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筆者指出，「長征」是1930年代國共雙方軍事力量在中國大地之上的「大棋盤」中的一次政治大博弈。90年後的今天，看著地圖上那些用紅色箭頭標示的「長征」路線圖，讓筆者察覺到中共的「長征」之路不是單線的大移動，而是多線式的如蜘蛛網般的散佈在中國大地上十幾個省區之中，其中中央紅軍的長征是最具代表性的主力部隊的遠征，它時間花得最長，路途也跋涉最遠。25年前筆者路過松潘大草原時，看到那高高聳立在不遠丘頂之處的「紅軍長征紀念碑」時，心中的感觸是「紅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長征是一次改變中國山河顏色的紅色大遷移」。當年毛澤東吟出那首著名的《七律－長征》，主要是描述長征路上從東到西的關鍵地點，今天都成了國家級紅色經典景點。其實，紅軍長征一開始便面臨了「千山萬水」征途難的前景。
先回顧一下中共長征初期紅軍跋涉的艱困，然後再前瞻它四渡赤水（1935年1月19日-3月22日）之後，如何離黔入川的艱困及其迂迴的征途。
前文提到當初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瑞金突破國民黨軍隊重重封鎖線後，便向西南開跋走去，那時他們連一張像樣的地圖都沒有，完全憑藉著本能與意志向陌生的「五嶺」前進。五嶺不是大雪山，但平均海拔也在一千公尺上下，最高山峰也不過兩千公尺，然而綿延不斷成為東西長六百公里，南北寬三百公里的湖南（湘）、江西（贛）、廣西（桂）、廣東（粵）四省的分界線，也成了長江、珠江兩大水系的分水嶺。這樣廣泛的山脈，加上錯落的河谷與盆地，對中共長征來說，是第一個地理條件上的險阻地帶，毛澤東用「五嶺逶迤騰細浪」的豪邁之語描繪這段紅軍曾經艱苦走過的征程。
紅軍在五嶺迂迴輾轉，左衝右突，儘量選擇在夜間行軍，以避開地方軍閥在白天的圍堵、突擊，兩個月後才越過五嶺，向湘江這塊戰略地帶集結，並在此爆發「長征」以來的第一場國共大戰－－「湘江戰役」。這場大戰的主因是中共紅軍先護送中共中央縱隊橫渡湘江，然後紅軍大隊人馬續渡湘江時在江岸渡口遭遇國民黨軍前後包抄發生的遭遇戰。這場戰役不僅僅是國共雙方搶奪渡口的生死決戰，還牽涉到湘江流域中的湘桂走廊間的「越城嶺」與「都龐嶺」之戰。所謂八萬多紅軍在蔣介石的四十萬大軍圍攻下，紅軍以血肉之軀抗擊國民黨的鐵軍的這場硬碰硬的決戰，雙方傷亡不但染紅了湘江，而且也血溢山嶺，屍橫山道。紅軍折損五萬餘人，最後整裝再發，已銳減成為三萬餘人一事，實際指的是紅軍在湘江渡口與兩嶺大戰的壯烈犧牲。
慘烈的「湘江戰役」，斯諾描述的焦點只在江面渡口的血戰，兩嶺之戰並未談到，同樣的，紅軍南走貴州強渡烏江之前，迫使以戰略守勢退入深山地區，翻越「老山界」，先進入湘西南，再折入貴州，這些繼續「長征」之事，斯諾書中也是闕如。「老山界」仍屬五嶺山脈，山勢陡峭，群峰林立，是少數民族瑤族聚集區，這是紅軍決戰湘江，甩掉國民黨軍追擊，脫險之後開始尋找新的長征路線的第一道地理難關。今天大陸中學語文課本裡有篇文章學生們都要讀的就《老山界》，作者陸定一，講的就是紅軍當年翻越此山的驚險故事，毛澤東也曾賦詩云：「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今天看來，「老山界」比紅軍後來爬越的大雪山要低很多，但在紅軍長征初期，「老山界」是紅軍遇見最難爬的山。
越過了老山界，紅軍長征走入貴州，才有後來「強渡烏江」與「四渡赤水」之事。「四渡赤水」是毛澤東的軍事天才之作。「婁山關之戰」是中央紅軍由黔入川的必要一戰，毛澤東形容婁山關形勢「雄關如鐵」，景色「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但對中共來說軍事意義大於自然景色與地理形勢，婁山關之戰取得勝利後，毛澤東這時的「前瞻」是思考「出黔入川」的路線問題。
