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離北伐戰爭已整整一個世紀。當我們站在百年後的今天，回望那場席捲大半個中國的戰爭，就會發現它既不是古代歷史上曾反復出現的「南征北戰」英雄敘事之簡單重演，也不僅僅是反列強、反獨裁的近代歷史迴響，其本質的歷史屬性更是一場建構近代民族國家的國家統一戰爭。

一、辛亥革命留下後遺症

要深刻理解北伐戰爭，必須將其置於晚清以來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背景下。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清季立憲派、開明漢人軍政官僚紛紛加入到革命黨的行動之中，促成湖北、湖南等13省宣佈脫離清廷獨立，組建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清廷對峙。經議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委「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以期「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鑑於此，2月13日孫中山宣佈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向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不久頒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組織正式的中華民國政府。這場革命以最低限度的流血犧牲，實現了兩大歷史使命：國體方面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開啟了共和時代序幕；國族方面確定了多民族一體的政治共同體架構，避免了邊疆國土的分裂。

但這兩大歷史成就也有很大局限。由於經濟、文化、社會條件的極度不成熟，這場突發的革命帶有明顯的早產特徵。首先，當時城市化、現代教育和資訊傳播手段（如電報、報紙）雖已起步，但遠未達到支撐民主政體的程度，社會尚未形成廣泛的民主意識，民眾對共和制度理解有限，這就使得民國的憲政制度很難順利運轉，乃至出現數次帝制復辟鬧劇。其次，民國政府在時局動盪中產生，一開始就面臨巨大的財務危機，加上革命中「獨立」各省各有特殊的勢力背景，很難不形成「武力霸權」的割據局面。在袁世凱主政的四年，就曾出現數省再次獨立的「二次革命」。袁死以後，北洋政治集團內部四分五裂，大小軍閥依傍東西列強相互纏鬥，混戰不止，影響所致，民不聊生，國將不國。這可以視為辛亥革命這個「早產兒」留下的後遺症。

面對這種混亂的局面，有識之士痛心疾首。為求挽救，知識菁英發起新文化運動，通過白話文學，向國民傳播「德先生」、「賽先生」，力圖「為共和國造
因」；政治菁英乘蘇俄革命北風，提出「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發起國民大革命（區別於辛亥革命這場上層菁英革命）。北伐戰爭便是國民大革命的高光時刻。

二、「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的革命軍

北伐戰爭是中國國民黨在南方新立的國民政府向北洋集團各派系發起的系統性革命戰爭，主力為蘇俄幫助下組建和訓練的國民革命軍。

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一度寄希望於袁世凱運用其政治經驗來建設民國，自甘居於配合者地位，任全國鐵路督辦。不過他很快發現北洋集團倒行逆施，危害民國，遂奮起反抗，相繼發起二次、三次（護國運動）、四次革命（護法運動），均不成功。1919年5月4日，受到新文化啟蒙的北京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開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保衛青島運動，引起全國相應，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迫使北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親日官僚，拒絕在巴黎和會屈辱條約上簽字。這一成功的社會運動極大地鼓舞了孫中山，他改組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決心從中吸取「革心」經驗，吸收活躍青年，開啟國民革命，剷除官僚、武人、政客三種阻礙國家建設的「陳土」。適逢蘇俄十月革命成功，蘇維埃政府為了打破西方包圍封鎖，迫切需要在東方特別是毗鄰的中國尋找支持力量。他們覺得北洋政府依賴西方列強和日本，不足信賴，遂派代表到中國來開展遠東革命，除了聯繫李大釗、陳獨秀籌組中國共產黨，也樂於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繼續革命。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發表聯合宣言，均認為「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越飛向孫保證，中國國民革命「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依據宣言，蘇俄即刻派遣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到中國擔任中國國民黨政治顧問，並帶來了為數不菲的革命經費和軍備。鮑羅廷第一步是引導孫中山「聯俄容共」，仿效蘇共組織模式改組中國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吸納革命有生力量，實現國民黨的年輕化和戰鬥化。第二步，則是幫助中國國民黨在廣東創辦黃埔軍官學校，作為國民革命軍的骨幹，以率團赴俄考察歸來的蔣中正任黃埔軍校校長。在不斷增加的蘇俄軍事教官的幫助下，一支「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的革命軍，漸趨成形。

