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里牛斯山的另一邊

恩師許介鱗（1935-2023）離世已經兩年多了，期間適逢對日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台灣光復80週年，許老師留下的思想與研究遺產，包括他的人生經歷，證明了一位本省籍的知識分子，如何在時代洪流中堅守初心，不隨波逐流，成為令人無法忘懷的典範。

例如許老師生前始終記著幼年時期歷經日本投降、台灣光復，當時學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內心激動與澎湃。歌詞一句「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道盡日據時期台灣人民的心聲。如此親身經驗，既體現了許老師的人格精神，也粉碎了當代政客曲解歷史的「日治幻象」。

許老師是一位非常獨特的政治學學者，其東京大學憲法學博士的學位，奠基於他對中國與日本近現代思想的熟稔，以及其渾然天成的批判性格。與此同時，他對歷史與現實細節的執著，特別是不公不義的作為，格外不齒，毫不憂讒畏譏。其以「台史公」自許而撰述的《戰後台灣史記》，即為一大例證。2006年出版的《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薄薄小冊子不過58頁，卻能看出老師畢生的關懷與功力，可說是集大成之作。

我從這本冊子知道了原來台灣有這樣的一位學者，無懼「政治正確」的風向，為所應為，言所當言。兩年後，電影《海角七號》上映，「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被人為地捧上了顛峰，老師以兼具親歷者與旁觀者的身分，冷眼指出該片「隱藏著日本殖民地文化的陰影」，正是由於缺乏哲學思想與世界觀，只能在美日「次文化」大拼盤裡自娛娛人，距離台灣自己藝術創作的主體性仍非常遙遠。

文章一出，輿論譁然。猶記台大學生愛用的PTT論壇，對許老師罵聲一片，還有人指控他是「躲在學院裡的共匪」。台灣社會恐共、仇共與反共的集體意識，並未隨著解嚴而消散，反而深植在人們心中，代代相傳，直到網路時代全面爆發。到了研究所時期，我終於能選許老師的課，當時他已退休，沒有任何的行政職，研究與講課隨心所欲，許老師的存在，為政治系乃至台大，保留了「抵抗」當道的小小陣地，如同他在徐州路校區法學院大樓的研究室一般，沒有電腦，唯有書香與正氣。

畢業後，我向許老師請益的地方，從學校研究室，換到了位於萬芳的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我很喜歡這個帶有遺世獨立味道的場所，讓人放下包袱，敞開心房，真正地與老師「學」與「問」。新冠疫情發生之前，我到研究所探望老師，他準備了早已列印好的文章《追思小林直樹老師及求學記》送給我，他說：「只要看了這篇文章，你就能明白我的思想。」

確實如此，這篇一萬字上下的文章，是許老師回憶他在東京大學求學期間的所學與所思，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關於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小林直樹對他的影響。老師過世後，我時不時翻閱這篇文章，每次都有不一樣的體會，像是一把解惑的鑰匙，逐漸明白老師的「哲學思想與世界觀」，以及他的種種堅持。

經過二戰慘烈的洗禮，小林直樹教授用他的學問守護日本的和平憲法，回到人類與自然共生的初始狀態，進而「常懷千歲憂」。許老師負笈東大期間，旁聽了鼎鼎大名的丸山真男政治學講座，丸山政治學將日本思想典範從「自然」轉移到了「作為」，此為其「封神」的學術貢獻。許老師敬佩其獨創性之外，卻始終無法無條件接受其全盤理論，因為丸山真男仍視「近代西洋的民主主義」為天經地義，恰恰是其學說的限度。

在「近代化」、「現代化」大行其道的年代，丸山真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另一位曾為駐日大使的美國學者賴謝和（EdwinO.Reischauer）提倡「近代化」論，兩者互有相通之處。許老師從其博士論文，到他於1979年出版的《中国人の視座から：近代日本論》，都能看到他與「近代化」論對話、批判的意識。在許老師看來，日本對於「近代化」的迷思，起源於日本從戰前便開始學習西方18世紀以來的科技文明發達途徑，可是拿開其優點來看，這套論理全然隱藏了西方侵略殖民地，以及「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以戰爭和武力征霸世界，掠奪資源，耀武揚威的黑暗面。這些以「近代化」或「文明化」為包裝的設計，無不與「自然」相悖。

許老師在71歲高齡撰寫《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時，仍一本初衷，用一段話貫穿全書：「日本殖民帝國對台灣的『現代化』真是榨取的『現代化』！」令人佩服的是，老師早在1984年，即開風氣之先，根據其所搜集的日、英文資料，寫就論文《在中國的日本化學細菌戰部》，發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1928-1937）」研討會。老師在該文前言便單刀直入，對當時台灣學界瀰漫的「現代化」與「國家建設」理論提出批評，帶著對人類與生命充滿關懷的語氣質問：「學者是否最好不要去管那些膽顫心寒的、慘無人道的事情，而去搞漂漂亮亮、堂堂皇皇的『現代化』論呢？」

