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恐怖」的陰影

高雄「九二五」台獨法西斯事件座談會記實

孫國棟 整理


時 間:1994年10月15日下午2時
地 點:中國統一聯盟會議室
主持人:毛鑄倫(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主講人:林火旺(台大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陳毓鈞(文化大學美國研究所主任)
    陳一新(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副教授)
    戴萬欽(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主任)
    楊志誠(逢甲大學法律教學組主任)
評論人:胡秋原(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

毛鑄倫: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幾位學有專精,在台灣算是少壯派的學者,一同與會,就前不久在高雄發生,新黨遭民進黨以暴力攻擊的台獨法西斯事件,共同進行專題研討,並同時接受聽眾朋友的補充、提問與質疑。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胡秋原先生也表示將在稍後列席,就此一議題發表其看法。現在先請台大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的林火旺教授先發表高見。

人是有限的存在

林火旺:今天所要研究的這個主題,我個人有比較深的感觸,因為近幾年來,我一直在研究自由主義,嚴格說起來是西方自由主義背後的制度的問題,所以在這接觸過程中,我覺得台灣目前嚴重的問題是,島內的公民只意識到的制度上、形式上的民主,但卻忽略在制度後,應有的民主思想上的深植。故此,有人發現在台灣政治上荒謬、鬧劇連連,生活品質每況愈下的情況,對台灣目前的民主政治感到懷疑,甚而對於新加坡所施行的政治制度心生嚮往。

我的意思是指,所謂的民主制度,不能因其自由,卻讓社會秩序混亂,而是必須讓所有的人民活得很有尊嚴,因為人們往往只關心民主的制度問題,卻沒有注意到背後所存在的許多假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個人在追求其愉快安適的生活時,都有標準不同主張,在不同主張的衝突下,應該保證每個人有起碼的自由,用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他個人的主張,這好比說公共政策必須全民參與;而更重要的前提是,當我要強調尊嚴,要有自主性,要用自己的方式,就同時必須尊重別人也有相同的權利。

英國19世紀有一位相當有名的哲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米爾先生曾寫過一本書《 論自由 》,是研究言論自由的經典鉅作,作者主張即使一個人的主張是對的,仍應尊重別人發表其主張的自由,因為人是有限的存在,是無法避免錯誤的發生;因為如果一個主張,大家都認為是對的,也不加以懷疑,久而久之就會變成教條,而思想也將僵化。他強調,我們所應重視的不是是否擁有真理,而是如何獲得真理;因為真理不是固定的。如果真理是固定的,洗腦將是散播真理最好的方法。因此承認自己是無知、非真理,將是人對人最基本的瞭解,若捨棄了這個,便是專制、獨裁的心態,而民主制度是讓每個人能在法律的限度內,發表自己的意見。

高雄事件給我很大的衝擊,有些人說新黨明知高雄人不喜歡他們,偏偏要去,所以被打是活該,我覺得這是完全不瞭解自由的真諦。如果這樣,我們是否該說雷震先生為爭取黨外民主,而遭囚禁,和美麗島事件後施明德先生被關,是不識時務、活該呢?以前我們很討厭國民黨情治單位亂扣人帽子,可是台灣社會現在隨時有人會誣陷別人。而我覺得最可悲、痛心的是政治干涉學術;一些人假借學術自由、自主,藏身其中,然後用政治的眼光來審判學術,這比早期明白的政治箝制還來得可怕。這便是我所要指出的校園「綠色恐怖」。

台大法學院搞政治審判

我所任教的台大,這種情況更是嚴重。例如醫學院的孫安迪先生,講師當了七、八年,拿到了博士,可是依然不改聘為副教授。另一個是法學院的龐建國先生的改聘事件,更讓我氣憤;龐建國副教授今年要升等教授已經是第三年,可是仍然被打下來;像我所在的文學院,處理教授升等是先由系裡找來二位做審核,稱做內審,若是通過了,由學院找來二位再審核,稱做外審,最後由系裡的評審委員,依據內、外審所做出的四篇評審論文來做為決定何人升等的決定。但是法學院處理的方式卻不同,先是由系裡,依其論文成績排順位送到學院,各系送上來,學院取其預計升等人數,然後再送外審。