三、出師、再出師

正當中國國民黨緊鑼密鼓進行軍事準備之際，北洋軍閥混戰出現了戲劇性一幕：1924年10月23日，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軍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在蘇俄影響下臨陣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直系渠帥賄選總統曹錕，解散國會，並將清廢帝溥儀驅逐出宮。馮玉祥的倒戈製造了反直戰線難得的合作機會，也提供了與孫中山合作的條件，於是他和奉系張作霖、皖系段祺瑞三人先後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認為形勢可為，決定赴約為國家統一的實現進行一次和平努力。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11月13日在鮑羅廷等人陪同下孫中山登艦離粵，經上海繞道日本神戶，12月4日到達天津。然因沿途勞頓，孫中山肝癌病發。12月31日扶病入京，政治形勢已發生變化，和統使命已無法達成。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後繼者決心秉承其遺志，繼續推進統一國家的事業。和統無望，便訴諸武統。1925年8月廣東國民政府以黃埔軍官為骨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至第五軍，以三民主義相號召，很快開始肅清廣東、統一兩廣的行動，為北伐打基礎。1926年1-6月，國民革命軍擴編為八個軍，6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通過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案，國民政府委任蔣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持北伐軍事。在蘇聯顧問加倫等人的建議下，國民革命軍制定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即「先打吳佩孚，再打孫傳芳，最後解決張作霖」。7月1日，蔣中正發佈北伐部隊動員令，9日進行北伐誓師並發表北伐宣言，而先頭部隊第四、七軍6月下旬已經出發挺近湖南，7月12日一舉克服長沙。以此先聲奪人之勢，又得工農民眾的全力支援，北伐各部均進展順利。8月22日克岳州，10月10日佔領武漢三鎮，11月4-8日取九江、南昌，12月2日攻取福州，1927年2月18日拿下杭州，3月21日得上海，3月23日成功攻克南京。至此，北洋直系吳佩孚、孫傳芳所盤踞的中國東南地區，完全收入國民革命軍囊中。

若以此聲勢，一鼓作氣，繼續北伐，則全國統一指日可待。可惜快速的勝利將潛伏已久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國共矛盾顯露出來。按照蘇俄意見，中國共產黨本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國民革命，但實際仍以黨團決定黨員行止，此時對待中國國民黨，採取「與左派密切聯合，和他們共同應付中派，而公開反對右派」的政策。中國國民黨則形成了北遷武漢的左派大本營，和從坐鎮南昌到定都南京的右派大本營，前者以汪精衛為中心繼續容共，後者以蔣中正為首領實行清黨驅共。寧漢對立，兵戎相見，直到汪精衛宣佈反共，武漢大本營取消，中國國民黨黨務政務重整，才將再出師提上日程。1928年4月7日，蔣中正再次發表北伐宣言，自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並分別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為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率部北伐。5月1日進入濟南，駐守山東的日軍製造「濟南慘案」後退出，繞道北上。北伐軍5月31日攻克保定，6月1日取滄縣，直逼京津，北京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2日下令退往奉天，4日於途中被日人炸死。6月6日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6月20日張學良在奉天通電全國，宣佈停止抵抗，擁護國家統一（12月29日正式易幟）。第二期北伐於是宣告完成。