由此亦可理解，一位政治學學者，何以編著了屬於史學範疇的《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而他的人生伴侶、學術夥伴傅琪貽（藤井志津枝），更投入了包括原住民在內，兩岸中國人民的抗日反殖運動研究，出版了《七三一部隊：日本魔鬼生化戰的恐怖》、《誘和：日本對華諜報工作》、《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等一系列為世間存良知的著作。她還接續了許老師的遺志，奮力於日本對外侵略期間，透過發行「軍票」進行經濟搜刮的歷史挖掘工作。

做為知識分子必須具備的良心與悲天憫人胸懷，本來就不該受到學科的界線所限制，放眼人間世界，這是許介鱗老師從小林直樹教授身上學習到志節，也是他終生實踐的信念。《追思小林直樹老師及求學記》是許老師留給我的珍貴寶物之一，其用意不只要我更加瞭解他，或許也充滿了對我傳承下去的期許。

2019年許老師完成晚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台獨脈絡記》，打開老師為我簽名留念的這本書，扉頁夾著一張泛黃的筆記卡片。《台獨脈絡記》出版之初，我幫《亞洲週刊》對老師做了一次專訪，談他寫作該書的心路歷程。老師當時已受帕金森氏症所苦，行動不便，言語不易，有時我們的對話還需要傅老師在旁幫忙「翻譯」。

不過，老師對我的到訪非常慎重，在訪談之外，他特地準備了想闡發的議題，寫在那張卡片上面。按我對他的瞭解，這些議題必定與他當下的思考有關，絕非泛泛之論。眾所周知，許老師在擔任台大法學院院長期間，極力提倡「亞洲文藝復興」運動。而他人生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內心思索的對象回到了故土台灣，有志倡議「改革開放思想運動」。

在他看來，台灣社會無形之間被劃分為三六九等，美國人、日本人為一等人，台灣人為二等人，大陸人為三等人，而多數人眼裡對原住民的看法，還沿襲了早期對「蕃人」的種種刻板印象。老師主張的「改革開放思想運動」，便是要將前述的等級現狀全面打破，沒有人生而高貴，更沒有人生而低下，這才是生命體的「自然」。

這套台灣主流意識型態塑造出來的「鄙視鏈」，可以說是歷史與人為的產物，本身既落後又封閉，同時流露出台灣人的自卑與高傲。老師曾經說過，中國的分裂、台灣與大陸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邪惡的中國人」與「善良的台灣人」之認知，其實就是日本殖民統治與「現代化」理論造成的結果，掩蓋了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因此，老師強調「台灣有識之士，不可追隨日本人的觀點，必須用腦筋反思」，「戰後的國民黨政權，又繼承太多日本殖民統治的手法，讓人價值判斷錯誤。」

老師為台灣找到了病脈，也開出了初步治療的藥方。他在卡片上寫道：「治理台灣的官員無能腐敗」，還點名了時任總統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長等高官，透露出他的痛心疾首，其心境或可比擬他在林智堅台大論文抄襲案時的沉痛呼籲。「改革開放思想運動」的第一步，據卡片所寫：「廢台灣總督府，遷都台中」。

此處的「總督府」當為「總統府」，但不能說是老師筆誤，究其史觀與史實，日據時期的「總督府」，與光復後的「總統府」，實乃一體兩面，代表著日本舊殖民主義，以及美國新殖民主義（透過藍綠兩黨代理）對台灣人民的宰制。台灣無形的「哲學思想與世界觀」之陳舊、自我殖民，來自於有形的、代表至高無上權力的象徵性建築物，即承襲於總督府的總統府。唯有破除表現在建築物上對下的壓抑，才有可能真正地掙脫思想與精神的牢籠桎梏。以台灣為主體，對美、日霸權的反對與抵抗，這是許老師那張泛黃卡片留給我的第二份寶物。

許老師天生聰慧且學養俱佳，直到他過世後，我驚訝地得知，許老師還會繪畫、作詩、寫書法，多才多藝。許老師眉宇之間那股自然散發出來的自信傲氣，可說是其來有自。識人與交往，我想許老師亦有其「道」與「度」。他為我簽名的第一本書，寫的是「張鈞凱同學」；為我簽名的最後一本書，寫的則是「鈞凱同志」。稱謂之間的變化，多少說明了我通過了老師某些「考驗」，並得到了他的認可。