當時毛澤東的初步構想是從黔北的赤水河沿走川西，先渡過金沙江，再渡大渡河，然後正式在四川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是在圍繞四川盆地上畫一個大大「L」形戰略線，而且毛澤東在紙上畫完此戰略線後即刻下令紅軍開跋。
於是紅軍先占領黔西北的土城。該地是赤水河東岸的重要渡口，自古就是川鹽、川貨入黔的主要集散地，在軍事上是咽喉要道。在自然環境上，土城與赤水都位於雲貴高原與四川盆地的過渡地帶，山脈綿延，交通困阻，運輸多以人背馬馱為主，不利於紅軍大兵團運動。1935年1月24日紅一方面軍進入土城後，川軍郭勛祺部尾隨而至，兵力遠超過中共預期，紅軍誤判敵情，陷入被動。土城一戰紅軍傷亡巨大，損失慘重，可與湘江之戰相比，中共中央軍委審時度勢，暫時放棄直接北上，回渡赤水，擺脫敵軍追剿。長征中的「四渡赤水」固然是毛澤東的軍事傑作，主因是紅軍兩面受敵，加上土城之戰的教訓，此讓毛澤東發揮高度戰略戰術，穿梭於赤水河兩岸四次，旨在跳脫敵人圍堵，保存紅軍實力，另謀北上。
斯諾說，「突然，在1935年4月上旬，紅軍重渡烏江，向南轉進」，接著又「折向西南，攻入雲南」。原因是蔣介石這時坐鎮貴陽，把「追剿」的部隊部署在東邊與北面，毛澤東立刻調整戰略，轉進西南，採取分散策略，以避開國民黨軍全力圍剿。此時紅軍一部分軍隊以快速行軍方式，四天時間便來到離雲南省城昆明近郊三十里處，軍閥龍雲驚慌準備逃往安南（今越南），並急電蔣介石求援。蔣先派遣轟炸機投下炸彈，國民黨軍五天之後才趕到昆明。另外主力紅軍，斯諾說，「這時正向西推進，他們很明顯是打算在麗江渡河」。此處斯諾有筆誤，應為金沙江中段「龍街渡口」，筆者昔日在麗江參加「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時，曾於會後一遊麗江並登玉龍雪山，發現麗江雖有渡口，但詢問住在麗江的雲南社科院研究「納西族文化」學者有無當年紅軍在麗江渡河一事，這位學者說「並無此事」。其實自有「絲綢之路」以來，長江上游有七大渡口，紅軍長征之時，都被蔣介石下令封住，所有可用船隻不是撤到金沙江北岸，就是下令「燒毀」，決心把紅軍堵在南岸，並以四面八方包圍之勢，徹底加以消滅。
話說「龍街渡口」一事，這是中共紅軍準備橫渡長江上游的選擇地點之一，無奈所有船隻均被國軍燒毀，紅一軍團只能在此架浮橋試圖強渡，但水深流急，不利紅軍工兵架橋，斯諾稱，中共即刻改變策略，調轉方向，「在一個驚人的急行軍中，他們一天一夜中走了三百里，在下午很晚，來到了皎平渡」。這時戲劇性事情出現了，紅軍「穿著從南京方面奪取來的軍裝，在夜幕低垂時分，這一團人進了城，沒有引起人們任何的注意，他們很安靜地解除了守衛兵士的武裝」。斯諾繼續敘說，「船已經被撤回北岸去了，可是沒有被毀壞」。對紅軍來說問題在於「如何能找一隻船到南岸來呢？」請看紅軍的巧智：「天黑之後，紅軍擁著村裡一個幹部走到河邊，強迫他呼喚河對岸的守衛兵，告訴他們說來了一些政府軍隊，需要一隻船。對岸一點疑惑沒有地送過來一條船。一隊這樣的「南京」軍隊就裝進這條船裡，他們很快地登上了北岸，終於到了四川了。他們平靜地走進守衛隊的司令部，看見敵人（國民黨）的軍隊，正在安逸地玩著牌，槍枝擺放在牆上。」「當紅軍命令他們『舉起手來』時，他們驚惶得啞口無言。武器交出來了。一時間，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成了『土匪們』的俘虜了，他們以為這些『土匪』至少還在三天路程遠的地方。」
紅軍解除了國軍守衛隊的武裝後，斯諾又說，他們調用了「六條大船日以繼夜地工作著，九天之後，紅軍全部軍隊運入了四川而沒有損失一條性命。這動作終了以後，紅軍很快地把船完全毀壞，躺下睡覺。兩天以後，蔣介石的部隊到達河邊時，他們的敵人（中共紅軍）的後隊，從北岸故意對他們招呼著「過河」。政府的軍隊，無計可施，只得繞了六百里，走到最近的渡口，這樣紅軍就把他們扔在後面了。」看看斯諾這段生動的描述，這不是舞台戲劇表演，而是中共紅軍長征巧渡金沙江的宏偉史詩真實的一幕插曲，同時也可看出近代中國政治大棋盤上國民黨的武力鬥不過共產黨的智力，國共鬥爭的最後結局，從中共「長征」在艱困中能竟其功，就知道答案了。