經過兩期北伐，大小軍閥或被擊垮，或宣佈易幟，公開割據的局面不再存在，全國領土實現了法理上的統一。

四、北伐戰爭的世紀思考

北伐戰爭並沒有完全地實質性解決「國中有國」的問題。廣袤的西部地區，仍在地方軍閥的實際掌控之中，對宣示效忠的中央陽奉陰違，甚至公開對抗；即使中東部地區，張學良、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軍政強人也不甘於真正臣服中央；何況由於中國國民黨的暴力「分共」，逼使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武力反抗的道路，在中央控制區內建立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革命割據」。但無論如何，法理上的統一還是極大地改變了北洋時代各地公然割據的無政府狀態。正是這種統一的實現，全國各地、各黨派才可能團結起來，頑強抵禦後來日本的侵略，贏得抗戰的勝利。

不幸的是，抗戰結束後，受降中走向腐敗的中國國民黨，與抗戰後崛起的中國共產黨，由分庭抗禮而全面內戰，最終造成兩岸分治至今。今天的兩岸，統一與分裂，武統與和統，又成為焦點話題。紀念北伐戰爭一百年，我們需要有更成熟的思考：

其一、統一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價值。春秋戰國諸侯混戰，民不聊生，秦嬴政終結了這種「天下共苦戰鬥不休」的局面，使社會趨於穩定。雖然秦法殘暴，二世而亡，繼起的漢朝改以儒教立國，卻承襲了其開創的天下一統。因為統一生和平，和平生發展，有利於天下蒼生休養生息。此後兩千年，由於政治制度始終沒有解決權力腐敗和土地兼併問題，民變多發，加以氣候變化一再導致邊疆牧民南移，逐鹿中原過程中確實出現過多次分裂割據的歷史，但歷史所形成的價值觀始終是追求統一，所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則利，分則損，北伐戰爭之所以發動，就是因為割據和混戰給人民帶來苦難。如今對兩岸統一的追求，從根本處看，可以說也是這種歷史價值觀的體現。

其二、戰爭並不是國家統一的唯一途徑，只要有一絲和平達成的希望，就值得去爭取。孫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看到和平統一的機會，就力排眾議，奮然前行去做努力，這是一種極好的示範。他臨去世前，還留下「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訓，值得後人珍視。事實上，如新疆的楊增新、盛世才之先後歸附中央，都不是中央訴諸武力的結果。戰爭只是萬不得已的手段，會付出巨大的生命代價。汀泗橋與賀勝橋戰鬥中，北伐軍雖然大獲全勝，與吳佩孚軍雙方戰損5,000人以上。江西戰場關鍵戰役中，北伐軍與孫傳芳軍激戰，雙方死傷3.5萬人。方順橋會戰中，奉系軍閥與國民革命軍雙方共死30,000餘人，整個北伐戰爭，造成雙方10多萬人的死傷，幾乎10倍於辛亥革命的傷亡總數。這還不包括民眾受到的損失，及戰後制度層面的憲政民主後退。以此觀今天的台海兩岸，對戰爭都需心存敬畏，不能輕開戰端，更不能不負責任挑釁對方開戰。

其三、判斷戰爭是否必須，不能忽略對時代的認識。北伐戰爭前夕的南北關係，是同一時空內展開搏殺的對抗關係，一方為追求統一的革命勢力，一方為控制政權的割據軍閥，力量上南弱（10萬軍力）北強（70萬軍力），意志上南強北弱。而2026年的今天，我們身處一個與1926年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國大陸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次殖民地。台灣地區有著尖端科技的優勢，小納米晶片等產業對全球有著關鍵性影響。現在的兩岸關係，與北伐之前也完全不同。大陸與台灣體量差異大，長期處於分治狀態，政治制度不同，社會發展也不均衡。近30年來，兩岸政治關係困難重重，經濟文化交流卻越來越頻繁，完全可以有足夠的耐心，讓各自有時間積累有利統一的條件，縮小彼此在文明程度和接納心理上的差距。在維持現狀的階段，為防止誤判，兩岸官方或「以仁」或「以智」，保持善意溝通非常重要。積極開展民間交流和政黨溝通，假以時日，統一必會成為兩岸共同的意志，水到而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