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華傳統少數民族的治理
美國知名的政治學者亨廷頓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乙書，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偽裝成國家的文明。」其後英國的學者馬丁‧雅克（Jacques, Martin）在他的名著《當中國規則放諸四海》說過相同的話，若從西方政治知識角度而言，可算是十分貼切的描述，因為中國不是西方人歷史中所熟知的「國家」，西方人所知道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意即一個主權國家的政治領土，與特定民族的社會群體邊界大致重合，讓居住在其中的人民擁有共同的文化與集體認同。所以國家的地理疆界應是與民族的文化認同範圍完全一致。
然而中國不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中國是57個民族，數千年來長期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從早期的中原農耕與遊牧民族碰撞，到歷朝歷代的戰爭交鋒、政治聯姻、經濟貿易、文化交流與人口遷徙，各族群在廣袤的疆域上長期互動，最終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多元格局。
因為中國的各民族交流互動自然形成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特徵的整套生活文明，依賴這樣的生活文明的是人民，不是國家政權的邊界，反而是政權依賴此一文明，當朝廷的施政順應至少不違背此一文明的基本要素時，政權便得以存在，反之，就被推翻，所以中國的朝代不斷更替，甚至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但文明一直沒有中斷。
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諸國與周邊的戎、狄、蠻、夷頻繁接觸。在長期的征戰結盟中，這些族群逐漸認同中原文化，融入「華夏」體系。
漢代的「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原與西域各族（如匈奴、烏孫、龜茲等）的經濟、宗教與文化交流。同時，透過「和親」政策與屯田戍邊，進一步推動了民族間的血統與文化交融。
五胡入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遊牧民族大規模內遷，進入中原建立政權。胡漢融合。這些政權在統治中原的過程中，逐漸採用漢族的典章制度與農業技術。南北融合。從魏晉以致隋中華民族也生發在南北之間，北方士族大舉南遷，形成南北民族的混合。
大唐包容。西突厥、吐蕃、回鶻、南詔等民族，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是以少數民族與漢族往來密切，政經文化交流頻繁。
明清時代，制度差別治理與文化多元並存。特別是明清之際，對外接觸日益複雜，明清兩代總匯了中原王朝傳統的治理之策，和親政策、羈縻政策、改土歸流、因俗而治。在經貿方面，關卡邊貿、茶馬古道、絲綢之路等使得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交流、交往更加頻密。而這一切都只是中央朝廷頒旨，地方官吏實施行政管理，並沒有西方的國家意識和國家邊界意識。中國政權的中國、外國意識始於宋；而邊界意識則晚至清末至民國初年積極在邊疆設省（如新疆在1884，台灣在1885年建省，東北在1907年改制）。這是因為傳統的中國帝國採用「天下觀」與「朝貢體系」，邊疆多為模糊的化外之地或勢力範圍，沒有明確的界線，直到西方「主權國家」的概念體系地傳入後，才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所以說，以近代西方的國家定義來看，中國確實是由漢民族以自身的文明為基礎，在長期地互動中吸引也吸收了漢民族生活圈周邊的少數民族，而形成的統一多民族的帝國。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少數民族在近代中國孱弱時期，依然沒有受到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如果我們從少數民族的視角看，就十分清楚，少數民族回顧其歷史、傳說、口耳相傳的詩歌等，必然瞭解他們的祖先與漢族有過激烈的戰爭，彼此互有殘酷的殺戮，但也存在過長期和平的交流、交往，最終不論在硬實力或軟實力，均不敵也脫離不了漢族，而漢族對少數民族治理的手段，更是他們願意與漢族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重要因素，迄唐以來，漢族在少數民族的治理大抵三策。第一「和親政策」是增進信任、增進貿易、增加瞭解及文化交流。第二「羈縻政策」、「因俗而治」都是包容尊重、多元一體。第三「改土歸流」是政治統一的法理基礎和統一象徵。
