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動詮釋了「以鬥爭求團結」

1941年1月6日，駐在江南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奉命轉移，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遭國民黨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雲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餘人伏擊。新四軍官兵浴血奮戰七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2,000餘人突圍外，大部分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在談判中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遭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發生時，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國共談判的核心代表，駐在重慶。早在皖南事變發生前，周恩來已經預見國共關係惡化難以避免，蔣介石策動的反共高潮仍在發展。為此，周恩來採取緊急應對措施。組織上抓緊把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轉入地下，撤退暴露的黨員幹部，組織兩個秘密的領導機關，一旦重慶辦事處被封，就可代替南方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1940年12月23日，他會晤美國進步記者斯特朗，長談數次，並委託她帶一組材料回美國，在適當時期經通知後公開發表。

1941年1月11日，周恩來接到中共中央來電，通報新四軍軍部被國民黨軍圍攻，慘遭不幸的消息，周恩來連夜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局勢和鬥爭方針，採取應變的緊急措施。這時中共中央十分擔心周恩來等在重慶的安全，來電要求「恩來、劍英、必武、穎超及辦事處、報館重要幹部於最短期間離渝」。周恩來斷然表態，我要堅持到最後。這個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同意。此後，周恩來在第一線和蔣介石鬥智鬥勇，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堅定的鬥爭意志和靈活的策略藝術，領導南方局在重慶展開了一場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反攻，不僅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陰謀，更挽救了瀕於破裂的統一戰線。

1月17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佈軍事委員會通令和發言人談話，反誣新四軍「叛變」，宣佈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得知國民黨當局發佈「一‧一七」通告的消息後，周恩來怒不可遏，立即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在電話中痛斥其倒行逆施：「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隨後，周恩來緊急召集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的工作人員開會，部署反擊工作。他明確指出，當前的鬥爭核心是「揭露真相、爭取輿論、孤立頑固派」，必須在政治上佔據主動，讓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看清國民黨的反共本質。在他主持下，南方局軍事組連夜起草《新四軍皖南部隊慘遭圍殲真相》的材料，在重慶秘密散發，為反擊提供了關鍵的事實依據。

《新華日報》作為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要輿論陣地，成為周恩來揭露真相、反擊頑固派的關鍵平台。周恩來親筆寫下兩幅題詞：一幅是「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另一幅是四言輓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為了讓題詞順利見報，《新華日報》的工作人員與國民黨新聞檢查官巧妙周旋，準備了兩種不同版面：一種是給檢查人員看的，上面沒有周恩來的題詞；另一種刊登有周恩來的題詞手跡。

18日清晨，刊載著周恩來題詞的《新華日報》出現在重慶的大街小巷，迅速引發全城轟動。市民們爭相購買、傳閱，國民黨的輿論封鎖瞬間被打破。這幅題詞成為皖南事變中中共在大後方最具影響力的輿論武器。

除了利用《新華日報》發聲，周恩來還構建了多維度的真相傳播網絡，確保皖南事變的真相能夠突破地域和陣營的限制。他親自拜訪在重慶的民主人士、國民黨內的進步將領，介紹新四軍被圍殲的真實經過，駁斥國民黨當局的虛假宣傳。

在周恩來的動員下，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愛國民主人士立即發起抗議運動，三次致電蔣介石，要求其「懸崖勒馬」，撤銷「剿共」部署，保存抗日實力。馮玉祥公開表示，新四軍抗戰有功是「婦幼皆知」，國民黨的圍剿行徑「無法挽回人民的反對」。

同時，周恩來充分發揮外交才能，積極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他多次會見蘇、美、英等國駐華大使、武官和新聞記者，提供皖南事變的詳實材料，闡明事變的本質是國民黨頑固派破壞統一戰線的反共行為。他還電告正在美國的記者斯特朗，將國民黨製造摩擦的材料予以發表，這些材料隨後登載在美國紐約多家報紙和《美亞》雜誌上，讓國際社會得以知曉真相。