今年社會系送法學院的名單順位中,龐建國第一,林萬億第二,但法學院卻捨龐建國,取順位第二、成績較差的林萬億,完全藐視送審論文成績的高低。我和龐建國並不熟,但我知道這次內審成績,龐建國兩篇都是八十幾,而林萬億兩篇都是七十幾,試想法學院的評審委員,在非其專業領域又沒有其他佐證,卻不採用社會系送審所排的順位,這是什麼標準?只不過是一種政治審判。

我們可非常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對的,但是在民主社會中,一定要讓每一個非常討厭的人,有做為人的尊嚴,有表達自己想法的自由,若沒有這種精神,根本不要講言論自由。

我在高雄九二五事件後,曾寫過一篇文章,表示民進黨有一些精英,號稱是民主自由的先驅,但卻說新黨如此弱勢的團體被打,不是他們策劃的,好像如此,便不是他們的責任;可是如果他們對民主自由有一份真誠的承諾,見到任何人遭到任何人暴力的攻擊、侵犯,都應該嚴厲的譴責,這是真正愛好民主自由所應表現的態度。

我們要知道,生活在同一社會的每一個人可能有著不同的主張與想法,若某些人認為自己擁有絕對的真理,而打壓、迫害,甚以暴力相向,這是諷刺、嘲弄民主自由,莫此為甚。

國民黨大放風諒話

陳毓鈞:就高雄九二五事件,我想分為三個方面來講。首先我要講幾個小故事:

1860年,美國的林肯競選總統時,想要到南方去演講,旁邊的人就勸告他不要去,他們說南方的人不歡迎你去,你若去會造成衝突;林肯笑而回答,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要到那裡演講,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另一個故事是,在1955年到1958年,美國的民主之父馬丁路德.金博士,要到白人的地方去演講,旁人也勸告他說白人不喜歡你,最好不要去;他就說,我是一個黑人,雖然還沒有爭取到政治權力,但我仍是一個自由人,我要到那裡演講,這是我的權利,至於美國要用什麼法律來保護我,那是美國政府的事。

因此當新黨在高雄合法申請的集會遭受到暴力的攻擊,號稱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所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若只是等閒視之,甚至幸災樂禍,那麼我們如何敢自詡為民主自由的社會,如何大言不慚的要用民主、自由、均富來統一中國。

高雄市長吳敦義在事後發表的談話,認為新黨明知高雄人性格激烈,執意前來而遭暴力攻擊是自取其辱,又說這次警察執行任務時,雙方都有怨言,所以警察是堅守「行政中立」。一個合法申請的集會,遭非法的破壞,而不加以阻止,這算那門子的「行政中立」;這種出於堂堂中華民國院轄市首長、國民黨精英吳敦義之口,其對民主自由認識之膚淺、幼稚,令人歎息。

接著國民黨秘書長許水德又說「一個銅板敲不響……」;他有沒有想到,一個國民的憲法所保障的合法權利被非法的侵害時,身為執政黨的秘書長沒有盡責任去保護,還大放風涼話,如此「綠色恐怖」怎能不猖狂的四處蔓衍。

民主政治,並不是會一直向上、向前邁進;50年代的開發中國家,乃至於我們的鄰國菲律賓就是個鮮明的例子,當民主政治墮落、腐敗,沒有人會喜歡這樣的一種政治制度。西方的思潮很清楚的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不論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都承認人性存有理性上的盲點,而沒有絕對真理的存在,所以必須有一個權威做為指導,這就是法律;故此,民主社會就是一個法制社會,沒有法制,就不能稱為民主。

