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型態融合與一國兩制

一、前 言

自從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建議以來，討論的文章，可謂車載斗量，但是比較少專門從兩岸意識型態差距的角度，切入討論「一國兩制」的論述，然而我們從香港回歸的例證來看，20年來，除在前面的幾年（2003）之前，大抵安定，有人歸功與當年香港特首與中共領導人的私交甚篤，從2003年「七一遊行」，香港民眾有高達60萬人參加，反對北京要求特區政府「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此後北京與香港之間，互信基礎越來越弱，「香港土地回歸，人心未回歸」的基本事實也愈加明顯，引發北京的對港政策更加敏感，更加傾向「一國」，加上帝國主義者見縫插針，無所不用其極的挑撥，香港部分甘於被殖民港民，於是北京與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形成惡性循環，政治風波不斷？

事實上，香港和北京之間，「假如撥開政治的雲層，實際上是兩個幾乎極端相反的意識型態，在一國的框架中互動，掙扎共存。……不同的經濟制度，必然帶來不同的政治文化。對於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之間的碰撞，也許雙方都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換言之，回歸之後的香港，京港之間在「一國兩制」的理解和解讀上存在著「意識型態」的差距。而「意識型態」的差距又是十分本質，十分根本的分歧，無時無刻都在主導著我們的思考和判斷，所以不同的「意識型態」也成為一個社會不同的階級、政黨、族群、團體之間鬥爭的來源，是以在論述「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不能不考慮兩岸之間意識型態分歧的問題。

二、「一國兩制」下意識型態之結

意識型態一詞源於19世紀初由法國學者崔西（Destutt de Tracy, 1754-1836）提出；其原意指觀念的科學，重在分析觀念，特別追究觀念的根源，哲學的基本知識，以為道德和政治的基礎；並認為研究有助於理解人們觀念的形成與演變，從而據以建立正確的觀念。所以是一個中性的名詞，放在國家、社會的應用中，就「泛指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中，所有的群眾共同形成的、系統的、廣泛的、分享的共同理念，此一理念幫助我們建立對世界的認知，指導我們的行為。包括我們的身分認同，價值判斷背後都是受著意識型態的影響。意識型態『為我們圖繪了政治和社會世界。沒有它們，我們完全無法有所作為，因為不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我們就無法行動』。」換言之，「意識型態」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種觀看事物的方法，而在任何人類社會中，政府或統治階級都是該社會的意識型態主導者。這就說政府或統治階級通常可以透過其掌控的資源，全面地、長期地將政府或統治階級意識型態成為該社會唯一的、正確的意識型態，以便該社會的人民自覺地維護國家的體系、信念和價值系統。

由於所有的政府都會做相似的事情，所以在討論「一國兩制」時，台、港、澳與大陸之間，其實不僅僅是制度不同，而是在不同制度之下，彼此之間根深蒂固的不理解、誤解和曲解，特別是在過去的半世紀雙方之間，相互醜化、仇恨的意識型態，造成兩方社會之間的防範意識，此種防範意識不自覺地促使兩方社會的民眾，都對雙方的「差異」十分敏感。

媒體的放大，網路的散播，特別加上有心人的煽動，西方反華野心家的利用，極容易將個別的事件，去印證兩方的不同，於是大陸越是宣傳同文同種，同胞之愛，台、港多數人民越來越有反感，兩方社會距離和人民心理距離必然越來越大，其結果造成台、港、澳多數人民對中共取得國家發展和民族復復興的驚人成就不是無感，就是附合西方反華的論點，貶抑中國，或是說成中國威脅，而大陸同胞聽聞這樣的反應當然也是失望至極，甚至怒火中燒，其結果，激進的大陸憤青，也升出激情的話語，兩方的社會自然而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大大降低了「一國兩制」兩方社會理性探討的空間，使得原本合情合理的要求，都變成是對「兩制」的干擾，或是對「一國」的挑釁，最終為「一國兩制」應有的寬容、包容埋下不安的因素。

澳門的學者說「在『一國兩制』實踐中，意識型態問題始終沒有佔據首要的位置。在台港澳與中國大陸經濟社會往來初期，可能處於利益的輕重緩急考量，避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型態存在的既往爭論，一心一意抓經濟、促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形勢所迫。但是，經濟往來的重視絕不等於對意識型態關注的放棄，兩岸四地存在的意識型態的衝突和協調問題無論如何也不會從經濟交往中消失，反而會隨著兩岸四地經濟社會交往的加深而不斷顯現和發展。」

