由有一份真誠的承諾，見到任何人遭到任何人暴力的攻擊、侵犯，都應該嚴厲的譴責，這是真正愛好民主自由所應表現的態度。

我們要知道，生活在同一社會的每一個人可能有著不同的主張與想法，若某些人認為自己擁有絕對的真理，而打壓、迫害，甚以暴力相向，這是諷刺、嘲弄民主自由，莫此為甚。

國民黨大放風諒話

陳毓鈞：就高雄九二五事件，我想分為三個方面來講。首先我要講幾個小故事：

1860年，美國的林肯競選總統時，想要到南方去演講，旁邊的人就勸告他不要去，他們說南方的人不歡迎你去，你若去會造成衝突；林肯笑而回答，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要到那裡演講，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另一個故事是，在1955年到1958年，美國的民主之父馬丁路德．金博士，要到白人的地方去演講，旁人也勸告他說白人不喜歡你，最好不要去；他就說，我是一個黑人，雖然還沒有爭取到政治權力，但我仍是一個自由人，我要到那裡演講，這是我的權利，至於美國要用什麼法律來保護我，那是美國政府的事。

因此當新黨在高雄合法申請的集會遭受到暴力的攻擊，號稱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所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若只是等閒視之，甚至幸災樂禍，那麼我們如何敢自詡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如何大言不慚的要用民主、自由、均富來統一中國。

高雄市長吳敦義在事後發表的談話，認為新黨明知高雄人性格激烈，執意前來而遭暴力攻擊是自取其辱，又說這次警察執行任務時，雙方都有怨言，所以警察是堅守「行政中立」。一個合法申請的集會，遭非法的破壞，而不加以阻止，這算那門子的「行政中立」；這種出於堂堂中華民國院轄市首長、國民黨精英吳敦義之口，其對民主自由認識之膚淺、幼稚，令人歎息。

接著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又說「一個銅板敲不響……」；他有沒有想到，一個國民的憲法所保障的合法權利被非法的侵害時，身為執政黨的秘書長沒有盡責任去保護，還大放風涼話，如此「綠色恐怖」怎能不猖狂的四處蔓衍。

民主政治，並不是會一直向上、向前邁進；50年代的開發中國家，乃至於我們的鄰國菲律賓就是個鮮明的例子，當民主政治墮落、腐敗，沒有人會喜歡這樣的一種政治制度。西方的思潮很清楚的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不論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都承認人性存有理性上的盲點，而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所以必須有一個權威做為指導，這就是法律；故此，民主社會就是一個法制社會，沒有法制，就不能稱為民主。

今天在台灣，卻充斥著反自由、反民主、反多元化的怪異景象，這是自李登輝在六年半前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以來，與日俱增的惡質化，是他獨裁與「獨台」本位意識的反映。以此來看高雄九二五事件，根本是非法打擊合法；而事件後，政府、國民黨高層所發表的，經由其主導的傳播媒界渲染，並用似是而非的言詞，曲解、誤導，把非法行為合理化，我想愚民政策莫此為甚。

日本皇室的菊花旗

第二個事情，前幾天我在看電視，居然播出令人驚心動魄的畫面「中國豬滾回去」；據此，前面所講的民進黨非理性的暴力行為，就應該是根植於其內部，深刻、仇視、歇斯底里的反華情結，這也將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早期兩位蔣總統時代，不論是如何反共、如何的敵我情緒高漲，也不會把脫離、排斥中華民族當成政策的依據，從始至終是堅持民族主義；而李登輝卻放縱民進黨，讓他們恣意地散佈其台獨言論，甚而認為當一個中國人是可恥的，當社會中下階層的人長期的浸淫在這種激情的論調之中，「全民計程車」滿街的跑，車內大奏日本軍歌，倡言莫名其妙的「台灣民族論」，這也不足為奇。

今年8月22日，台灣的中國現代化基金會與北京社科院，在北京舉辦了一場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會，我有機會參與，在會中我和大陸的學者閒聊，有一個共識，今年4月「千島湖事件」以來，是兩岸自蔣經國開放探親七年以來，關係最為緊張、危險的時刻；他們提了一個很關鍵的論點：李登輝罵中共是土匪、「控固力」，而且從台灣罵到國外，這樣如何能期待中共讓他風風光光的參加亞運呢？

