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6）是中共「長征」90週年，它對社會主義新中國具有決定性的歷史意義。
《紅軍與長征》一文，算是我對中共「長征」的歷史序幕拉開了。
30年前筆者正人生英年階段，曾分段分期以旅行方式行走過當年中共中央紅軍「長征」時的萬水千山最為艱難的一段路程，特別是走過閩西、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川西北等地。如今年老力衰，無法再做第二次「長征」實探。本篇所寫兩萬五千里「長征」歷史路程的實況，就是以當年實際旅行體驗做基礎，以《紅旗飄飄》為歷史經驗座標，檢視斯諾眼裡史詩般的「長征」。
為什麼要重新回憶中共「長征」歷史？旨在鑑往知來。試想，當年「長征」何其艱難，中共最後居然能勝利地到達陝北延安。如今回想，「長征」時的紅軍是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它後有國民黨軍的追剿，前有各省地方軍閥甚至土著武裝的攔阻和對抗，它的「長征」成功，說明它不但能死裡求生，而且能百戰不殆。它今天的現實意義是，只要民進黨當局膽敢宣布「台獨」，解放軍必跨海「東征」，武統台灣，這就叫「鑑往」而「知來」。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說，「在世界各國中，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迷」。這個「迷」對斯諾來說，是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親口對他說的「長征。」斯諾如此描述：「在他們的西北長征中，有著無數的困難，而（戰略）退卻就要在這些困難中通過，這是很不容易的」。他繼續指出，整個「長征」的歷史是一部「冒險、搜索、發現、人類勇氣和畏縮、狂喜與歡欣、遭難、犧牲和忠心，一切都像一種火光似的，照耀著成千上萬的紅色青年們的熱情、希望和革命樂觀主義。他們永不承認失敗，不管它是由於人力、自然和死神。一切這些事情，以及許許多多別的事情，都包括在這種近代獨一無二的奧德賽（荷馬史詩）的歷史中」。對中共，乃至對當代中國，兩萬五千里長征是荷馬史詩2.0。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裡告訴斯諾的「長征」，指的是江西蘇區的中共中央及其所帶領的紅一方面軍於1934年10月16日夜間離開瑞金開始跋涉為期一年的兩萬五千里的長征。斯諾聽到的是，「從福建的最西點，直到陝北延安的終點而言，這中間有許多曲折迴轉的前進與後退，參加長征的紅軍戰士的某些部分，確實走過了兩萬五千里」。斯諾特別強調，「這次整個的征途，都是徒步越過了世界上最難行走的道路，有許多都是不適宜手輪車行走的，他們越過了亞洲最高的山脈和最大的河流，這是徹頭徹尾的一個長期的戰爭」。斯諾的話一點都不誇張，《紅旗飄飄》上就是這麼寫的，一甲子後筆者曾多次應邀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會後旅遊行走，參觀訪問，路過雲貴高原，橫渡金沙江，親眼眺望大雪山脈，跋涉松潘大草原上，下車徒步仰望過高聳在草原丘陵山崗上的「紅軍長征紀念碑」，所見所聞所感，跟斯諾形容的一模一樣。
紅軍的長征與中共政治的長征雖然是一體二面，都是中共黨政軍有機體的大西進，斯諾對此看得很清楚，由此，他描述「長征」是「整個國家的遷移」，意涵是，這是中共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由江西中央蘇區整個地經過兩萬五千里「大遷移」到陝甘寧蘇區。
沒有「長征」，沒有「延安經驗」；沒有「延安經驗」，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長征」對當代中國的決定性歷史意義在此。
1934年10月16日夜，中共中央及其紅軍舉著火把，形成長達數里火龍般軍民隊伍離開瑞金，度過寬達605公尺于都河後，連續遭國民黨軍包圍著華南蘇維埃區域的四道防線阻截。中央紅軍必須突破這四道防線，才能邁上第一階段長征路途。