除了以上的無可辯駁政治治理策略之外，更重要是中華文化的力量，我們翻開史乘，看看漢族歷代史書記載的少數民族人物，就可以理解。根據由高文德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中國民族史人物辭典》乙書中共收錄古代至清末少數民族歷史人物5,500餘條，參見條2,000餘條。共7,500位少數民族菁英分子。少數民族出身的政治家、經濟家、實幹家（經商、務農、放牧、水利等）、教育家、文學家、書法家、軍事家等。少數民族的菁英分子之所以可以載入史冊，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他們接受了漢族的教育，在與漢族的交流中，教育是對少數民族影響巨大的事，歷代中央王朝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置儒學機構，通過科舉制度傳播中原儒家文化。明代在鄉村廣泛設立社學，由官方選派教師教授少數民族子弟。清代設立義學，專為少數民族子弟進行啟蒙教育。因此，族際之間語言文字也得以傳播，尤其是漢族的語文起主導、長期作用，形成各族共同學習的大量漢文經書、史書、法典，如 《三字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幼學瓊林》 等儒家經典教材。許多少數民族文人，以儒家文化為底色，從事漢文詩歌、文章創作，如明代的王佐，即早期漢語文創作的少數民族文人代表。自然而然地傳承儒家的價值觀和精神財富。各民族文化根植於中華文化沃土，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脈。
二是漢族史官承認他們對整體的生存、發展作出具體的貢獻，從而提供了少數民族菁英分子更大的舞台和更出彩的人生。特別是以異族的身分，透過自身的努力，獲得多數民族的認可。這種成就更是難能可貴，同時對少數民族的青少年而言，認同這樣的文明，代表著被提供了改變其社會存在的平等機會。這就大幅消除了少數民族在政治認同與身分認同無法統一的認同鴻溝。
以漢族為主的朝代來看，在政治方面如唐朝的戶部尚書劉政會（匈奴裔）、尚書左僕射屈突通（突厥裔），兩人皆入唐朝凌煙閣廿四功臣，其後的宋朝少數民族的契丹建立遼國，遼史文獻中多有所記。明朝回族名臣馬文升等都是難得俊彥之士。
二、當代中國之少數民族治理與新困境
對現代國家而言，由於民族意識的覺醒，因此，民族議題、宗教議題、風俗習慣等，失去彈性教化的空間，就必須直面法律的規範，於是民族、宗教的差異就變成棘手甚而是無解的難題。中共政權建立後，同樣以法律規範。
從法制層面看。早在1949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9、50、51、52及53條就規定了相關治理少數民族的法理。
其次是政務院1952年8月9日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共40條。
其三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第六節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從第112條到122條規定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民族自治區」，「民族自治州」及「民族自治縣」，實行地方的自治機關是自治機關各級的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
其四1984年5月31日由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從上述立法的精神來看，基本上是以近代國家法律的概念，包裝傳統「羈縻政策」、「因俗而治」和「改土歸流」的包容、尊重、自治、不強制漢化的治理措施。
然而既是近代國家，管理上自然不同於帝制朝廷的管理。在法治精神下，《民族區域自治法》在實踐的過程中，充滿了「中央治理邊區」、「漢族協助少數民族」以及領導幹部執行的意志傾向。客觀而論，中共的少數民族治理是成功的，而且有成績的。然而，在一個近代史上備受屈辱，立國之後又備受威脅的新政權，在治理極複雜、敏感的民族、宗教問題上，自然是在一些傳統觀念的窒礙中，不斷摸索、完善其治理方法，而更棘手的民族治理問題，還在帝國主義國家利用矛盾，滲透、煽動少數民族不滿人士，不斷製造麻煩、動亂。
晚清以來，帝國主義國家一直覬覦我國邊疆，利用少數民族，尤其是有著自己宗教信仰的，用盡各種方法滲透，蠱惑他們將我國邊疆地區從中國分離出去，中共政權建立後，英國軍情六處特工曾諮詢如何將中國分裂成三個國家（內地、新疆和西藏），美、英情報機構對海外維吾爾人長達數十年的操縱，1951年美國國防部致信達賴，同意為西藏「抵抗運動」提供「輕武器」與資金援助。1959年3月西藏達賴集團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失敗後出逃印度。
先是美國多次阻撓北京與達賴喇嘛會談，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間，利用達賴集團在西藏地區製造一連串衝突，導致拉薩等地部分藏人公開示威；1989年3月5日示威遊行演變為暴力事件；之後又在2008年製造「3‧12拉薩暴動」，平息後，達賴集團教唆喇嘛自焚鬧事。
在新疆維族自治區，國外的挑撥、鬧事的黑手也從未間斷，特別是世界維族大會不斷遣人回疆，製造漢、維民族矛盾；伊斯蘭教極端組織的狂熱分子亦伺機散播維族獨立思想，2009年7月5日發生在新疆的「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暴發大規模的維漢民族流血衝突。2016年經舉報當時在自治區教育廳原廳長沙塔爾‧沙吾提、自治區教育廳原副廳長阿力木江‧買買提明等人，被策反成為維獨分子，在他們的策劃下，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版、2009版中小學維吾爾語教材存在嚴重問題。新疆中小學竟然使用包含血腥、暴力、恐怖、分裂國家等內容的維吾爾語教材長達13年！2015年2月提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反恐怖主義法草案」。確定「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是為害國家安全的「三股勢力」，三股勢力後面皆有帝國主義反華政客。
