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深陷「抹黑門」弊案，支持率下挫，試圖加碼抗中外交力道，藉中國刷存在感。繼2026年6月中旬七國集團（G7）首腦峰會後，7月2日訪問印度，摸索「聯印制中」的外交路徑。
高市出訪印度，係日本首相2023年以來首訪，延續兩國首腦的「穿梭外交」，並為來年日印邦交75週年暖場。高市與莫迪舉行會談，出席日、印商界組織的「日印聯合經濟論壇」。在日中關係低迷之際，引人關注。
高市對莫迪承諾，將在新質能源生產等領域合作，並向印度投入規模達兩兆日元的民間投資。能源外，日印將共同發展人工智能（AI），深化防衛裝備合作，印度將成日本鬆綁「防衛裝備移轉三原則」後的武器出口對象，並共同研發新武器。此外，日本亦深耕印度製造業，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統計，至2024年10月，投入印度市場的日商達1,434家，近半數為製造業。
高市訪印除著眼經濟外，亦在安全戰略合作，將印度設定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的重要戰略犄角，就日本、印度及美國、澳洲組成的合作框架「四邊機制」（Quad）在內的議題，與印度討論實現FOIP的相關舉措，將印度定位為FOIP核心支點，在南亞拉開牽制中國的戰略空間。「高市外交」佈局韓國、菲律賓及印度等中國周邊國家，以建構對中外交突圍的條件。
中國對日稀土斷供，打亂日商的生產排程，經團連等日本企業團體與北京溝通無門，要求高市打開對話，改善日中關係，但高市想另闢蹊徑，謀求與印度在稀土等關鍵礦產供應鏈合作，將與印度推動稀土供應鏈「去中國化」。
高市希望延續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印太戰略，積極拉攏印度，與莫迪要「以兄妹相稱」，再續安倍、莫迪「兄弟」情。然而，「兄妹」能否複刻「兄弟」情，還取決美國對印度的態度。印度雖與中國存在邊界問題及貿易摩擦，但很難揚棄長期奉行的「全方位外交」，與日本敵愾同仇。何況印度與中國同為金磚國家（BRICS）成員，中國更是印度第二大貿易夥伴，不存在高市言下的「經濟威壓」，「挺日脫中」在「莫迪兄」是不現實，在印度更有違「不結盟」的立場。
日印首腦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莫迪雖表示「實現自由、繁榮、基於規則的印太是我們共同的優先事項」，卻避免點名中國。中、印年來高層互動增加，關係趨向穩定，日、中卻陷入緊張升溫時期。「莫迪兄」歡迎「高市妹」走向印度，但不以脫中、抗中為代價。印度無意淪為日本抗中的工具，將日印關係打造圍堵中國的戰略軸心。
美印齟齬更添日印關係變數。美國總統川普不似第一任期與日本的「印太戰略」同調，美國國防部6月將「印太司令部」恢復為「太平洋司令部」，對Quad意興闌珊，認為此聯盟架構成本高，美國又承擔過多防衛義務。川普上任近兩年，至今未曾召開Quad領袖峰會。川普在東亞戰略中看淡印度的角色，缺乏美、印聯盟的戰略思考。美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甚將印度視為經濟與戰略威脅。
高市聯印抗中屬一廂情願，也與川普政府對印外交有距離。高市「抗中」不回頭，但莫迪意在美、中、俄「大國再平衡」，顯見不僅中國因素難以成為日、印戰略結盟的催化劑，川普更是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日印對如何處理對美、對中外交缺乏共識，這對「兄妹」唯一的共識或在「大夫有私交」，有「情」！
「高市外交」一路從G7到印度皆以中國戰略嚇阻為念，高市在G7以《構建新的夥伴關係與重建國際團結》為題，發表演說稱，「對於中國針對日本採取的措施可能影響G7及理念相近國家供應鏈的狀況，日本深感擔憂。」高市呼籲G7共同應對中國的「經濟脅迫」，力推《關於確保關鍵礦產供應鏈的G7領導人宣言》。
G7雖認同高市對降低對中國稀土供應依賴的呼籲，但歐盟、法國、德國、義大利未與她的「經濟脅迫」同調，避免G7與中國陷入全面對抗。列席G7峰會的韓國、巴西、印度、埃及與肯亞甚至未簽署「宣言」。韓國與日本同為美國的盟國，但韓國不與中國對抗，更無意在稀土供應上與中國脫鉤斷鏈。
韓國對中國的礦產及原材料依賴程度極高，李在明政府與美、日保持友好，亦須務實的處理對中關係，避免經濟利益受損。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2026年2月5日宣布，韓國正探索與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鍵礦產供應鏈合作關係，以確保先進技術產業所需稀土的穩定供應。