蔣介石知道中共紅軍渡過金沙江後，憤怒異常，立即飛到四川，重新動員軍隊，繼續「剿共」。為了再次阻攔紅軍前進，蔣在另一個軍事險要而且預料紅軍必然要經過之地－－大渡河，部署重兵，要把紅軍封鎖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帶，根本殲滅。
在這種大河環繞的中國大西南邊陲地帶，紅軍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與當地強悍、好戰又仇漢的少數民族彝族和平相處，以求先存活下來。這在中共長征路途上是第一次遇見的族群文化矛盾問題，必須設法解決，才不會影響與困擾紅軍長征的政治實踐。
因此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在戰略上先不急著直接強渡大渡河，反而採取迂迴路線進入少數民族「白」彝、「黑」彝居住的廣大山林區，暫時蓄積力量，然後再渡大渡河。
關於紅軍如何與彝族人民在生活中尋求化解矛盾並最後歃血為盟的長征故事，斯諾聽完毛澤東在窯洞中對他的敘述後有清楚的描寫，這個真實的歷史故事不但展現中共如何實踐「統一戰線」，而且也深深影響「新中國」成立後構築國家的「民族政策」。
斯諾說，紅軍他們很快地走進了好戰的土著居民區域－－「白」彝和「黑」彝的獨立區域。這些桀驁的彝族，從來沒有被征服過，從來沒有被住在他們周圍的漢人所吸收過去，他們好幾個世紀佔據著四川這一帶深山多林的區域。它的邊界，正在西藏的東方，被「長江向南流的大弓形包圍著」。這是告訴讀者，紅軍1935年渡過金沙江正式進入四川後，第一個停留的地點是彝族「自治區」。
蔣介石知道紅軍進入彝族區後，很自信地認為「匪共」在「野人區」待不下去的，越待越衰弱，等它一出來便迎頭痛擊，就地殲滅。然而結果是事與願違，蔣過於「自信」。
話說歷史上幾百年來，彝族仇視漢人是傳統的，從來沒有漢人的軍隊，能夠經過他們的地界而不遭受重大損失或被消滅。但是斯諾告訴讀者，紅軍是個例外，因為「紅軍有一種辦法」。這個辦法是從經驗中來的，那就是紅軍他們已經很平安地經過了貴州、雲南的苗族、瑤族等土著民族區域，取得了苗族瑤族的友誼，而且甚至募集了許多部族，加入紅軍的隊伍（「擴紅」裡就有許多苗瑤青壯加入紅軍）。現在來到了強悍的彝族區域，斯諾說：「紅軍在正式進入之前，已經佔領了靠近彝族區域的一些小城，紅軍看見了關在這些小城牢獄裡的彝族酋長頭目們，那是被漢人軍閥們拘押當作人質的，紅軍當即放了他們」；「紅軍既然釋放了這些人，則他們回到家裡見著自己的人民時，自然會稱讚紅軍的」。
接著毛澤東派遣了一個「高級專員」去和彝族首領進行「談判」，他就是紅軍先遣部隊指揮員劉伯承。劉伯承以前在四川軍閥部隊裡當一名軍官時便知曉彝族的情況和該族內部的鬥爭。斯諾還強調說，「他（劉伯承）特別知道他們對漢人的仇恨，而且還會說一些彝族人的話」。劉伯承接受使命走入彝族區域和該族酋長們開會談「友誼聯合」之事，一開始便說「彝族人民既然反對軍閥劉湘、劉文輝和國民黨，我們紅軍也恨他們」。接著又說，「彝族人民需要保住自己的獨立性，紅色政策正贊助中國一切少數民族的自主」。最後還說，「彝族人民仇恨漢人，因為漢人壓迫你們；但是正如同有『白』彝和『黑』彝一樣，漢人也有『白』漢人和『紅』漢人，而屠殺壓迫彝族人民的是『白』漢人。『紅』漢人和『黑』彝是不是應該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白』漢人呢？」斯諾說，「彝族人民對這些遊說很感興趣」，他們高興之餘索性向劉伯承「請求給予槍枝子彈」，以利保衛他們的家園，並當場同意「幫助『紅色漢人』與白軍（四川軍閥與國民黨軍隊）作戰」。劉伯承代表紅軍答應彝族頭目的請求，槍枝子彈「紅軍竟都給予了他們」。
交涉成功，「劉伯承在彝族的高級酋長面前，喝了一杯新宰殺了的雞的雞血，酋長也喝了，他們用種族的儀式，宣誓結成血族的兄弟」。紅軍與彝族歃血為盟，斯諾補充說，「有好幾百彝族人加入了『紅色漢人』，前進到大渡河，去攻打共同的敵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