港、澳地區的人民而言，「回歸」就是一種改變，不過正如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說「當時我們想，有50年可以不變，而中國正在發展50年的時間，也許可以做到最後是讓香港的制度取代中國的制度，結果完全不是。」

從此一話語來看，第一、當時香港菁英所想的「一國兩制」，是大陸發展需要50年；第二、50年之中香港可以影響大陸，50年之後，應該是大陸逐步香港化的過程；第三、他們對香港的制度的自信心，來自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絕對崇拜。但結果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到了2010年己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陸的發展幫助和奠定了香港繼續發展的基礎，於是香港出現了大陸化的趨勢；同時西方國家的制度也出現了日趨嚴重缺陷，也造成香港菁英分子的迷失。

總之，其結果完全不如他們意，也就是他們的意識型態是失敗，這是對其信仰本質的否定，面對結果而他們並不是從批判的角度去自我反省，而是訴諸民粹，證明自己的自信和驕傲。甚至企圖反對「回歸」的基本原點和事實，以迫使北京更傾向「一國」以治理香港，使得「一國兩制」再陷入了北京政治與香港社會惡性再循環之中。

就大陸官方的角度來說，儘管一國兩制實施20幾年來，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官方認為總體上的表現還是可以維持的。或者說，比起其他現實可行的方案，這已經是相對不錯的路徑了。但是也確實暗含了無奈的結果，誠如林沛理在《明報》所說：「北京收回香港之後，對香港人在政治上採取高度克制的不干預政策，在經濟上不斷輸送利益。可是，這套重實利、非意識型態、施恩望報的籠絡政策卻被『佔中』重重打了一記耳光。不管這17年來北京對港人釋出多少善意和提供多少利益，恐共和反共在香港仍然大有市場，並且穩佔道德和輿論的高地。」

總之，橫梗在陸、港之間的不是皇崗、羅湖、福田等口岸。而是東西方不同的意識型態，「一國兩制」的新課題是如何處理棘手的意識型態的落差。

對台灣而言，問題更複雜，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台灣在意識型態領域，同時產生了兩種不利於一國兩制的信仰：一是民選政治帶來的「民主傲慢」，一是台灣是獨立國家的思想。

前者的民選政治在台灣經過20餘年（從1996年迄今）的運作之後，不論結果如何，台灣人都認可了這一制度，其結果是台灣人把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制度差異，視為民主和不民主的優劣對比，是良制與劣制的對比，他們不認同習近平在「習五點」中指出的「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他們認為這絕非僅僅是「制度不同」而已。而是台灣的制度是優是良，大陸的制度代表是劣是窳；因此，接受「一國兩制」就是良制被劣制所「統」，從而否定了自己的「良」制，而台灣所自信的「良制」就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民選式的「民主」制度。

他們認為這就是民主，而中共在統一問題上倡議的「一國兩制」，並非證明了北京的寬大，反而證明了中國大陸不可能進行台灣這種「民主化」改革，因此，他們更加傲慢地拒絕「一國兩制」。這也在中國大陸若干知識分子的言論中找到自己的正確性。

後者則更是否定了北京對台灣未來、台灣前途的最根本、最本質的假設，代表了台灣可以自我選擇和決定自己的未來，它是從個體主義衍生出的權利，而被台灣人所普遍認同的價值，它與北京或中國傳統的集體主義是相互對抗的，雖然它們之間的分別，僅僅是先集體或是先個人，但是依此建立的法律、制度和價值觀往往南轅北轍，旨趣大異。

它們之間，有些類似宗教信仰，不同的陣營是無法以理說服對方，目前台灣民進黨當局的反中文化，反中歷史的教育，從哲學層次看，就是以個體的優先性去反集體的優先性，它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性的否定。但是這只是從李登輝之流的台灣掌權者的作法，近30年了，我們不能說它無效，但是到目前為止，其效果只在政治層面、在社會層面、在生活層面、在習俗層面依然未被滲透，一方面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代表兩岸意識型態融合仍有堅強的基礎。