1月19日，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提出取消「一‧一七」反動命令、懲辦皖南事變禍首、釋放葉挺、交還新四軍全部人槍等12條善後要求。這12條要求成為中共展開政治反攻的核心綱領，既回應了皖南事變的具體問題，又彰顯了堅持抗戰、反對分裂的堅定立場。

周恩來在重慶積極推動12條要求的傳播與落實。他通過談判、會見、散發傳單等多種方式，向國民黨當局、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廣泛宣傳12條要求，明確表示「除非國民黨實行此前提出的12條要求，否則不會恢復談判」。這一堅定立場不僅凝聚了黨內力量，更贏得了中間勢力的同情與支持。許多民主人士認為，中共的要求合情合理，是維護團結抗戰的必要條件，紛紛呼籲國民黨當局予以採納。對人心的這種變化，毛澤東在2月14日致電周恩來時作了這樣的估計：「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他強調：「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17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

1941年初，國民黨當局籌備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試圖通過這一會議粉飾太平，挽回因皖南事變受損的政治形象。蔣介石指令談判代表張沖等人務必爭取中共參政員出席會議，以顯示國共關係「正常化」。

面對這一政治博弈，周恩來與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決定以拒絕出席參政會作為重要的政治鬥爭手段。2月10日，周恩來邀集沈鈞儒、鄒韜奮、章伯鈞等民主黨派人士聚談，闡明中共拒絕參加參政會的立場；2月15日，毛澤東、陳紹禹等七位中共參政員致函國民參政會秘書處，聲明在12條善後辦法未予採納之前，「礙難出席」會議。

周恩來在這一過程中展開了細緻的統戰工作。他耐心向民主黨派人士解釋中共的立場，指出拒絕出席並非要破裂統一戰線，而是為了迫使國民黨糾正錯誤，維護團結抗戰大局。起初，部分中間黨派曾被蔣介石集團拉攏，但在周恩來的反復溝通和事實面前，逐漸認清了國民黨的真面目，轉而支持中共的立場。鄒韜奮等民主人士更是以辭職等方式表示抗議，使國民黨當局試圖利用參政會挽回形象的企圖徹底破產。

周恩來在領導政治反攻的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準確把握鬥爭的「度」，既不軟弱退縮，也不盲目擴大衝突。他深知，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國共關係的徹底破裂只會讓日軍受益，因此在作最壞準備的同時，始終不放棄爭取好轉的可能。

當蔣介石在參政會上作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的承諾後，周恩來敏銳地判斷國民黨的態度出現緩和跡象。3月14日，蔣介石主動約請周恩來面談，表現出謀求妥協之意。周恩來抓住這一機會，既嚴肅指出國民黨頑固派的錯誤，又表達了中共堅持團結抗戰的誠意。他明確表示，中共的鬥爭目標是反對分裂，而非推翻國民黨政府，只要國民黨停止反共行為，落實12條要求的核心內容，國共關係仍可恢復正常。

「以鬥爭求團結」，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處理國共關係的一貫原則，皖南事變的善後處理中，周恩來對此可謂做了完美詮釋。周恩來有理有節的行動，既打擊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囂張氣燄，又為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留下了空間。《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回憶：「在那時候同志們也就經常這樣說，『在工作中有這樣一個強有力的感覺－－有恩來同志在！』」的確，只要周恩來在，就沒有什麼困難不可以克服，周恩來成為戰鬥在大後方人們的定心丸。

皖南事變沒有像蔣介石希望的那樣，把新四軍打下去。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命令，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重建後的新四軍徹底擺脫了國民黨政府的束縛，成為完全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從10萬人發展到30萬人，活動區域橫跨蘇、浙、皖、豫、鄂五省，形成了廣闊的敵後抗日根據地。皖南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不斷發展，與周恩來在政治上的成功鬥爭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