今天在台灣,卻充斥著反自由、反民主、反多元化的怪異景象,這是自李登輝在六年半前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以來,與日俱增的惡質化,是他獨裁與「獨台」本位意識的反映。以此來看高雄九二五事件,根本是非法打擊合法;而事件後,政府、國民黨高層所發表的,經由其主導的傳播媒界渲染,並用似是而非的言詞,曲解、誤導,把非法行為合理化,我想愚民政策莫此為甚。

日本皇室的菊花旗

第二個事情,前幾天我在看電視,居然播出令人驚心動魄的畫面「中國豬滾回去」;據此,前面所講的民進黨非理性的暴力行為,就應該是根植於其內部,深刻、仇視、歇斯底里的反華情結,這也將是台灣最大的危機。

早期兩位蔣總統時代,不論是如何反共、如何的敵我情緒高漲,也不會把脫離、排斥中華民族當成政策的依據,從始至終是堅持民族主義;而李登輝卻放縱民進黨,讓他們恣意地散佈其台獨言論,甚而認為當一個中國人是可恥的,當社會中下階層的人長期的浸淫在這種激情的論調之中,「全民計程車」滿街的跑,車內大奏日本軍歌,倡言莫名其妙的「台灣民族論」,這也不足為奇。

今年8月22日,台灣的中國現代化基金會與北京社科院,在北京舉辦了一場中國現代化學術研究會,我有機會參與,在會中我和大陸的學者閒聊,有一個共識,今年4月「千島湖事件」以來,是兩岸自蔣經國開放探親七年以來,關係最為緊張、危險的時刻;他們提了一個很關鍵的論點:李登輝罵中共是土匪、「控固力」,而且從台灣罵到國外,這樣如何能期待中共讓他風風光光的參加亞運呢?

5月李登輝又告訴司馬遼太郎說他可能是日本人,不是中國人,又說台灣是無主之地,中國是很模糊的概念,國民黨是外來政權,這樣如何能期待中共對於李登輝會走向中國統一還存有任何幻想呢?他們也談了對於台灣獨立的看法,他們認為台海分隔了四十餘年,如果是因為不瞭解中共,或是早期國民黨反共、恐怖教育的影響,以致害怕中共,不願意統一,而對台獨存有期望,則情有可原;如果是覺得時間未到,加上兩岸生活品質的差距,而不急著統一,要保持現狀而趨向台獨,這也還情有可原;如果是在民族認同的議題上,有了偏向、誤導,甚至直截了當得脫離中華民族,這是不可原諒的。

他們觀察近一年來,台獨已漸漸要把台灣與大陸的紛爭,從政權認同引向民族的認同,開始逼迫台灣民眾,要在是否當台灣人或中國人之間做一個選擇;加上台灣共和國國旗是用日本皇室的菊花,全民計程車車內播放親日的言論、日本軍歌,學者對台灣歷史歪曲的解釋……,做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們說當然希望和平地來解決中國統一問題,可是當民族大義出現了危機時,發生了一切後果,也只能說抱歉了。

第三點,現在台灣社會最厲害的不是台獨、獨台人士亂扣帽子,什麼「中共代言人、同路人」、「吳三桂」……,最可怕是一些政客,在暗中搞鬼,遊走兩岸賺取暴利。我們看今年4月間李登輝大罵中共「土匪」,從台灣罵到國外,挑起人民之間的仇恨和敵意,可是誰會想到今年8月,李登輝曾派張豐緒到北京就參加廣島亞運,與中共談判。這是什麼意思?表面上做的是一套,背地裡做的又是一套,把我們都當成傻瓜,只有李登輝他一個人是聖上英明。如果李登輝這樣的一意孤行,不理會「善意的回應」,只想利用兩岸衝突所衍生國際形勢,從中謀取一己之利益,我覺得李登輝才是真正會出賣台灣同胞利益的人,這也是台灣目前危機的所在。