5月李登輝又告訴司馬遼太郎說他可能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又說台灣是無主之地，中國是很模糊的概念，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這樣如何能期待中共對於李登輝會走向中國統一還存有任何幻想呢？他們也談了對於台灣獨立的看法，他們認為台海分隔了四十餘年，如果是因為不瞭解中共，或是早期國民黨反共、恐怖教育的影響，以致害怕中共，不願意統一，而對台獨存有期望，則情有可原；如果是覺得時間未到，加上兩岸生活品質的差距，而不急著統一，要保持現狀而趨向台獨，這也還情有可原；如果是在民族認同的議題上，有了偏向、誤導，甚至直截了當得脫離中華民族，這是不可原諒的。

他們觀察近一年來，台獨已漸漸要把台灣與大陸的紛爭，從政權認同引向民族的認同，開始逼迫台灣民眾，要在是否當台灣人或中國人之間做一個選擇；加上台灣共和國國旗是用日本皇室的菊花，全民計程車車內播放親日的言論、日本軍歌，學者對台灣歷史歪曲的解釋……，做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們說當然希望和平地來解決中國統一問題，可是當民族大義出現了危機時，發生了一切後果，也只能說抱歉了。

第三點，現在台灣社會最厲害的不是台獨、獨台人士亂扣帽子，什麼「中共代言人、同路人」、「吳三桂」……，最可怕是一些政客，在暗中搞鬼，遊走兩岸賺取暴利。我們看今年4月間李登輝大罵中共「土匪」，從台灣罵到國外，挑起人民之間的仇恨和敵意，可是誰會想到今年8月，李登輝曾派張豐緒到北京就參加廣島亞運，與中共談判。這是什麼意思？表面上做的是一套，背地裡做的又是一套，把我們都當成傻瓜，只有李登輝他一個人是聖上英明。如果李登輝這樣的一意孤行，不理會「善意的回應」，只想利用兩岸衝突所衍生國際形勢，從中謀取一己之利益，我覺得李登輝才是真正會出賣台灣同胞利益的人，這也是台灣目前危機的所在。

我承認現階段兩岸是有一段差距；我也堅持中國的統一，要在自由、民主、均富的情況下來完成，這需要兩岸領導人，有智慧、有遠見的推動。

政府縱容非法侵犯合法

陳一新：我個人覺得，在台灣是不夠資格談什麼真正言論自由，唯有在一個沒有政黨惡性鬥爭，只有政黨良性互動；沒有政黨內的流派鬥爭、亂扣帽子的情況，才有所謂言論自由。

拿今年九二五事件和去年三一四事件相比，台灣的社會確實是進步了，媒體不是只有一面倒的聲音，政府領導人也不敢再惡意批評；這次事件也使得雙十節新黨的說明會，不再受暴力的侵犯，這當然說明了民進黨忽視了民意，輕視了社會進步的幅度，也同時說明在物極必反下，輿論轉而自省自思，對違反民主、自由的暴力加以譴責。因此在一般人民對於政治、經濟生態的腐敗，感到不耐煩時，許多由來已久的積弊，便一一露出病端，所以「反金權」、「反賄選」、「反暴力」……便成為時下大眾所重視的議題，同時檢調單位也適時地發揮了法制的力量。

但我覺得，目前還是沒有進步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執政黨常自詡，台灣以幾十年民主制度的進步，就足以趕上歐美四百餘年的努力；依我看在宏觀上，台灣現有政治制度，可以與歐美國家等量齊觀，但微觀在制度背後的支柱——思想、意識型態，卻幼稚的令人歎息。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警察保持「行政中立」，是見非法侵犯合法，卻因於某些個人不喜歡的主張，而「不執行公權力」；政府及政黨領導人用些謬論矯文飾過，企圖把非法合理化。這種容不得異己，聽不進反對的聲音，說錯話還死皮賴臉的不敢負責，他們根本不瞭解民主自由的真正內涵。以美國為例，他早在殖民地，北美十三洲時代就承襲殖民主英國的政治制度，如此方能構築現今所看到，去蕪存菁的制度，也深植醞釀出對於真正民主自由尊敬、信仰的人民性格，兩者相搭配才能使民主制度運行無誤。