紅軍的奮勇加上指戰將領的智慧，在強大敵人包抄下突圍而出，化險為夷。斯諾記述，「第一道防線是在江西，是1934年10月21日擊破的；第二道在湖南，是11月3日被佔領的；一個星期以後，第三道（也是在湖南的），也在一場血戰以後，落入紅軍手裡。11月29日，廣西和湖南（國民黨）軍隊，放棄了第四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紅軍向北轉入湖南，開始準備直線朝向四川推進」。
一個月零八天，中央紅軍就擊破四道堅固防線，打了九次仗，南京動員了包括陳濟棠、何鍵、白崇禧等110個團兵力加以圍阻均功敗垂成，可以看出紅軍的戰鬥意志與力量。
由湖南直走四川，中共中央及其紅軍打算藉此走入那裡的蘇區（川陝蘇區），與徐向前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合。但後有追兵，前有阻撓，加上自然地理條件困阻，中央紅軍不可能想「直走」就直走四川，反而是彎彎曲曲，在前進中有退卻，有時在同一個區域一直打轉，繞了幾個圈子才擺脫敵人追剿，突圍而出。
關於「長征」由理想走入現實一事，當時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軍指戰員書》（1935年2月16日）裡如此說：「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
斯諾說，中央紅軍在經由江西、廣東、廣西、湖南的進程中，遭受了很重大的損失，當行抵貴州邊界的時候，他們的數目減少了三分之一（離開中央蘇區時紅軍是九萬人，更確切說是八萬六千人，等於第一階段長征紅軍損失將近二萬八千人以上－筆者按）。這種損失，第一、是因為有一大批的輜重運輸，行動不便。僅在這一件工作上，就動員了五千人。在許多情況下，前鋒隊伍很嚴重地被拖延停留著，這使敵人有時間準備堵截阻礙。第二、是因為從江西出發後紅軍一路保持著一條向西北的路線，這使南京能夠「預測」到紅軍許多的行動，方便空軍臨空轟炸。
第一階段「長征」，在強渡湘江後，紅軍一下子損失近三萬人，這樣重大的損失是中共中央策略的失誤所致，中央軍委在貴州及時採取新的戰略調整。他們開始改變箭頭形狀的前進方式，改用許多分散的游擊戰術，讓南京的飛機更難知道紅軍主力部隊每天的行蹤。此一戰術是，兩支或四支隊伍在中央縱隊兩側，從事閃電式游擊戰，讓前鋒部隊成了一種鋏形前線。此外，紅軍只留下很少的輕件器械，讓部隊輜重大大減少，目的是為避免日間的敵人空中轟炸，整個行軍儘量曉宿夜行。
夜間行軍伸手不見五指，楊成武將軍在《憶長征》中說「隊伍隱在山影裡，看不到一點行縱」；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哈里森‧索爾茲柏里（H. E. Salisbury）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描述：「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在自己背後拴上白布條以利後面同志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後面的同志要將雙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後面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鄧小平後來回憶「長征」說得更明白：紅軍戰士長征夜行軍，「跟著前面的人走就行」。可以想見，長征初期，除了少數的紅軍將領，戰士們對長征的道路、方向與目的地則「一無所知」，而且大多時間都是夜行軍。
長征道路崎嶇艱困。第一階段長征路途還在丘陵一般山區中，第二階段路程是橫渡怒江，爬越大雪山，跋涉松潘大草原……曲折艱困，難度空前絕後。
蔣介石預料紅軍會企圖渡過長江直入四川，斯諾說，蔣從湖北、安徽、江西調動數萬國民黨軍隊，急向華西區域運送，試圖從北方來切斷紅軍前進的路線，「一切的交叉路口都用重兵防守著，一切的渡船都撤回到長江北岸來，一切道路都堵塞了；許多區域裡的穀類都被（搶先）收割了」。