我承認現階段兩岸是有一段差距;我也堅持中國的統一,要在自由、民主、均富的情況下來完成,這需要兩岸領導人,有智慧、有遠見的推動。

政府縱容非法侵犯合法

陳一新:我個人覺得,在台灣是不夠資格談什麼真正言論自由,唯有在一個沒有政黨惡性鬥爭,只有政黨良性互動;沒有政黨內的流派鬥爭、亂扣帽子的情況,才有所謂言論自由。

拿今年九二五事件和去年三一四事件相比,台灣的社會確實是進步了,媒體不是只有一面倒的聲音,政府領導人也不敢再惡意批評;這次事件也使得雙十節新黨的說明會,不再受暴力的侵犯,這當然說明了民進黨忽視了民意,輕視了社會進步的幅度,也同時說明在物極必反下,輿論轉而自省自思,對違反民主、自由的暴力加以譴責。因此在一般人民對於政治、經濟生態的腐敗,感到不耐煩時,許多由來已久的積弊,便一一露出病端,所以「反金權」、「反賄選」、「反暴力」……便成為時下大眾所重視的議題,同時檢調單位也適時地發揮了法制的力量。

但我覺得,目前還是沒有進步到真正的自由民主。執政黨常自詡,台灣以幾十年民主制度的進步,就足以趕上歐美四百餘年的努力;依我看在宏觀上,台灣現有政治制度,可以與歐美國家等量齊觀,但微觀在制度背後的支柱——思想、意識型態,卻幼稚的令人歎息。

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警察保持「行政中立」,是見非法侵犯合法,卻因於某些個人不喜歡的主張,而「不執行公權力」;政府及政黨領導人用些謬論矯文飾過,企圖把非法合理化。這種容不得異己,聽不進反對的聲音,說錯話還死皮賴臉的不敢負責,他們根本不瞭解民主自由的真正內涵。以美國為例,他早在殖民地,北美十三洲時代就承襲殖民主英國的政治制度,如此方能構築現今所看到,去蕪存菁的制度,也深植醞釀出對於真正民主自由尊敬、信仰的人民性格,兩者相搭配才能使民主制度運行無誤。

「制度上的不行動」

恪守法制,是尊重民主自由的必要條件,因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這是民主制度最基本的遊戲規則;如果政府縱容有人在中正機場等公共場合升起「台灣共和國」的八菊國旗;縱容有人以暴力向一個合法申請的集會侵犯;縱容有人以激情、衝動向來台會談的唐樹備先生抗議;縱容一切超越言論自由範疇的行為,除非這個政府是無能,否則便是「制度上的不行動」,這是瀆職,是有失我們賦與其執行公權力的責任。試想,如果以激情、衝動向唐樹備抗議的這個人,用暴力傷害了唐樹備,則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解決兩岸間的裂痕?我們有必要為一個人的非理性來負責任嗎?我想執政者如果想要利用言論自由做為護盾,蓄意放縱或箝制,來貫徹其政策時,必須先權衡利害得失以做出理性的抉擇。

若是以實際的政黨實力消長,我想這雖非新黨所策劃,但新黨樂於見到這種情況的發生。因為新黨無論如何來盱衡形勢,拔師南下高雄是必要的,即使受到反制、攻擊,則新黨正是大可利用這種場合,塑造其弱勢團體、遭受迫害的形象,以爭取同情票。民進黨錯估形勢的發展,和國民黨合作雙簧,可是事後,發現新黨是正蒙其利,免費的利用國、民兩黨替他造勢,便立刻發表譴責暴力的聲明,但為時晚矣!