外因總是透過內因起作用，從中共治理民族地區的政策和方法看，一個「民族自治區」在發展上，在「國家安全」、「邊區安定」大戰略要求下，「區」的自治性必然受限，這就形成國家大戰略與地方發展戰略的落差；這種現象放在民族議題上，就會被少數民族中少數野心分子激化、利用，擴大為民族矛盾。何況過去的數十年間中國西部並不安穩，所以「民族自治」在落實上，必然是需要走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從對口支援角度看，雖然在經濟發展和現代化的成果十分豐碩，但一定程度上也出現某種援助與被援助的不平等關係，從而有發生援助項目水土不服，或援助項目不是人民得利，此外還出現「坐等援助」、「獎懶罰勤」現象。
2012年12月3日發生於中國湖南省岳陽市的「切糕事件」； 2014年3月1日晚間在中國雲南省昆明火車站發生的一起無差別砍殺事件，造成至少33人死亡、140多人受傷，被定調為嚴重的「疆獨」暴力恐怖攻擊。
以上事件都說明了中共在治理少數民族的問題上，雖然總體而言，成績斐然，在社會主義裡的指導下，將處於前農業時代生活的少數民族社會與中國式現代化連接；將封閉落後的邊疆，經營成活力無窮的亞洲陸橋；讓21世紀中國陸疆的生氣與生機一如20世紀中國海疆的開放與發展；讓中國東、西地區的平衡發展之路擺脫了傳統的幫扶、支援或協助，而走出一條西部地區自我循環的發展之路；讓少數民族的家鄉同樣擁有世界最前沿、最便利、最先進的生活機能，在這樣的生活下，不僅可以用開放、平等的心態對接與對話人類的未來。
然而以上的成就，都是以當代「現代化」的「三觀」為基礎，而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如今又逢大變局的新博弈時代，舊規則不見效，舊秩序正崩塌，而新規則、新秩序仍未組建，國際格局正在重整，「東升西降」大勢雖越加明確，但過程反覆，變數亦多。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將面臨二大趨勢挑戰：一是ICT科技賦能下，任何破壞手法均大幅升級，可以突破國界，可以透過巨大的算力，改變認知，顛倒價值，有可能成為更加隱蔽的「三股勢力」破壞分子。二是帝國垂死前會瘋狂到甚麼地步？
少數民族政策依然遭受極其嚴峻的考驗，特別是在科技超前發展和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兩種因素相疊加的情況下，新時代的少數民族治理當如何因應，便是新的課題。
三、「ICT賦能」與帝國新手段
（一）「ICT」科技日新月異
「ICT」就是資訊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簡稱資通訊），它是結合資訊科技（IT）與通訊技術（CT）的綜合概念。其中資訊科技的發展包括：電腦硬體、伺服器、資料庫與各種軟體應用程式。而通訊技術則包含：無線網路、行動通訊、衛星與電信服務。
近數十年來，ICT產業之所以蓬勃發展，其核心在於用「數位化」思維模式，從而在人類各項活動中形成廣泛的影響。
新世紀以來，尤其是中美博弈（2016年起）以來越發明顯，而2022年末ChatGPT問世以來，ICT的發展在中美競爭的壓力下，其技術的更新換代日益加速，如今，人們可以利用AI技術大幅提升運作效能，再透過雲端聯網存取與分享資訊，大量感應器獲取相關資訊，結合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技術的問世, 大大顛覆了人類對於溝通的感官經驗，隨著各種基礎技術的進步，未來的網路世界有望成為一個近似於直覺反應的有機體，可以即時地處理巨量的自動化智能資訊。
然而，這些技術的更新也被大量使用在不正當的方面，如散播謠言、蠱惑人心、違害治安、騙取財物，乃至威脅國家安全等。特別在國家間博弈，要是不斷使用最新科技破壞對方的團結，攻擊對方的弱點，在帝國運用科技，蠱惑中國少數民族，特別是利用境外少數民族的流亡人士向境內少數民族吹噓外國，惡意攻擊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措施。
（二）帝國主義者往昔科技反華作為
在以往自治區的維安單位，曾屢屢截獲國外駭客以深偽達賴講話攻擊中共治藏政策，污衊對口支援是漢人入侵，傳送假僧人「證詞」說寺廟、經文被毀，供達賴集團與西方智庫做為反華「證據」。再透過網絡輸入西藏。
在維吾爾族方面，他們在新疆用維吾爾語偽作歷史，號召「聖戰」，經由TGNA、ETIM關聯帳號分發，毒害維族青年。也同樣利用深偽技術，製作「再教育營」畫面，利用其他穆斯林地區的動亂，移花接木，或剪輯歷史事件影片，翻新處理，用以「控訴」漢人施暴維族。他們借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將上述假片面輸入伊斯蘭國家和地區，擴大國際反華圈。
今後他們仍將利用網路的便利，使用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語、維吾爾語等傳播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攻擊，如宗教自由、人權議題及西方個別政客支持流亡團體的訪談，同時捏造基層幹部任意搗毀寺廟，抓捕信徒的謠言來刺激民憤，滋生事端。
同時也可能在算力加持下，專門針對少數民族地區同胞上網的習慣、喜愛、嗜好，提供影片，短劇歌曲、漫畫等簡單易懂，不費時間的節目，潛移默化，逐步影響強化其民族國家的想像和欲求，以便從戰略上破壞民族團結的根基。甚至利用既有的官方宣傳，從中扭曲、破壞。也會收買少數民族的網紅在其私人的平台夾雜戲虐式，似真似假的嘲諷、污衊，看似笑談，實則以偏概全地諷剌，漸動搖人心，深埋分離的種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