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潛山下讀懂的兩岸交流

身為一個在合肥（古稱廬州）土生土長的安徽青年，我的生活節奏總是在「硬核科技」與「老派情懷」之間來回切換。

白天，我在圖書館裡，在鑽研物權法和行政法，對著那些枯燥的法條抓耳撓腮；傍晚，要是論文實在寫不下去，我就愛趿拉著那雙穿了兩年的舊布鞋，溜達到包公祠那幾棵古柏樹底下晃悠。

說實話，包公祠這地方，在合肥這座「創投之城」裡顯得特別不合群。外面是天鵝湖邊的高樓大廈，是閃爍著霓虹的未來中心，可牆裡頭卻只有肅靜的香火和幾口冷冰冰的鍘刀。但奇怪的是，這地方有一種魔力，能把我心裡那點畢業焦慮和論文壓力，像按「Delete」鍵一樣給清空了。不過，這兩年我在這清淨地兒，發現了一個極其有趣的現象：這牆根底下，台灣同胞特別多。

每當我在祠堂門口撞見幾個操著軟糯閩南口音、拿著相機一臉虔誠的大叔大嬸，我心裡總會冒出一股子奇妙的感覺。這幫人跨過海峽，大老遠跑來探訪這位「廬州老鄉」，可我心裡清楚，他們腦子裡那個威風八面的包大人，其實多半是從1993年台北華視那個「中廣棚」裡走出來的。

說起這事兒，簡直是兩岸傳播史上的一個「神蹟」。當年那部《包青天》本來只是打算拍個15集湊合湊合，誰能想到一播出來收視率直接爆表，逼得製作單位不得不瘋狂加戲。結果呢？硬生生整出了236集，成了海峽兩岸共同的「跨年神劇」。金超群老師那張漆黑如炭、額頭掛月的臉，配上范鴻軒的清瘦儒雅，還有何家勁帥到沒朋友的展昭，直接定義了我們這兩代人對「正義」的視覺記憶。

有次我遇到位從台北來的老先生，我看他在香爐前拜得比誰都認真，就湊過去搭了個訕。老先生一聽我是本地法律系的學生，樂呵呵地跟我比劃：「你是不曉得，當年這劇在台灣播的時候，街上是真的沒人啊！大家全都貓在家裡，就為了等那聲響亮的『開－－鍘－－』！」他說這話時，眼裡那種光，真不是演出來的。 作為一名法律系研究生，我常在專業課上討論「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但在包公祠，在這些台灣長輩眼裡，那些複雜的法理學論證都退居二線了。他們愛的是那種「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痛快。

1993年，兩岸關係剛破冰，大家驚訝地發現：雖然日子過法不一樣，但心眼子裡的譜兒是一致的－－大家都盼著這世上能有個黑臉漢子，不畏權貴，給老百姓斷個明白。 這就是一種超越時空的「超級英雄」情結。那個「鐵三角」結構一個掌握大權的判官包青天，一個管出主意的軍師公孫策，一個武功最高的展護衛。這簡直就是老百姓心目中對「完美法治」最樸素、最熱血的想像。

如果說包公是兩岸情感的「最大公約數」，那麼另一位合肥老鄉－－劉銘傳，則是我們法律人眼中的「首席架構師」。

在合肥，劉銘傳不只是一個名字，他是一座山名大潛山、一個地名劉老圩，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進取精神。當我從法律視角重新審視這位「台灣近代化之父」時，我發現他當年在台灣幹的事，其實是一場極其超前的「治道變革」。

1885年台灣建省，劉銘傳成了首任巡撫。在那之前的台灣，行政層級亂如麻，法律適用滯後。這位出身淮軍、滿身硝煙的老鄉，一上島就展現出了安徽人那種「先試先行」的韌勁。 從法制史的廣度與法律人的專業視域觀之，劉銘傳在台灣的治理絕非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拓荒」或「國防加固」，而是一場在清末邊陲孤島上進行的「治道變革」現代化預演。 這場變革的核心，在於他試圖將碎片化的行政習慣，重組成一套具備現代邏輯的法秩序體系。

首先，在物權法的底層邏輯上，劉銘傳深諳「有產方有治」的道理。他大刀闊斧推動的「清賦」與清丈土地，本質上是一場劃時代的產權釐清運動。當時台灣盛行「一田多主」的陋習，大租戶、小租戶與佃農之間形成的重疊業權，如同法理上的亂麻，不僅導致賦稅流失，更引發了無數民事糾紛。劉銘傳在法理上嘗試拆解這種封建生產關係，透過土地調查與登記，將抽象的土地管轄具象化為可課稅、可轉讓的法律權屬，這不僅為現代物權基礎奠定了基石，更是台灣邁向現代經濟法制的第一步。