有次去探望老師，他明確地「交代任務」給我，希望我能夠在中國大陸研究上繼續花工夫鑽研，還特意領我參觀了他的書庫，告訴我只要有興趣的大陸議題藏書皆可帶走。那一次，他也事先準備好刻有「中國大陸研究小組」的牌匾要交給我，那是1997年老師在台大法學院所組織起來的學術社群。這塊牌匾沉甸甸的，深知這是老師要我接棒下去的意思，責任重大，一直不敢帶走，等到老師遠行了，我才提醒自己不能忘了他的「交代」，開車把牌匾載回家，並儀式性十足的掛在書房裡。對於這塊「招牌」，我格外慎重，第一次對外使用，是為聲援遭以色列種族滅絕的加沙巴勒斯坦人連署，我想老師在天之靈，絕對會支持且認同我這麼做。

在老師研究的眾多領域中，為什麼「安排」中國大陸研究交代給我？老師從未明說，但我推測，一來我曾經負笈北京大學，對大陸、兩岸有一定的認識與瞭解，二來則是在想法上的心有靈犀。在與老師相處過程中，他從未明說過自己的兩岸主張，但可以感受到他對大陸的認識與情感，那不只是來自於民族認同，更來自於對霸權的反抗，與相應而來對被壓迫者的同情與共鳴。

從老師承繼自小林直樹教授回到和諧「自然」、反對霸道「作為」之思想，大致也能推敲出老師對兩岸問題的內心傾向。兩岸的分裂是如何造成的，答案有史可據，不證自明。當許老師論述國際關係議題時，往往最末尾都會聯繫到中國問題，體現了中國大陸在世界上不可忽略也無法迴避的重要性，其中也寄託了他的深刻期待。

例如2019年許老師的《英國史綱》增訂三版問世，84歲的他自己在電腦上敲打出新增的第17章《21世紀的抉擇》。他從大歷史的視野切入，看到大英帝國國勢鼎盛的一百多年後，世界霸主換成了美國，但快速崛起的中國，影響力已延展到歐亞大陸，甚至打破了西歐經濟一體的壁壘。相對於此，「不難想見英國乃至歐洲和美國的同盟關係其實並非堅若磐石，且世局的變化已經不能如以前盎格魯撒克遜人可以呼風喚雨那樣隨心所欲了。」

這段判斷短短百餘字，是老師每日用功於國際情勢發展的心得，也是他對未來世界的預見，更是一種期盼。從當前世界大變局來看，老師的遠見是準確的，對其念茲在茲的台灣而言，無疑是一記當頭棒喝。許老師在養病期間，有時精神不佳，每當傅老師告訴他中國大陸有何新進展、新突破時，宛如一帖良藥，許老師都能被激勵而感到振奮。

許老師的「中國觀」或說「中國情懷」，我始終認為不只產生於殖民經驗，還包括了台灣光復後，他於1949年9月入學的新竹義民中學。許老師不僅一次提到，當時教國文的姚錦、教歷史的黃賢忠，以及教地理的黎明華，三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老師，教學認真，與本地同學相處融洽，讓他印象深刻。

中學生許介鱗不知道的是，他所感念的三位好老師，在那個中國命運轉折的大時代，都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1951年7月發生白色恐怖「義民中學案」（省工委中壢支部姚錦案），姚錦、黃賢忠等四人遭判處死刑。黃賢忠就義前寫下的《絕命詩》之一：「黃昏入海搏蛟龍，碧血橫染馬場町。千萬頭顱作一擲，人民從此享太平」，展現了他們的志氣與理想。

許老師日後曾回想，自己走上政治學的研究之路，冥冥之中乃受到了黃賢忠等老師的感召。「黃老師願意把整個生命和精力，終究貢獻給台灣社會和人民，這是多麼有氣魄的肺腑之言呀！」他由此立志：「我們還是記得黃老師們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偉大精神，不亢不卑而有尊嚴地奮鬥下去。」

許老師為國民黨政府白色恐怖帶來的不公不義，感到不解與疑惑。與大陸隔離的「反共」與「恐共」政策遺緒至今，致使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無法理解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當然沒辦法領會和直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為中國大陸帶來「和平崛起」的事實。許老師致力於中國大陸研究，並希望延續下去，我想這些被「轉型正義」簡單化的歷史軌跡，無非是其極為重要的原因與動力。經由深入研究，對中國大陸現實內在肌理與歷史縱深的體悟，能夠高思在雲又撥雲見日，正是許老師留給我的第三份寶物。

這三份寶物看似彼此獨立，互不相關，但細心領略，再結合許老師一生的學術志業，事實上可以看出連貫其中的主要線索：面對眼前一切的人云亦云，我們應該保持批判與反思，站在最為自然的主體性，對抗所有試圖蒙蔽良知的企圖與野心，清醒地為世間立良善。許老師曾寫下17世紀法國數學家、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這段話送給我：「被一條河限制的可笑的正義呀！在庇里牛斯山的這邊以為是真理的，在另外一邊不過是個謬誤。」我以做為許介鱗老師的學生，感到深深、深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