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兩萬餘軍隊在江西南昌發起了武裝暴動。這次暴動打響了武裝反對國民黨當權派的第一槍，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開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軍隊的歷史起點。
一、暴動的背景
1927年春夏，國共合作局勢急轉直下。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共」，被捕殺的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左派三十多萬。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形成寧漢對峙局面。5月，楊森、夏斗寅、許克祥等人先後在各地鎮壓共產黨人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群眾。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公開宣佈同共產黨徹底決裂，並公然宣稱「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至此，因推動國民革命而展開的國共合作全面破裂。
面對嚴峻的政治局勢，中國共產黨領導群體開始逐步擺脫陳獨秀的妥協觀點，謀求武裝反抗。針對許克祥發動的「馬日事變」，蔡和森率先提出在兩湖地區開展暴動的方案，明確主張在反許鬥爭中「應發展農軍至五萬以上」。毛澤東、惲代英、葉挺等人也都主張武裝反擊。7月12日，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完成改組，陳獨秀被停職，成立了由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張國燾組成的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次日，中共發表對政局宣言，宣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與「國民黨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中共臨時政治局隨即作出部署，計劃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南昌成為首義地點。
選擇南昌首舉義旗，與當時特定的軍事局勢有關。當時的汪精衛集團「分共」的同時，以「東征討蔣」為名，命張發奎將其第二方面軍向九江及其周邊地區集結，該部隊中就包括了由中共掌握的賀龍第20軍、葉挺的第11軍24師。以這兩支軍隊為基礎，加上在南昌有共產黨人朱德領導的軍官教育團可作為內應，軍力達兩萬之眾。相比之下，南昌城內守軍只有朱培德的一個直屬警衛團、第三軍的兩個團、第九軍的兩個團和第六軍的兩個團，總兵力只有三千餘人。這是中共發起武裝反抗行動的難得機會。
二、暴動經過
7月20日，李立三、譚平山、聶榮臻等人在九江召開會議，主張應「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實行南昌暴動」。24日，李立三、鄧中夏、惲代英等再次在九江召開會議，決議「軍隊於28日以前集中南昌，在28日晚舉行暴動」。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此案後決定成立中共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和澎湃組成，周恩來擔任前敵委書記，並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南昌發動武裝暴動。26日，周恩來抵達九江，報告中央意見，開始積極推進軍事準備。27日，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等人一同到達南昌，於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敵委員會並召開會議，具體部署南昌暴動事宜。原本計劃在7月30日發動起義，卻因共產國際代表的來電和張國燾的異議，推遲到8月1日凌晨。
8月1日凌晨，起義終於爆發。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戰事基本結束，除一部分逃往進賢、豐城方向，城內國民黨守軍基本被殲。南昌武裝起義贏得了勝利。戰事結束後，為團結國民黨左派人士，中共仍以國民黨名義召開中央委員及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決議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推舉鄧演達、張發奎、譚平山、賀龍等25人為委員，由宋慶齡、賀龍、張發奎、鄧演達、譚平山、郭沫若、惲代英七人組成主席團。宋慶齡等人簽署發表的《中央委員宣言》中明確主張要繼續堅持三民主義，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延續革命。
三、南昌－瑞金－延安－北京
起義前，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即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制定了南下廣東的計劃，其戰略目的主要有二：第一、建立革命根據地。起義軍南下途中發佈的《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告全體官兵書》指出：「到了廣東，方可以保存我們真正革命的力量，發展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設革命的新根據地。」第二、廣東為沿海地區，能夠依靠出海口獲得共產國際的援助。因此按照既定計劃，8月3-5日，起義軍即先後開始撤離南昌，計劃經由贛東經過尋鄔後直取東江。中共中央亦於南下途中致信中共廣東省委，要求在東江全力接應葉挺、賀龍部隊。
起義軍自南昌向臨川地區撤退之際正值酷暑，沿途山路崎嶇，士兵負荷沈重。加之國民黨方面的政治宣傳，當地農民大多躲藏，部隊難以獲得補給，軍心開始動搖。從南昌出發不久，蔡廷鍇即率第10師叛逃；不久第20軍參謀長陳浴新及第20軍5團約七百人也相繼發生脫離。與此同時，因中共的政治宣傳不到位，許多士兵並不明瞭此次起義的意義，自發逃亡現象亦非常嚴重。另外，此時部隊中軍醫匱乏，「兵士病死極多，沿途倒斃者絡繹不絕」。僅行軍三日，部隊實力損失三分之一以上，遺棄子彈將近半數，破擊砲完全丟盡，大砲也丟了幾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將近四千。
為了扭轉軍心渙散的局面，中共在臨川南下的過程中在部隊中加強了政治宣傳。賀龍發佈《告全體官兵書》，著重詮釋了南昌起義的必要性和意義，他揭露蔣介石、汪精衛集團的「反農工叛黨叛國勾當」，指出「南昌起義以為吾黨革命同志及全國有志之士倡」，這次起義乃「完全是站在黨的觀點上的行動」，並強調此次革命的行動「既是為實行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問題而奮鬥，自然就是為解決我們自身問題而奮鬥」。經此宣傳動員及基層組織整頓，軍心趨於穩定。隊伍行至瑞金後，於8月25和8月30日分別在瑞金和會昌與前來討共的錢大鈞部隊展開戰鬥，9月2日又在會昌擊敗黃紹竑部兩千餘人。三戰皆捷，極大地鼓舞了士氣。
瑞金、會昌三戰雖勝，但起義部隊損傷官兵近千人，彈藥消耗亦多。又由於此前部隊的叛逃，前敵委員會擔心軍事計劃洩露，於是決定改道由汀州、上杭南下，後又決定主力部隊繞道潮汕以獲海上接濟。9月22日，第11軍第25師佔領大埔縣三河壩，主力繼續南進，於9月24日佔據汕頭。國民黨方面，錢大鈞率殘部牽制起義軍第25師，黃紹竑部經豐順進攻潮安，陳濟棠、薛岳部三個師和潮海警備部隊一萬五千餘人組成東路軍由河源東進。9月28日，起義軍主力六千餘人在揭陽縣山湖地區與東路軍遭遇，戰鬥至30日，起義軍失利撤退，傷亡兩千餘人。10月3日，起義軍主力與從潮汕撤出的革命委員會會合後向海豐、陸豐地區撤退，途中再次遭遇東路軍，部隊潰散，餘部一千三百餘人進入海陸豐地區加入東江地區革命，革命委員會和起義軍領導人分散轉移。從三河壩地區撤退的部隊在朱德和陳毅率領下後參加了湘南起義，並於1928年4月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湖南「秋收起義」後撤退到井岡山的部隊會合，共同創立中央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在這一過程中，中共軍事領導人對軍隊實行多次整編，建立起中國工農紅軍軍事體系，不再沿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
1931年11月7日，以紅軍開闢的工農革命根據地為根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紅軍於1936年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將紅色革命中心從南方轉移到北方，形成了以延安為中心的新革命堡壘；隨後日軍全面侵華戰爭爆發，紅軍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加入了全國抗戰的序列，在抗戰中迅速壯大；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當局再次試圖用武力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最終在1949年取得了國共決戰的勝利，建立了以北京為首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這一切，都跟南昌暴動這個關鍵性起點有著深刻的淵源。1933年夏，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做出決議，規定每年的8月1日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紀念日，紀念這支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革命軍隊。1949年在籌備新中國政府成立的過程中，關於軍旗樣式的設計，毛澤東明確指示，軍旗上一定要有「八一」兩個字。從此，這面印有「八一」字樣的鮮紅軍旗，就正式成為了中共紅色軍隊的象徵，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