誠如前面陳教授所提的,「中國豬滾回去」這個問題,對於反華、排華的激情與衝動,是令人悚目心驚的,我想除了民族認同這個議題之外,這更代表省籍衝突的白熱化。若捨長遠的中國統一所關切的對中華民族認同與否不論,則攸關島內政治、社會秩序的省籍衝突,將是擺在眼前,必須立刻加以重視、解決。因為自二二八以來已漸消沉的省籍衝突,又再次被挑動,而且演變至今,有比當年更為情緒化的街頭運動、更為壁壘分明族群區隔、更為歇斯底里的母語化運動。此時,政府縱容某些人煽風點火、曲解歷史以為師心自用,必須負最大的責任。國民黨的省長候選人宋楚瑜,現在大談吃台灣米、講台灣話、當台灣人,在這時候看來,就像一個諷刺的笑話,當初在國民黨主導政權的時候,打壓、醜化母語不遺餘力,現在局勢改觀,便立刻改弦易轍,政治人物牆頭草,兩面倒的性格,令人感到面目可憎。

前不久國安局局長殷宗文指出,台灣內部有中共扶植的代言人,我不認為這句話有什麼不對,但是這句話卻很可能為有心人利用,拿來扣別人帽子;而有少數人更倡議制訂間諜法;我實在難以想像,在努力這麼久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居然有人完全不願意珍惜,只為了不想聽到一些不同主張的話,便要倒行逆施,回到戒嚴的時代,我想島內要步入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境界,還有一段好艱辛的路要走。

李登輝的「周處除三害」

戴萬欽:高雄九二五事件是令人感到很傷痛的一件事,但如果這能給這個社會喚起一點省思與領悟,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先假設九二五事件中,國民黨的態度,一是無能去保護,二是縱容民進黨暴力,三是與民進黨串通;但以現場國民黨警力與民進黨群眾人數相比,根本不可能應付不了可能引起的衝突,所以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個假設的情形,如此的政府,我們還有什麼好期待,就只好用選票把它拉下台;因為維護人民執行他合法保障的權利,是政府不可逃避的責任;如果因新黨遭暴力攻擊事件,能讓我們驚覺,我們並沒有免於被侵害、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應該審慎思索,消極是如何自保身家安全,積極是如何施壓力要求政府重視這個問題。

今天我看報紙,看到李登輝又有新的謬論,他說「我不能死在總統任內,是因為古代皇帝都是死在任內……」,他認為這是中華民族中領導人的空前的創舉,我想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無知,可以從他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中可見一斑。他說在22歲以前是日本人,不知中國是何物,因此李登輝不知道三代之前有堯、舜的禪讓之美德,後有民國嚴家淦依任期離職,他所謂的創舉,並不值一哂。

李登輝更把結束蔣家大陸的統治、結束老法統的國大、立院……比喻為「周處除三害」;其實在解決了這些政治問題後,李登輝所主導政治佈局、修憲,已經使他走向專制、獨裁的道路,而所謂周處除三害中的三害已經形成了,李登輝的國學知識似乎無法讓他知道「周處除三害」這個故事並不單指除三害以行善舉,而是藉前二害來凸顯他本人做為第三害的可怕,除去第三害,比除前兩害來得重要。

這次選舉中國民黨的佈局,看來策略還是為李登輝將來選總統,先排除、冷涷可能對手;這就是國民黨內人才濟濟,偏偏用宋楚瑜選省長,黃大洲選台北市長,而不敢用吳伯雄、馬英九……等人,因為這兩個人聲望低,能力又不強,必須依附在李登輝身旁,才有發展,根本不會對他邁向下屆總統之路造成威脅。

是否還堅持一個中國?

