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抗日義勇軍之後談《台灣論》

林憲先生駁小林善紀和許文龍的誣蔑

王曉波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小林善紀和許文龍在《台灣論》中,誣蔑了慰安婦,還誣指抗日義勇軍為「流氓與幫派」。旅日台胞林憲先生適因參加戴國輝教授喪禮返台,其父即為抗日義勇軍林少貓的舊部,並曾長期擔任丘念台先生的私人秘書,他對《台灣論》的謬論有不同看法,希望本刊能披露他的看法,以糾正小林和許文龍的謬誤,以下是訪談林憲先生的紀錄。

我的爸爸參加過林少貓抗日義勇軍

問:林先生,您可不可以先談一下您個人自己的背景資料,讓大家知道您是誰?

答:可以。我生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今年算是八十四歲了,出生在台東。我爸爸是屏東客家人,我當然也是客家人。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林少貓在南部起義,他有一個重要的幹部叫林添福,是屏東萬巒泗溝水村人,家父就是和他同村人,追隨林添福,當他的重要參謀。後來,一九○二年,林少貓被殺了,我父親就逃到台東去,先是做農,後來才經商。我是在台東出生的,到十歲的時候,才又搬回屏東這邊來。

我在公學校畢業之後,又考進高雄中學。當時我們「本島人」都只能在公學校唸書,日本人在日本小學唸書。當時的高雄州,包括高雄市、高雄縣和屏東在內,這麼多本島人當時只有一個中學。此外,像我們那班一共一百人,日本人就佔百分之七十五,我們台灣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從人口來講,那是反比率。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日本人對台灣的差別待遇。當時屏東還有一個農業學校,那就台灣人多,目的是要培養台灣人當低級的技術人員以便為他們服務。

我們台灣學生經常受日本學生欺負,當時台灣所有學校差不多都是這樣。至於日本老師我所遇到的則有兩種,一種也歧視台灣學生,一種就比較好。當時的台灣學生對日本人差不多都是有反感敵愾心的。

像當時高我幾班的一位學長鍾浩東(原名鍾和鳴),後來因到祖國參加丘念台的抗戰隊伍,是蔣渭水的女婿,文學作家鍾理和的哥哥,死於光復後的白色恐怖)。他對我非常好,和我通學是同一班火車。那時我一年級,他四年級,他常教我們讀書,尤其是教我們漢文,用客家話念漢文給我們聽。我們看到他在火車裡被日本學生打,他都不屈服,他最能代表我們這些台灣學生,那些被日本學生打的台灣同學,在成績公佈時多是第一名、第二名。

問:高雄中學畢業後,您有沒有再升學?

答:有啊。高雄中學畢業後,因我家貧窮,班主任雖然有意免考試推薦我進台北高等學校,結果也無法升學,後來經過我同班黃姓同學的資助才到日本中央大學讀書,讀法律,我想當律師來為台灣同胞服務。在日本讀書的時候,中日戰爭已打得很激烈,我認識幾位大陸去的留學生,經常和他們討論,並關心時局,在報上看到很多相關的消息,因此有意思想到後方去參加祖國抗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人要我們改日本姓氏,家裡來信催,我就寫信告訴我哥哥,我們姓林;日本人也有很多姓林,我們不必改哪!就這樣拒絕了改姓。後來又要催我們學生去當「志願兵」,家裡又打電報來,要我去當志願兵。一方面學校也催逼甚急,但我一直迴避。經過了一年,我才辦好手續,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同到上海去,本來打算到後方去參加抗戰,但結果沒去成,只好在上海待下來,共同辦了一個小雜誌,叫《河山》,我們把岳飛題的「還我河山」四個字印在封面,當時是想喚起淪陷區中國人的愛國心。後來,沒多久,日本就投降了。

台灣妓女都不接日本客人

日本統治台灣時,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地下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我就和他聯繫上了。光復後,有一位姓莊的,他負責上海支團部,後來他又到國民黨市黨部當宣傳處長之類的職務。後來他又到台灣來,接李友邦的主任委員,他也辦了一份《平言報》,因為言論刺激,不得意,又到香港去了。因為淪陷區內有極少數台灣人仗日本人的威光為非作歹,大家對台灣人印象很不好,所以日本投降之後,剛開始也有些人欺負台灣人,但他非常幫忙我們台灣人。

日本投降後,有一些被日本人稱為自願,但實際是強迫去做軍夫、軍屬、軍人,日本投降後就把他們遣散了,只拿了一點點米,也流落到上海來,有幾百人,我們台灣青年同志會,大家就幫他們弄了一個很大的房子給他們居住,後來美國的救濟總署也來了,開始有些救濟物資,像是麵粉之類。所以,那時在上海的台灣人都很知道我們的事情,我們後來也幫他們坐船回台灣。