「制度上的不行動」

恪守法制，是尊重民主自由的必要條件，因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這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的遊戲規則；如果政府縱容有人在中正機場等公共場合升起「台灣共和國」的八菊國旗；縱容有人以暴力向一個合法申請的集會侵犯；縱容有人以激情、衝動向來台會談的唐樹備先生抗議；縱容一切超越言論自由範疇的行為，除非這個政府是無能，否則便是「制度上的不行動」，這是瀆職，是有失我們賦與其執行公權力的責任。試想，如果以激情、衝動向唐樹備抗議的這個人，用暴力傷害了唐樹備，則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解決兩岸間的裂痕？我們有必要為一個人的非理性來負責任嗎？我想執政者如果想要利用言論自由做為護盾，蓄意放縱或箝制，來貫徹其政策時，必須先權衡利害得失以做出理性的抉擇。

若是以實際的政黨實力消長，我想這雖非新黨所策劃，但新黨樂於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新黨無論如何來盱衡形勢，拔師南下高雄是必要的，即使受到反制、攻擊，則新黨正是大可利用這種場合，塑造其弱勢團體、遭受迫害的形象，以爭取同情票。民進黨錯估形勢的發展，和國民黨合作雙簧，可是事後，發現新黨是正蒙其利，免費的利用國、民兩黨替他造勢，便立刻發表譴責暴力的聲明，但為時晚矣！

誠如前面陳教授所提的，「中國豬滾回去」這個問題，對於反華、排華的激情與衝動，是令人悚目心驚的，我想除了民族認同這個議題之外，這更代表省籍衝突的白熱化。若捨長遠的中國統一所關切的對中華民族認同與否不論，則攸關島內政治、社會秩序的省籍衝突，將是擺在眼前，必須立刻加以重視、解決。因為自二二八以來已漸消沉的省籍衝突，又再次被挑動，而且演變至今，有比當年更為情緒化的街頭運動、更為壁壘分明族群區隔、更為歇斯底里的母語化運動。此時，政府縱容某些人煽風點火、曲解歷史以為師心自用，必須負最大的責任。國民黨的省長候選人宋楚瑜，現在大談吃台灣米、講台灣話、當台灣人，在這時候看來，就像一個諷刺的笑話，當初在國民黨主導政權的時候，打壓、醜化母語不遺餘力，現在局勢改觀，便立刻改弦易轍，政治人物牆頭草，兩面倒的性格，令人感到面目可憎。

前不久國安局局長殷宗文指出，台灣內部有中共扶植的代言人，我不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不對，但是這句話卻很可能為有心人利用，拿來扣別人帽子；而有少數人更倡議制訂間諜法；我實在難以想像，在努力這麼久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居然有人完全不願意珍惜，只為了不想聽到一些不同主張的話，便要倒行逆施，回到戒嚴的時代，我想島內要步入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境界，還有一段好艱辛的路要走。

李登輝的「周處除三害」

戴萬欽：高雄九二五事件是令人感到很傷痛的一件事，但如果這能給這個社會喚起一點省思與領悟，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先假設九二五事件中，國民黨的態度，一是無能去保護，二是縱容民進黨暴力，三是與民進黨串通；但以現場國民黨警力與民進黨群眾人數相比，根本不可能應付不了可能引起的衝突，所以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個假設的情形，如此的政府，我們還有什麼好期待，就只好用選票把它拉下台；因為維護人民執行他合法保障的權利，是政府不可逃避的責任；如果因新黨遭暴力攻擊事件，能讓我們驚覺，我們並沒有免於被侵害、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應該審慎思索，消極是如何自保身家安全，積極是如何施壓力要求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今天我看報紙，看到李登輝又有新的謬論，他說「我不能死在總統任內，是因為古代皇帝都是死在任內……」，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中領導人的空前的創舉，我想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無知，可以從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可見一斑。他說在22歲以前是日本人，不知中國是何物，因此李登輝不知道三代之前有堯、舜的禪讓之美德，後有民國嚴家淦依任期離職，他所謂的創舉，並不值一哂。

李登輝更把結束蔣家大陸的統治、結束老法統的國大、立院……比喻為「周處除三害」；其實在解決了這些政治問題後，李登輝所主導政治佈局、修憲，已經使他走向專制、獨裁的道路，而所謂周處除三害中的三害已經形成了，李登輝的國學知識似乎無法讓他知道「周處除三害」這個故事並不單指除三害以行善舉，而是藉前二害來凸顯他本人做為第三害的可怕，除去第三害，比除前兩害來得重要。