三、「一國兩制」下意識型態之解

意識型態的轉變原本極為困難，特別對台灣而言，在統一之前是幾乎無可作為，交流或可提供若干比較的機會，但畢竟是一曝十寒，成就有限，除非是原本就有異於當代意識型態的台灣人，此一現象其實也表現在為什麼在兩岸交流中重複性如此之高，因此，一次交流，政治見效的要求心態，真實是小看了當權者的政治社會化的影響。

澳門的學者注意到此一問題，並提出了「如何建構特別行政區意識型態的回條」建議：「深刻認識『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意識型態』問題；要摒棄兩大制度間的意識型態冷戰思維，認真找尋人類的共同期待；要重視民族傳統文化的弘揚；完善特別行政區國民教育體系。」

在最後一項比較具有操作性意義的建議中，特別提「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世界觀培養放在重要的位置，關注青年一代的心理健康和精神世界的形成和發展。」以及「特別行政區的教育、文化事業……中國歷史的教材、國情教育的選材、中國語文的教育內容、基本法普及等方面尚存在著諸多需要研討的地方。」他的建議自然有其在地觀察的價值。然而我們也注意到有些建議，似乎正是香港的反對者所反對之事，是以上述建議立即可以實現的可行性值得評估。

其實意識型態有一個最大的短板就在於必然帶有若干的封閉性，因此，如果可能找到某一意識型態系統論述的邏輯弱點，或是論述上的矛盾，此一意識型態的道德高度就被矮化，意識型態的道德高度一旦被矮化，就有可能出現轉化。如今西方不論是市場經濟或政治的短板已經十分明顯，只是港、台的部分民眾或許未能捨棄被殖民的優越感，或許不願面對真實的世界，在「歷史終結論」已被終結的時代裡，裝睡、裝迷糊是無法持久的。因此，對大陸而言，真正建立起民族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僅僅是事關民族復興，也是國家統一之後長治久安的戰略部署。當台、港民眾在統一後，感受到民族的這種自信，體會到國家的未來，才能建立中華民族的現代性，這是意識型態融合的工程。

從國際的大環境而言，如今的時代正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徵是從人類推動科技的發展，有可能轉換成人類不得不適應和追趕科技的發展，在此情況下，有可能使得人類以往的意識型態同時遭受挑戰，從而一起失效，也有可能人類現今的知識、規範、倫理、價值逐一失效，甚至現在流行的國家，也將不得不轉型去適應未來的變局，面對一個即將到來的變局，任何統治者均必須思考人類的未來，尋找人類可能的未來論述或是未來價值，特別是像今日的中國這樣的大國。

中國能夠掌握未來的意識型態，要能有效地說服中國人相信自己的文化，相信自己的民族，這是意識型態「融合」的最佳方法，一國兩制提出之時，其重要的精神是「井水不犯河水」，到了90年代香港、澳門回歸之時，已經變成「河水幫忙井水」，到如粵港澳大灣區的計劃的推動，這已經又不是本世紀初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包容或寬容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是共同成長的「一國兩制」。

回首再想像一下，當初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一個國家未來模式的設想，然後又大膽用在解決了港澳回歸的難題，其後的中共領導人又與時俱進地優化「一國兩制」的實踐。

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實力來看，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不能不說這是極具有開創性和突破性的構想，它突破了當時西方的國家學說，又維護了國家的統一，憑心而論，實踐迄今也不過20年左右，不論評價其「成」，其「敗」，均為時尚早，從現在來看，鄧小平的「50年不變」可以視為初步評價其成敗的年限，目前都還在摩合的階段。而且已經摩合到意識型態如何融合的時代了。

四、結 論

台灣面對大陸，面對中共也有很強的、極敵對的意識型態，在如今時與勢均不利於台灣的情況下，「國家統一」是台灣和平、台灣安全、台灣前途的唯一保障和選擇，在一國兩制推進實踐的過程中，台灣失去了自主嘗試的法律融合，制度融合機會，所幸在社會層面、在生活層面的意識型態仍有溝通、融合的契機，如果在「意識型態融合」上能尋找出台灣方案，必將可以在未來國家治理模式上，給港澳作典範，也有助於港澳的治理，所以在「意識型態融合」上，兩岸應該是港澳的示範，而非相反。【楊開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