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歷史上並非一個獨立的存在體，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文化即中華文化。隨著世界一體化的出現，中國遭遇西方列強侵凌，台灣比內地各省更早受到侵略，文化也屢遭破壞。正當台灣開始洋務運動圖謀自強的時候，1895年因清朝戰敗於學習西方而崛起的日本，被割讓成為殖民地。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文化政策，台灣固有的中華文化遭遇嚴重摧殘，但台灣知識分子和民眾不願屈服，通過各種途徑加以維護，與殖民者展開鬥爭。1945年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回歸祖國，台灣人民渴望重建中華文化，大陸學人紛紛來台，以其特有的資源優勢，與台灣文化人士一起，開始推動文化重建的工作。
光復後台灣所要重建的中國文化，已經不僅僅是古典的經史子集，而是吸收了大量世界文化因素的近代中國文化。民族化與現代化並舉，也是台灣民眾抗日運動以來的普遍要求。所以一開始，除了語言文字、教育、公共文化設施的建設外，興起過比較有影響的左翼新文化潮流。可惜當時的中國，正處在國共兩黨爭奪政權的戰爭狀態，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的重建均面臨困境，出現與民眾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壓嚴重打擊了具有民眾基礎的左翼文化，阻礙了文化重建的步伐，並使重建朝單一畸形祖國化的方向發展，現代化因素受到抑制。
國共在大陸的決戰造成1949年國民黨敗退遷台，新一批文化人士追隨國民黨來到台灣。部分官方文化人士為了穩固這最後的陣地繼續反共，開始強化官方三民主義文化的灌輸，使單一畸形民族化的路線得以持續，後來還發起了與大陸紅色政權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相對壘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而民間文化人士則分別舉起現代性和民族性的旗幟，開展了中國自由主義文化啟蒙運動和中國新傳統主義的建設。這些民間性的文化重建活動，自始至終受到國民黨的壓制和排擠，但仍顯示了較強的生命力，延續了沒有完成的台灣文化重建事業，為後來台灣文化的生長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台灣文化重建自始至終包含民族化和現代化兩種要求，但從實際建設情形看，當局對「民族化」抓得比較過硬（但呈現出畸形面貌），對「現代化」的推動主要限於經濟和教育普及方面，不願意主動推進制度和思想的現代化，反而經常打壓學人的這種努力。這種不平衡的文化方針無法長久，一旦現代化要求在壓抑已久之後隨著社會力的成長最終以自發的型態噴發出來，勢必對原來畸形發展的民族化產生強烈衝擊。台灣在殖民時期就曾在反日鬥爭中醞釀出現代自由平等意識，經歷光復初期左翼文化思潮和內戰後自由主義思潮的重新喚起，雖遭遇「二二八」事件的打擊和國民黨遷台長期威權壓制，1970年代後期開始，伴隨經濟起飛和中產階級的興起，以自由主義為旗幟、左翼文化精神為要素的「黨外運動」終於衝破當局的阻遏，結合草根社會勃發噴湧出來，其結果果然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作為現代化核心要素的「民主化」 突擊發展，「祖國化」受到抑制，在「中華民族」認同之外出現「新台灣民族」的論調，甚至「去中國化」成為反對黨政治鬥爭的最重要意識型態工具。實際上，民進黨的「去中國化」正是過去國民黨片面「民族化」的倒影，是物極必反、矯枉過正的慣性反映。二者都是荒謬的。
「去中國化」 作為一種新的偏執性意識型態，在清算國民黨的同時，也出現無情地否定以往大陸赴台學人所做貢獻的趨勢，包括這些學人在本省文化人士支持下和在與國民黨頑強鬥爭中，在增進台灣社會的文化現代化方面所進行的努力。然而，歷史是客觀實在的，大陸赴台學人在台灣從事的文化重建，確有一些缺憾和過失，如對台灣基層社會生活存在一定隔膜，對台灣本地學人積極性調動不夠，大陸赴台學人之間出現不少意氣內耗等，這些都值得嚴肅細緻地進行總結，但總體上他們在去殖民化和反專制文化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不可磨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沒有這些大陸學人的貢獻，便沒有後來台灣的發展和進步，包括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社會文明化和文化多元化。
台灣光復後的文化重建史表明，在長時間脫離祖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台灣地區重建本屬於自己的文化，必須始終將民族化與時代化結合起來，既突出祖國一體性，又兼顧特殊的地域特色和地方需要，一併發揮本省與外省文化人士的作用，互相配合，取長補短，充分發揮各種積極文化因素，同時使文化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協調發展。離開現代化要求的民族化沒有親和性與凝聚力，離開祖國認同的現代化沒有根源性和生命力，實現祖國化與現代化的真正融合，才符合台灣文化重建的自身本質，對整個中華民族前途有利，對台灣的未來更有利。這樣的文化才是足以內化的健康文化，也是最經得起考驗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