其次，劉銘傳對「行政效能」的追求，體現了法律執行力中至關重要的「時空一致性」。在法律人眼中，修建鐵路與鋪設電報線路，不僅是工程壯舉，更是一場「時空壓縮」的法制革命。在通訊落後的年代，行政命令與法規效力在傳遞過程中往往因時間差而產生「法律真空」。電報的引入與交通的革新，確保了從台北府發出的行政指令與司法裁斷，能以接近「即時」的速度覆蓋全島，達成了行政效能的質變，使得法規不再是紙上的文字，而是具備即時強制力的權威。

最後，在最具挑戰性的族群治理上，他展現了從「人治」轉向「規制」的智慧。他設立「撫墾局」並創辦「番學堂」，將原先消極、封閉的「封山禁絕」政策，轉化為具備「行政規章」色彩的制度化管理。他試圖將邊緣群體納入統一的教育、貿易與土地開發框架中。這種以制度建構取代單純武力鎮壓，以行政契約取代單邊征討的嘗試，不僅展現了清末少見的法治治理思維，更在事實上建立了一套具備早現代特徵的社會治理範式。這份來自合肥大潛山的韌性與務實，最終在淡水河畔開出了法治文明的先聲。

現在的合肥，變得很「硬核」。它是創投之城，是科技之都，路上的自動駕駛小巴和地底下的量子實驗室，讓這座城市充滿了科幻感。但在包公祠，看著台灣年輕人跟著長輩好奇地打量那塊「開府治事」的匾，我才明白，有些東西是芯片和算法代替不了的。那是良知，是共鳴。

不管是喝巢湖水長大的我，還是喝淡水河水長大的台灣青年，我們在法學院課堂上討論的，或許是人工智能的法律規制，或者是ESG跨境監管。但只要一提到那聲「帶人犯－－」，我們渾身的雞皮疙瘩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眼中最真實的兩岸交流。它不是生硬的講壇對話，也不是冷冰冰的數據往來，而是當我們一起站在包公像前，或者在大潛山劉銘傳故居的迴廊下，不需要翻譯，也不需要多餘的解釋，一個眼神就能對上。

我們這一代青年，生在互聯網時代，長在短視頻裡。我們習慣了快節奏，習慣了碎片化。但劉銘傳和包大人這兩位老鄉提醒我們：有些底色是不能變的。

對於台灣青年來說，來到合肥，這不叫旅遊，這叫對接。對接那段斷了層的歷史記憶，對接那份黑白分明的執著。而對於我們這些合肥本地的青年，看到他們，也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家鄉，原來我們習以為常的古建築裡，竟藏著海峽對岸魂牽夢縈的心靈原鄉。

文章寫到這兒，按照法學論文的套路，該寫「結論」了。但我不想扯那些宏大敘事。

我就想說說包公祠門口賣「包公魚」的那個阿姨，還有那個正耐心地教台胞遊客怎麼在手機上掃碼付錢的志願者。

合肥這座城，因為有個包拯，骨子裡多了一份厚實；而台灣那部戲，則給這份厚實鍍了一層閃亮的金邊。

如果你問我，兩岸青年交流最暖和的樣子是什麼？我想，就是這群台灣朋友來到合肥，根本不需要什麼專業導遊。他們看著神像前那張黑臉，心領神會地一笑，然後不自覺地哼出那句：「頭頂一片天，腳踏一方土……」。

那一刻，攝影棚就是家鄉，歷史就是現在。這份對「公道」的追求，對「治理」的熱情，就是咱兩岸青年共同的、最硬核的鄉愁。

後 記

作為一個法律系學生，我希望未來的兩岸關係，能像劉銘傳修築的鐵路一樣平穩，像包大人的鍘刀一樣分明，更像我們合肥的包公魚一樣，滋味悠長，久久不散。

我們不必刻意去尋找那些所謂的「共同話題」，因為「公道」二字，早已是刻在我們血脈裡的共同密碼。它不是冰冷的法律條文，也不是遙遠的歷史故事，而是包公祠前那縷裊裊的香火，是兩岸青年談起「頭頂一片天」時，眼中閃動的同樣光芒。

未來，我願做這座橋樑上的一塊青磚，用我們這代人的知識與熱情，讓這份對公道的堅守、這份濃郁的鄉愁，在兩岸之間續寫出更為動人的時代篇章，讓每一次的相遇都充滿理解，每一次的交流都溫暖人心，就像那道包公魚的滋味，在歲月的沉澱中，愈發醇厚，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