除此之外,在民進黨的「李登輝情結」下,及他刻意營造的省籍認同上,李登輝所掌握的資源,除了國民黨本身的組織之外,也獲得廣大基層的認同。因此他實行的政策,不同於早期國民黨所倡言的「理性的民主」,而是感性的「民粹主義的的民主」,他用激情去煽動中下階層,他只要濁水溪以南的民眾支持;所以即使李登輝常說錯話,常出言不遜的向中共放話,常誤導民族的認同,還是有很高的聲望。

前幾天,李登輝又提出在亞太經合會(APEC),與中共領導人會面,我想如果李登輝真的有心要和中共領導人談中國的統一、中國的前途,不要說是第三國,就是遠到北極,只要中共領導人走得動,他都會去;很明顯的李登輝根本不是想要談,而主要是為了能夠拿到外國簽證,參加國際會議,做國際秀。試想今年初以來,加入聯合國、參加亞運……等事件,讓中共內部對於李登輝是否還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已心存懷疑,如果沒以行動表達對中國統一的遠景做出真誠的承諾,中共對我們的猜忌與敵視,實在難以消除。

但其實,我個人並不反對支持台獨者,因為這是別人言論自由的權利,可是基於台灣長遠計,我認為有幾點是必須堅持的。一、是台獨不能對台灣造成戰爭的傷害。二、是台獨對於島內族群的紛爭必須有解決之道。三、是將來兩岸的差距縮小了,中國還是要走向統一。我知道台灣獨立,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深刻的情緒因素,但我希望台獨的領導人和支持者,能對我所提的三項堅持,做出理性的思考,選擇對台灣最為有利的道路。

近一二年來,台灣是帽子亂飛,新黨的幾位立法委員可能是戴得最多頂,而「中共代言人」大概是最大頂的帽子吧!我在懷疑,新黨什麼時候宣誓效忠中共,何以有「中共代言人」一詞,如果只是客觀的分析兩岸情勢,警告台灣不要向中共不願見到的情況挑戰,就贏得「中共代言人」帽子一頂,那麼台灣算什麼言論自由的社會,如果台灣容不下一個忠誠的反對黨,那麼台灣執行的是什麼民主制度。所謂的言論自由並不是只有少數所擁有的,而是不分黨派、陣營、種族……一視同仁的平等擁有在法律內發表言論的自由,才算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權力被金主和暴力接收

楊志誠:我想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政治。台灣目前在民主政治上發展了這麼多年,可是中國人似乎對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相當的迷信;不可否認的,誠如中山先生說過,民主政治是來自西方的,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我們並沒有深入的加以瞭解其背後的內涵。事實上,18世紀以來至今,大家都相信,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只不過是一個方法;在階段上它不是目的,也不是一個理想。這個目的是讓個人擁有基本的自由與權利,讓社會維持一個平和理性的秩序。當它不能達成目的、實現理想時,就應虛心檢討找出癥結所在,然後加以改進;當然執政黨必須負起這個責任。

我先以個人的角度來解析台灣的政治制度。沒有錯,比較30年前的威權統治和現今,政治制度是比較完善而合理,但個人的自由與權利是不是有更為周密的保障,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們在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的自由上,相較於早期,非但沒有進步,可能還萎縮了。

要知道,民主制度只是一種使每個人擁有基本的自由與權利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是很多人誤以為政治制度是目的,盡其全力來修正,卻忽略利用政治制度所要達成的基本目的,才是他真正的作用,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危機。據我觀察得知,現在政治最上層李登輝,雖說有專制、獨裁的傾向,但比起兩蔣時代,權力小多了;而一般老百姓雖然可投票選舉公職人員,但對於公共政策等的重大議題,則無置喙之地。既然最高層權力並沒有流向最底層的一般群眾,那麼權力跑到何處呢?很明顯的,權力是被金主和暴力所接收了;而民意代表大部份是由金主和暴力所結合的。

而從總體角度來看,民主制度是要保證國家和社會更安全與穩定,整體的安全不保的話,再分什麼黨派也沒有什麼用。

李登輝說經過許多的調整,民主制度已經完成了改革,但我們卻對於未來的安危愈來愈不放心,因此這種政治制度顯然不是我們樂於見到的。例如前不久唐樹備先生來台灣進行會談,部份民進黨人士,在機場燒中共的五星旗;他們當然有自由與權利去做任何事,但是這種可能會激化兩岸仇視,給台灣帶來立即的危險,執政者卻放任他們恣意擴張自由,雖然二者可能有某種程度的政治動機的串通,但是執政者坐視整個國家的安全可能有所動搖,卻沒有做任何限制他們的自由和補救的行動,我們是感到坐立不安。