這次選舉中國民黨的佈局，看來策略還是為李登輝將來選總統，先排除、冷涷可能對手；這就是國民黨內人才濟濟，偏偏用宋楚瑜選省長，黃大洲選台北市長，而不敢用吳伯雄、馬英九……等人，因為這兩個人聲望低，能力又不強，必須依附在李登輝身旁，才有發展，根本不會對他邁向下屆總統之路造成威脅。

是否還堅持一個中國？

除此之外，在民進黨的「李登輝情結」下，及他刻意營造的省籍認同上，李登輝所掌握的資源，除了國民黨本身的組織之外，也獲得廣大基層的認同。因此他實行的政策，不同於早期國民黨所倡言的「理性的民主」，而是感性的「民粹主義的的民主」，他用激情去煽動中下階層，他只要濁水溪以南的民眾支持；所以即使李登輝常說錯話，常出言不遜的向中共放話，常誤導民族的認同，還是有很高的聲望。

前幾天，李登輝又提出在亞太經合會（APEC），與中共領導人會面，我想如果李登輝真的有心要和中共領導人談中國的統一、中國的前途，不要說是第三國，就是遠到北極，只要中共領導人走得動，他都會去；很明顯的李登輝根本不是想要談，而主要是為了能夠拿到外國簽證，參加國際會議，做國際秀。試想今年初以來，加入聯合國、參加亞運……等事件，讓中共內部對於李登輝是否還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已心存懷疑，如果沒以行動表達對中國統一的遠景做出真誠的承諾，中共對我們的猜忌與敵視，實在難以消除。

但其實，我個人並不反對支持台獨者，因為這是別人言論自由的權利，可是基於台灣長遠計，我認為有幾點是必須堅持的。一、是台獨不能對台灣造成戰爭的傷害。二、是台獨對於島內族群的紛爭必須有解決之道。三、是將來兩岸的差距縮小了，中國還是要走向統一。我知道台灣獨立，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深刻的情緒因素，但我希望台獨的領導人和支持者，能對我所提的三項堅持，做出理性的思考，選擇對台灣最為有利的道路。

近一二年來，台灣是帽子亂飛，新黨的幾位立法委員可能是戴得最多頂，而「中共代言人」大概是最大頂的帽子吧！我在懷疑，新黨什麼時候宣誓效忠中共，何以有「中共代言人」一詞，如果只是客觀的分析兩岸情勢，警告台灣不要向中共不願見到的情況挑戰，就贏得「中共代言人」帽子一頂，那麼台灣算什麼言論自由的社會，如果台灣容不下一個忠誠的反對黨，那麼台灣執行的是什麼民主制度。所謂的言論自由並不是只有少數所擁有的，而是不分黨派、陣營、種族……一視同仁的平等擁有在法律內發表言論的自由，才算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權力被金主和暴力接收

楊志誠：我想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政治。台灣目前在民主政治上發展了這麼多年，可是中國人似乎對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相當的迷信；不可否認的，誠如中山先生說過，民主政治是來自西方的，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我們並沒有深入的加以瞭解其背後的內涵。事實上，18世紀以來至今，大家都相信，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只不過是一個方法；在階段上它不是目的，也不是一個理想。這個目的是讓個人擁有基本的自由與權利，讓社會維持一個平和理性的秩序。當它不能達成目的、實現理想時，就應虛心檢討找出癥結所在，然後加以改進；當然執政黨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我先以個人的角度來解析台灣的政治制度。沒有錯，比較30年前的威權統治和現今，政治制度是比較完善而合理，但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是不是有更為周密的保障，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在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的自由上，相較於早期，非但沒有進步，可能還萎縮了。

要知道，民主制度只是一種使每個人擁有基本的自由與權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很多人誤以為政治制度是目的，盡其全力來修正，卻忽略利用政治制度所要達成的基本目的，才是他真正的作用，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據我觀察得知，現在政治最上層李登輝，雖說有專制、獨裁的傾向，但比起兩蔣時代，權力小多了；而一般老百姓雖然可投票選舉公職人員，但對於公共政策等的重大議題，則無置喙之地。既然最高層權力並沒有流向最底層的一般群眾，那麼權力跑到何處呢？很明顯的，權力是被金主和暴力所接收了；而民意代表大部份是由金主和暴力所結合的。