高市拉高分貝直言中國經濟脅迫，但「宣言」未點名中國，為歐盟對中外交留下餘地。此異於高市對外宣稱「我提議攜手合作，獲得贊同」。日本主導的「宣言」未能促成G7在對中問題上團結一致，反倒透露出席G7峰會各國在中國政策上的分歧。
高市遠交近攻，佈局「圍中」，但卻步步將日本推入與中國衝突險境，無助日本避免「日本有事」的周邊安全環境。為反制日本，北京推進中、俄戰略協作，繼6月27日聯合空中戰略巡航後，7月6日起在青島附近海空域舉行「海上聯合2026」聯合演習。中、俄戰略接近，從提升軍事透明度走向遠海聯合作戰能力驗證，構成與中、俄同時交惡的日本南北兩端受敵，防衛備多力分，陷入安全上的絕對不利。與此同時，解放軍戰略核潛艇7月6日向太平洋成功發射一枚搭載模擬彈頭的戰略飛彈，驗證海基戰略核武第二擊能力。
高市上台成為日中關係急轉直下的拐點。高市雖對惡化的日中關係表示，「將構築有建設性而穩定的關係，對話是開放的」，但在外交及安保上持續加碼「抗中」，試圖建構「反中聯盟」，言行不一，日中對立持續升高，更從政治領域擴大至經貿領域，雙方全方位較勁。
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指出，台灣防阻戰爭不應只談「拒止嚇阻」與「懲罰性嚇阻」，將和平託付於大國，亦須重視「政治承諾」與避戰策略，以防捲入地緣衝突。然而，賴政府對美、日亦步亦趨，與北京強力對抗，不思交流、對話重塑「政治承諾」，兩岸儼然重回冷戰時代，台灣淪為聯盟體系邊緣，宛如二戰前夕的波蘭。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6月中旬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反駁中國對日本正推進「新軍國主義」的指控，他說在安全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下，日本若要維持和平須加強防衛力，檢視和平主義。小泉的「安全環境巨變」意指中國的「龐大的軍火庫」，反映出中日缺乏戰略互信衍生的「安全困境」。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為日本染指台灣伊始，亦係中國與日本位置在東亞之逆轉。然而，「牡丹社事件」亦為清廷積極治理台灣的開始，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禎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赴台理政。沈葆禎不僅布防台灣，更著手台灣之建設，成了日本建立海權覬覦的灘頭堡。
歷史上，台灣是日本侵華的首站，中日關係自此陷入「殖民」與「戰爭」，而近代日本的「亞洲主義」譜出侵略東亞的歷史。《馬關條約》使日本得到垂涎已久的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福澤諭吉百年多前曾直言，台灣在中國手上，有如榻邊之鼾聲，將令日本寢食難安。日本繼1879年日併琉球，改置沖繩縣後，再獲台灣，除可確保日本經濟發展所需之熱帶物資，更確保其南面之安全，可進取東南亞。
《馬關條約》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首度嘗到戰爭對國家的「好處」，並在日俄戰爭後進一步確立藉戰爭染指東亞全境的亞洲戰略。《馬關條約》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打破「島國」格局，實現江戶中葉日本思想家本多利明楬櫫的「海洋國家」，並因取得台澎、遼東及朝鮮半島步上殖民主義。
中山先生曾致書友人犬養毅首相，言及日本將為被壓迫者的友人，亦或是被壓迫者的敵人，此道「敵乎？友乎？」的提問近似於1924年11月在日本神戶發表之「大亞洲主義」的演說中，對日本徘徊在「霸道之鷹犬」或為「王道之干城」之質問。但在「西伐利亞體制」取代「華夷秩序」後的東亞，深受福澤諭吉影響的日本認為「王道」是悖理之論，而「霸道」始為合理之道，終究選擇「霸道」之途，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中江兆民的「小國主義」曲高和寡，內田良平的「大國主義」壓倒一切，日本的「脫亞」與「興亞」因此變調為侵略亞洲各國的飾詞。戰後面對西方的「被害者」意識，日本仍不脫明治時期以來，視「大東亞戰爭」為領導東亞國家抗擊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救贖，其對東亞諸國的侵略竟成「不得已的戰爭」。
若高市執意將日本推回昭和前期歷史，中日再戰，不僅東亞的經濟繁榮付諸東流，印太國家亦可能捲入，二戰後的「長和平」將難以為繼，維繫和平的唯一機會是重拾外交理性，揚棄對抗心態，與軍國主義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