蔣介石用切斷與圍堵的策略將中共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途逼向南行，走入地無三里平的貴州。南京眼見紅軍南走貴州，立刻調撥數萬部隊開入貴州，增援軍閥王家烈的一支「鴉片軍隊」，同時商請軍閥龍雲派兵在雲南邊界設置軍事障礙，堵住紅軍向東。斯諾記述，「所以在貴州的紅軍遇見20萬的聯合軍隊，紅軍的道路各處都被攔阻了」。中央紅軍此時一面直擊貴州「鴉片軍隊」，並予擊潰，接著在敵軍團團攔阻下，為試圖穿越貴州，採取迂迴式游擊戰術，以圍繞省城貴陽為中心的軍事行動打了四個月仗，「在這期間，他們擊潰了五個師的敵人軍隊，攻佔了王家烈的總司令部，佔據了他在遵義的西洋式的別墅」；此外，「他們還集得了近兩萬人的新戰士」。由此可見中共長征第一階段貴州征途中，不但正面有貴州當地軍閥的抗擊，同時有西面雲南敵人的攔堵和南京派遣增援而來的北面大軍夾擊，在貴州原地打轉四個月中，紅軍居然擊潰五個敵人師團，可以看出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以寡擊眾的戰鬥力。
中共在貴州長征途中如何從戰術迂迴中突擊出去，必須在戰略上再做調整，否則只能原地打轉，於是有了著名的「遵義會議」。
中共於1935年1月15-17日在占領的貴州遵義城內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這為一期三天的會議為「遵義會議」），會議改變原來「三人團」秦邦憲（博古）、李德（共產國際中共最高軍事顧問）、周恩來的政治領導，增補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形成張聞天（洛甫）、周恩來、毛澤東三人新集體領導，讓毛澤東重新恢復了對紅軍的軍事領導權，軍事指揮由朱德、周恩來負責。
不能以簡單權力鬥爭看「遵義會議」，長征初期中共中央軍事領導主要由國際派博古依靠共產國際派來指導中共軍事的德裔李德負責，李德懂馬列主義軍事理論與戰術戰略，但不清楚中共紅軍具體情況，亦即毛澤東說的他不懂「共產革命理論」如何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問題，因此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初期，貴為「最高軍事顧問」的李德在軍事指揮上表現並不優異，在一定程度上讓「反圍剿」失利，尤其「長征」初期強渡湘江紅軍兵員的大量傷亡，引起紅軍內部對博古、李德強烈不滿，連國際派的王稼祥、張聞天都改變態度，轉而支持本土派的毛澤東。
「遵義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肯定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單純軍事防禦路線」，罷免博古總書記職務，改選洛甫負總責，毛澤東負責軍事領導。
「遵義會議」後，紅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改向國民黨軍隊力量薄弱的黔西南挺進，再沿著藏康川邊區渡過金沙江北上，讓「長征」進入第二階段，從此長征與毛澤東結為一體，成為浩氣長存的軍事史詩。因此，「遵義會議」是中共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捩點，在極端危急的關頭，這場會議挽救了紅軍，也拯救了中國革命，是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中共至今還完整地保存「遵義會議」會址，紀念「長征」的革命轉折。
蔣介石查知中共紅軍「長征」新路向後，迅速集結國軍於貴州、四川邊境，試圖在軍事策略上先行堵塞紅軍不久準備渡江的那條縮短而直接的道路。關於這一點，斯諾如此說，蔣介石「他那時把他的消滅紅軍的主要希望，放在攔阻紅軍的工作上，不論紅軍在任何處所過江，他希望把他們推進到西南邊疆和西藏的荒地裡去」。斯諾還進一步指出，蔣對於他的各個司令官們和地方軍閥們發出電報：「『國家與黨的命運』，就依託在把紅軍封鎖在長江以南」這一著上。
歷史證明，蔣介石的策略構想未能置他的敵人毛澤東和紅軍於死地，第二階段「長征」的歷史實踐又一次否定了蔣介石「消滅紅軍」的軍事構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