而從總體角度來看，民主制度是要保證國家和社會更安全與穩定，整體的安全不保的話，再分什麼黨派也沒有什麼用。

李登輝說經過許多的調整，民主制度已經完成了改革，但我們卻對於未來的安危愈來愈不放心，因此這種政治制度顯然不是我們樂於見到的。例如前不久唐樹備先生來台灣進行會談，部份民進黨人士，在機場燒中共的五星旗；他們當然有自由與權利去做任何事，但是這種可能會激化兩岸仇視，給台灣帶來立即的危險，執政者卻放任他們恣意擴張自由，雖然二者可能有某種程度的政治動機的串通，但是執政者坐視整個國家的安全可能有所動搖，卻沒有做任何限制他們的自由和補救的行動，我們是感到坐立不安。

今天在台灣的民主制度，個人的自由沒有受到保障，而總體的國家、社會的安全也無法讓我們感到安心，這個情況必須全面的檢討。

美國特務吸收台灣名人

我們也知道目前台灣政治是由李登輝所主導，若是我們天天罵他，他也不願意修改，唯一的方法是說服許多人，然後借力使力，利用他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程序來推翻他的影響力，選票便是很重要的武器。為什麼我們的民主制度、程序所應保障的會變形、扭曲、走樣呢？原因是蘊涵在政治制度內涵，我們吸收的並不夠多。我們看西方18世紀以來民主制度，要讓人民瞭解它的真諦，必須要透過社會的訓練，政府是先由社會少數的精英來領導，然後漸漸擴大它的參與面，最後才是全面的參與，中山先生也曾說民主不是一蹴可幾的，必須由軍政、訓政、憲政一個接一個階段慢慢來，尤其是訓政最為重要。

胡秋原：今天在座的有四位本省籍，一位外省籍，這樣的組合來談省籍矛盾的問題，將來發表出去，也比較具有影響力。我從歷史觀察的角度，在台灣所謂的台獨或獨台，都不是發源於本土，而是美、日帝國主義所策動的。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時時在變，有時要制裁，有時又不制裁，因為美國國內，有所謂的鷹派和鴿派二大勢力，而素來一中一台和二個中國，是共和黨及民主黨分別的主張。二次大戰時美國和蘇聯都有組織龐大的特務系統，如今冷戰結束，特務在台灣仍繼續培養職業學生，而台灣許多知名人士也被美國特務所吸收，甚至到我們的特務機構演講，教授我們如何執行特務任務；中國的分裂正是由於國共內戰，美蘇二大陣營的干預、對抗，再加特務系統的暗中鼓動所造成的。

因此今天我們強烈主張中國要統一，基本是為了不要落入美、日帝國主義設計讓中國人自己打自己的圈套；而更重要的是，為求中華民族的團結復興，為求中國的永續發展。

理智解開兩岸難解的結

現在改革開放中的大陸，開始展現出她經濟上的實力，西方帝國主義害怕強大的中國是他們的威脅，便神經兮兮地嚷著「睡獅醒了」、「睡獅醒了」……。想要號召恐華，擔心「黃禍」的帝國主義朋友，一同來打壓中國，挑撥、分化中國，最好是台獨、藏獨……一起搞，然後烽火連天，打成一團，讓中國這頭「睡獅」永遠不要醒來。

對於今天的這個題目，我有點意見；「從高雄九二五事件台獨法西斯事件談起」，我覺得「法西斯」一詞用的不好，通常我們說「法西斯」是指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但是各位先生請注意，所謂「法西斯」是對外侵略，在國內只打猶太人這一種人，而且要和國內其他民族結合，「法西斯」是要征服全世界的，我們看島內的台獨份子，一天到晚只會叫叫嚷嚷，隨便扣帽子，他們有如此勇氣和擔當嗎？他們是暴力集團，但還不夠資格稱作「法西斯」！

難得有機會，統聯和海峽評論的先進、朋友一同在這個場合，並對於現在台灣荒謬絕倫、夜郎自大的社會亂象，作出理性的批評和針砭，同時也在民族大義義無反顧的情況下，對祖國的統一，熱誠的推動，希望這些珠璣能讓國民黨、民進黨，獨台、台獨，冷靜而有智慧的解開兩岸之間難解的結。

（本記實因時間倉促，未經主講人親自校閱，失誤之處，由本刊負責。——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