今天在台灣的民主制度,個人的自由沒有受到保障,而總體的國家、社會的安全也無法讓我們感到安心,這個情況必須全面的檢討。

美國特務吸收台灣名人

我們也知道目前台灣政治是由李登輝所主導,若是我們天天罵他,他也不願意修改,唯一的方法是說服許多人,然後借力使力,利用他所設計的政治制度、程序來推翻他的影響力,選票便是很重要的武器。為什麼我們的民主制度、程序所應保障的會變形、扭曲、走樣呢?原因是蘊涵在政治制度內涵,我們吸收的並不夠多。我們看西方18世紀以來民主制度,要讓人民瞭解它的真諦,必須要透過社會的訓練,政府是先由社會少數的精英來領導,然後漸漸擴大它的參與面,最後才是全面的參與,中山先生也曾說民主不是一蹴可幾的,必須由軍政、訓政、憲政一個接一個階段慢慢來,尤其是訓政最為重要。

胡秋原:今天在座的有四位本省籍,一位外省籍,這樣的組合來談省籍矛盾的問題,將來發表出去,也比較具有影響力。我從歷史觀察的角度,在台灣所謂的台獨或獨台,都不是發源於本土,而是美、日帝國主義所策動的。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時時在變,有時要制裁,有時又不制裁,因為美國國內,有所謂的鷹派和鴿派二大勢力,而素來一中一台和二個中國,是共和黨及民主黨分別的主張。二次大戰時美國和蘇聯都有組織龐大的特務系統,如今冷戰結束,特務在台灣仍繼續培養職業學生,而台灣許多知名人士也被美國特務所吸收,甚至到我們的特務機構演講,教授我們如何執行特務任務;中國的分裂正是由於國共內戰,美蘇二大陣營的干預、對抗,再加特務系統的暗中鼓動所造成的。

因此今天我們強烈主張中國要統一,基本是為了不要落入美、日帝國主義設計讓中國人自己打自己的圈套;而更重要的是,為求中華民族的團結復興,為求中國的永續發展。

理智解開兩岸難解的結

現在改革開放中的大陸,開始展現出她經濟上的實力,西方帝國主義害怕強大的中國是他們的威脅,便神經兮兮地嚷著「睡獅醒了」、「睡獅醒了」……。想要號召恐華,擔心「黃禍」的帝國主義朋友,一同來打壓中國,挑撥、分化中國,最好是台獨、藏獨……一起搞,然後烽火連天,打成一團,讓中國這頭「睡獅」永遠不要醒來。

對於今天的這個題目,我有點意見;「從高雄九二五事件台獨法西斯事件談起」,我覺得「法西斯」一詞用的不好,通常我們說「法西斯」是指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但是各位先生請注意,所謂「法西斯」是對外侵略,在國內只打猶太人這一種人,而且要和國內其他民族結合,「法西斯」是要征服全世界的,我們看島內的台獨份子,一天到晚只會叫叫嚷嚷,隨便扣帽子,他們有如此勇氣和擔當嗎?他們是暴力集團,但還不夠資格稱作「法西斯」!

難得有機會,統聯和海峽評論的先進、朋友一同在這個場合,並對於現在台灣荒謬絕倫、夜郎自大的社會亂象,作出理性的批評和針砭,同時也在民族大義義無反顧的情況下,對祖國的統一,熱誠的推動,希望這些珠璣能讓國民黨、民進黨,獨台、台獨,冷靜而有智慧的解開兩岸之間難解的結。

(本記實因時間倉促,未經主講人親自校閱,失誤之處,由本刊負責。——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