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結束之時,中國內地中央政府與拉薩當局雙方在看待或定義彼此的關係上,出現重大分歧。中共建政之後,曾在1951與59兩年,分別以鐵腕攻擊與鎮壓的手段,打敗與平服西藏地方的抗拒與叛亂,而達賴則在西藏僧俗貴胄擁簇之下集體出亡,此無異使中共可以不用再面對此一西藏的「政教權威」,得能進一步遂行對藏地的直接管轄統治,解決了民國政府主政時期一直是個重大困擾的問題。
但是達賴與其流亡組織,也因此走上不得不仰仗外力的獨立運動道路,而西藏流亡組織與其支持者,則視此為「復國運動」。在這一點上,中共當局與西藏流亡組織之間的矛盾是無法妥協的,雙方只能玩「零和遊戲」。
公平言之,檢視達賴近十年間在各國際場合的公開發言內容看,他是企圖說服中共當局接受西藏做為一個中國與相關外國之間的緩衝「和平區」(peace zone );西藏享有既跟中國友好,也跟其他外國友好的關係,並且在中外國家的善意援助下,西藏回復與保持其人間香格里拉的特色面貌,屹立於世界。但達賴的提議或主張有實際執行上的嚴重困難。因為一旦中共方面接受達賴的要求,它便立即會涉及「如何保證」的問題,於是下一步必須處理的便是使「西藏國際化」的問題了。中國能接受這種情況嗎?
由此可知,時至今日,達賴已遭遇下述幾個他無法克服的困境:(一)除非達賴或西藏流亡組織能有效化解中共對他們追求「西藏國際化」的疑慮,中共便只可能選擇以高姿態拒絕達賴的對話或談判的要求,達賴也就永遠不得重返故鄉;(二)達賴既為藏傳佛教的最重要領袖之一,當然不免有其「造福」藏地藏民的使命感,但是佛教理論究竟無力解決或改善西藏與藏胞的現實問題,而即使在中共治藏45年(1951-96)之後,達蘭沙拉方面似乎還是拿不出建設西藏的具體政經方案,在很多地方它表現得只像一個依靠外力搞復辟的特權階級集團。達賴或許可能對此另有看法,但格於流亡組織的現實問題與特殊利益,達賴在反華(漢)的西藏分離主義運動上,便只能保持依違曖昧的態度;(三)而且,如果中共竟然接受達賴所提西藏做為「和平區」的方案,因而撤回長期以來對西藏的經濟援助,即使只是撤回一半,則達賴或流亡組織有何可能從哪一或哪些外國取得同額的補足,以維持藏地人民現有的生活水平?(四)印度在其近期與中國改善雙邊關係的過程中,將越發限制達蘭沙拉的反華言行,在可見的未來,印度當局非無可能關閉此一反華基地,屆時達賴將何處去?
上述各點事實指出現階段達賴與其流亡組織正面臨的進退維谷的處境,亦因此,達賴訪台計畫的付諸實現,台灣當局便必須以緩解達賴個人或其流亡組織的困窘為前提作承諾。人們看到的是總統府大力運作下的邀訪作業:一手封殺蒙藏委員會,一手渲染達賴此行的錢財收穫,這是粗暴的踐踏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也是對藏傳佛教形象的庸俗導誤。類此做法生動表現出的「李登輝風格」,達賴竟然欣然忍受,說明了達賴與其流亡組織是多麼重視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的如此被扼殺,使西藏終於取得它的地位在法理(de jure)上的解放。但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跟外力主導下的「藏獨」與「台獨」的鬥爭,便將更堅強的持續下去;而李登輝等人藉邀達賴喇嘛訪台惡搞兩岸關係,以向美、日邀功的做法,也只是更多的羞辱了他們自己,暴露出他們盡心盡力為外力服務為害中國的醜陋異化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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