後來,丘念台去重慶向中央政府陳情,請他們能體恤台灣同胞過去幾十年被日本人壓迫的痛苦,不可以漢奸或戰犯看待台灣同胞,並請通令早日釋放被捕關押的一些人。然後丘念台為要回台灣經過上海。丘念台到上海時,經朋友介紹,我跟他見面,他說他要到台灣去,要建設新台灣。丘先生為台灣為國家很誠懇,我感動他的真心愛台灣、愛國家民族的熱誠就無條件的跟隨他,他沒有錢嘛,我一分一厘的薪水都沒向他拿過。在抗戰的時候,有許多台灣青年都想到大陸去,不止是我一個,像吳思漢、鍾浩東、蕭道應都是其中之一,李友邦下面的台灣義勇隊的那些人都是,實在不勝枚舉。

問:像您這樣子的台灣人,對小林的《台灣論》又有些什麼看法?

答:小林的《台灣論》在日本我沒看過,回台灣後在報紙上看到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的講話,他們講的話和實際相反嘛。過去的情形,個別的我不知道,但大部份,以慰安婦而言,連酒家女都不願去交日本人,那時候去接客接日本人的是很丟臉的事情,都被罵成「狗母」。所以,那時候說,大家都很自願去做慰安婦,都很光榮,他真是胡說八道嘛,當時都是被欺騙或壓迫去的,騙她們當護士、當雜役,然後強逼她們做慰安婦的。表面上說「自願」其實是強逼的,除了慰安婦之外,還有軍屬、軍夫、士兵,也都說是「自願」。當時日軍攻打廣東的南方時,就拚命征台灣兵去,日本人以為台灣人語言可以通,其實中國方言那麼多,怎麼能通呢?表面上說是自願,其實都是徵調,後來打死的、病死的都很多。先是征軍夫,是軍中的苦力,後來征軍屬,例如醫生。我有兩個親戚當醫生的被徵調,後來死掉了。再後來才征軍人的。

後來,我看到有些人批評許文龍他們說,許文龍那一代的台灣人都是皇民化,思想奴化,但那時實際的情況也不是這樣。

當時日本人要我們皇民化,就是要我們承認日本人是我們的祖公、祖先。台灣人每家每戶都有祖公牌,日本人要我們廢除祖公牌,要把我們的祖公牌燒掉,另外弄一個像紙條一樣的板子,上面寫「天照大神」,要我們天天去給他拜,一般的人都不理他,只有一些公務員像當警察的和學校的老師,拚命的強迫他們做模範,他們無法迴避不能不拜。其實他們另外也都把自己的祖宗牌位放到後面去拜祀,一般的台灣人民都沒人去拜什麼天照大神的。

還有所謂的「皇民奉公」,要我們去做奴工一樣,誰願意去做奴工,都是強逼的,不得已才去修道路,幫助軍隊做些勞力的事情。

另外,就是禁止台灣人原來的語言,要人講日本話,不准講台灣話,台灣話包含閩南話和客家話。其實回到家裡,大家還是都講台灣話,沒有人去講日本話,他們還禁止台灣人讀漢文,當時民間還有書房,我念公學校的時候還去讀過書房,三、四個月,警察就來取締,還是台灣人警察。在服裝方面,鼓勵台灣人穿他們的和服,但台灣人還是穿有褲子的衣服;總之,日本人要在台灣消滅台灣人的中國文化,但他們的皇民文化政策實際上並沒有成功。並且,還有林獻堂、蔣渭水,他們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蔣渭川等組織民眾黨,還有台灣農民組合等來反抗他們。如果台灣人都能接受皇民化的話,就沒有這些抗日的和反日的團體了。

但是,很遺憾的是,大陸的外省同胞都不瞭解台灣人所受的殖民主義下的痛苦,剛光復的時候,大陸來的外省官吏拚命罵台灣人「皇民化」、「奴化」,歧視台灣人,而引起台灣人極大的反感,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不是單單貪官污吏而已。罵我們台灣人「皇民化」、「奴化」,我們很不服氣,其實我們也是拚命的反抗,而受了很大的苦。日本人後來,他們要台灣人參加「皇民奉公會」,除了一少部分的人外,其他的人都是很反感的。一直到現在還有人不瞭解,以為那一代的台灣人都和許文龍之類一樣。外省人應該瞭解和同情台灣人受的苦,不要因為有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幾個人,就以為台灣人都是這樣,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果真如此,本省人和外省人就不可能融合在一起了。

問:我們就是擔心《台灣論》出來之後,日本人和大陸的人會誤以為李登輝、許文龍就是一般台灣人的代表,他們如此的「皇民化」和日本軍國主義,必然會重新挑動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野心,並且加深大陸中國人對台灣人的誤解,這怎麼辦呢?

答:我覺得大家,不要因為有一、二個人這樣的講法就把所有的台灣人打在一起,這是我特別要強調的。目前這樣的兩岸局勢,這樣子的拖下去也不是好事。

現在一些搞獨派的人,就想把許文龍他們的問題轉變,說是都是一些統派的人在批評。其實一般的台灣人對許文龍他們講這種話也是很反感的,可以去問一般的民眾嘛,並沒有人會去贊成許文龍、蔡焜燦他們那些說法。也可以要他們去問當年被強迫的軍人、軍夫、軍屬,和那些少年工。少年工是公學校畢業就不讓他們繼續唸書了,徵調去軍需工廠做工。戰爭時期,軍需工廠是盟軍轟炸的目標,也死了很多人。不單單是對慰安婦,對男孩子也一樣,表面上說是自願,其實你走得掉嗎?不去又怎麼辦?並不是什麼自願;這完全是胡說八道。你可以去問問李登輝,他是不是真正自願去當兵的。

問:李登輝說「是」,在《台灣論》中,他說「為國家,上陣去殺敵」。

「台灣精神」要包括台灣民主國

答:李登輝說「是」,真胡說八道。如果真的是自願,為什麼日本人強逼徵召的時候才自願,自願就應該早去自願,為什麼還去讀什麼京都大學呢?到那個時候根本沒辦法逃了嘛,他父親當警察的人逃得掉嗎?

問:林先生您光復後什麼時候再到日本去的?

答:我去日本三十年了,如果連包含讀書時期就逾四十年。一九七二年去的,去做生意。

問:那麼林先生您對日本的情形應該很清楚,我想請教您,現在日本人是不是都像小林這樣,能接受戰前的軍國主義思想嗎?

答:除了一些極少數的人、一些政客;拿政府撫恤金的一部份舊軍人遺屬去搞團體的,一般老百姓也是受害人,一般年輕人也沒人講什麼日本精神了。我們在那邊一般的日本人並不排斥我們台灣人,也不排斥大陸去的外省人,講實話,我有個女婿就是日本人。他對朝鮮人、對台灣人、對中國大陸的人、印度等東南亞的人都很好,他都交朋友,絕對不會去贊成軍國主義。小林要在日本找「日本精神」到那裡去找?找不到,才找到台灣,找到李登輝,現在雖然陳水扁為總統,還是李登輝在控制,才有許文龍、蔡焜燦這幫子人。陳水扁就沒講「日本精神」,而講「台灣精神」,「台灣精神」是不屈服於強勢的。但我覺得陳水扁還少講了幾句話。「台灣精神」是什麼東西?他為什麼不提出鄭成功來?鄭成功不是要來台灣做皇帝的,是要以台灣為基地「反清復明」的,我覺得陳水扁比李登輝好一點,但他應該把「台灣精神」追溯到日本殖民時代以前,那個時候來台灣的人是不是要來台灣成立一個獨立王國呢?當時統一不統一是一回事情,但不是要跟中國大陸割斷。《馬關條約》後,台灣民主國是為了抵抗日本佔領台灣。也不是要與中國大陸分離,而是企圖要跟大陸合起來的。「台灣精神」重要的這一點,陳水扁還沒有提起。所以,我覺得陳水扁講「台灣精神」還講得不夠,應該還要包括鄭成功和台灣民主國的精神。

問:另外,在《台灣論》中,許文龍說,抗日義勇軍是「流氓或幫派」,包括林少貓,請問您的父親是不是「流氓或幫派」?

答:日本人本身的戰記裡面都寫得很清楚,林少貓的部隊並不是什麼流氓,我父親也是一個很正常的農民。我們屏東客家人的六堆那裡的人,也去攻打在潮州的日本軍署過,乃木(希典)大將登陸的時候,我們也去蕭道應他們那個地方打過仗的。日本人自己寫的,那些抗日義勇軍都是規規矩矩的,很有秩序,日本軍是稱讚的,絕對不像流氓去騷擾一般平民的。那些抗日義勇軍都是自己地方上的人,怎麼會去擾亂自己地方上的人。台灣人都很尊敬林少貓,我們南部六堆有「忠義亭」,北部有「義民廟」,犧牲的抗日義勇軍都在「忠義亭」內被奉祀著,這就是證據,否則,我們到「忠義亭」去都是去拜流氓嗎?許文龍又沒有去參加林少貓的部隊,他怎麼可以講這樣的話?

南部有一個很有名的醫生,他的兒子是台灣人第一個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他的父親也是去參加抵抗日本軍的,差一點就被殺掉。怎麼可以說他是流氓,他在地方上是個很有名望的人。後來還有很多起義的,例如苗栗的羅福星他們,怎麼可以說是流氓啊!西來庵(即「噍吧哖事件」)那些人假藉宗教反抗日本,他們怎麼是流氓啊?原住民霧社事件起義的人怎麼是流氓啊!

二○○一年三月四日於台大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