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國在WTO的市場經濟地位之爭

前 言

川普翻臉，向WTO正式通報美國依然認定我國屬於「非市場經濟國家」。一般的瞭解是，中國當初在各會員國同意之下，成為WTO會員之一，並非具有「完全」的會員國權利。而是根據WTO與中國政府的約定，中國入會15年之後，將自然成為WTO公認的「市場經濟國家」，從而享受與其他會員國同樣的權利。

現在有些朋友感到川普到了北京，和習大大作出非常親熱友好狀，怎麼才剛剛回到美國，馬上就翻臉，首先通報WTO，美國依然認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如此一來，我們中國還是不能享受WTO正常會員國的「貿易價格合理認定權利」。那麼美國如此向WTO宣告挑戰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有沒有道理呢？中國在這個「市場經濟國家」的認定問題上是不是受了委屈呢？

我們瞭解到某些「中國與有關各國談判進入WTO的過程」的情況，提出下列幾點看法，敬請參考，就教高明。

1.中國並未簽下「受辱」條款

首先，中國在與個別國家談判結束以後，根據協議，進入WTO。並沒有簽下某些人士所謂的「受屈辱」的條款。但是在中國是否屬於「市場經濟」，中國的理解與某些「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的認知的確有相當的距離。而中國當時正在大刀闊斧改革國內的經濟結構與有關的制度規章，快步走向中國自己認為的合理「市場經濟」模式。於是有了與有關國家各個方面的妥協，中國可以先進入WTO，享受會員國的權益，至於是否完全定位為「市場經濟」國家，是否可以享受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的同樣「市場價格認定權益」，經過反覆談判，最後以15年為期，有關國家再做認定，WTO的文件上則認為，解釋這樣的爭論應該「自動停止」。中方代表當時認為，以中國改革開放的進展速度，15年後，符合當時WTO規定的那些所謂「市場經濟國家」的條件，中國應該絕無問題。這是一個談判妥協，是合乎中國國家利益的一個條款。這是一個雙方經過反覆拉鋸談判之後的一個「妥協」結果，並不存在任何所謂的「受辱」條款。

2.最後妥協的決定，請示高層小平批准

當時，中國的專家經過慎重研究，認為我們國家儘快進入WTO，積極投入世界貿易大潮流，才能合乎我們國家的最大利益，所以建議在條款的協議上接受了再等一段「中長時期」，再來解決WTO是否認定中國為「市場經濟地位」這個問題。事實上，這兩種選擇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的代表團面臨的談判主要問題：一是先做一定程度的妥協，以讓中國進入WTO為主要大前提；另一選擇則是堅持國內的經濟改革，同時也堅持談判，一直等到WTO接受中國作為全方位「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會員國為止。此等大事，在前線談判的代表不敢擅自做主，當然要請示當時主管國家經濟大局的朱鎔基總理。據說，要不要提早進入WTO，關係國家改革大局。同時也是經過以「非正式的方式」請示過鄧小平。經過有關經濟專家的慎重研究，多數人認為中國搶先進入WTO最合乎國家的利益。鄧小平也贊同這樣的結論。於是在第一線談判的代表，終於受命妥協，先由WTO大會通過中國為WTO會員國，但是留下這樣一個尾巴條款。至於15年後，是否應該終止「爭議」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國家」？該條款的文字到底如何？現在中國與美國的解釋不同；美國認為這個條款既不是「中國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家」，也不是「有關方面自動終止這個爭端」。現在一般觀察家認為當時中美談判雙方似乎都故意留下了文字的模糊性解釋，算是某種暫時性的妥協，當時雙方各取所得。中國得以達到目的，即儘快進入WTO，而美國則得以留下模糊解釋，以後可能有翻盤的機會。現在15年期限已到，在這問題上，中美雙方自然又要有一番較量。

3.歷史事實證明早入WTO是英明決定

後來歷史證明，中國自從進入WTO以後，對外貿易以史上未有的兩位數字之百分率成長，15年時間，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成績單，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擬，國際貿易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紀錄。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成長直接影響全球的經濟增長表現，這就證明了當時中國決策層選擇暫時妥協，爭取時間，以先進入WTO的戰略決策應該是英明正確的。瞭解這樣的談判的經過，也就應該明白中國所做的暫時妥協，並非接受一個「屈辱」條款。但是當時的確有某些前輩國家高層的重要人物，反對中國以如此「妥協」的方式，留下一個「尾巴條款」進入WTO。但是以鄧的威望與地位，鄧一旦出面表態贊同，持反對意見的高層前輩們就不再發聲，算是默許了這樣的堅持談判與積極爭取加入WTO的方針。

在這中國進入WTO的15年內，中國的國際貿易成長直接影響到全球經濟成長的增長率。中國通過國際貿易，極大程度地促進了經濟實力快速成長，與國際貿易突飛猛進。歷史證明，中國及時進入WTO的決策，對中國走向強國之路有決定性的貢獻。

4.時代背景艱難，談判歷經層層障礙

討論這個「談判」過程，必須同時也回顧一下當時的國內外大形勢。當時國內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不久，大多數發達國家並不瞭解發生在中國的「天安門事件」的真實情況與背景，多半傾向「孤立中國」的外交政策，當然對中國開始談判進入WTO的時候，若干發達國家就抱有相當大的排斥態度。如何爭取與國，選擇策略，展示我們中國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濟」的決心與方向，就需要有耐心有步驟地堅持談判下去。另外，在國內，對所謂「市場經濟」抱有懷疑，甚至反對的前輩政治家尚有不少，每每在前線談判的代表回國述職、請示、彙報情況之時，就有不少質疑、批評與指責。就是朱總理為了落實WTO的某些「經濟市場化」規定，必須也先要在國內做出一定程度的說服、改革與配合。這樣國內改革，前線談判，或是前線談判，然後國內改革配合，如此的反覆不已的談判與改革相互促進的過程，就不知道經過多少次來回。15年的談判，時間看來很長，事實上，從全局的國家經濟改革的歷史過程看來，以我們中國這樣一個超多人口與遼闊幅員的大國而言，進入WTO的15年卻可以說是一個規模極其巨大，見效極其快速的經濟改革過程。在這期間，在決策階層裡面，贊成者不少，反對者也不少，理論的辯論，權力的使用，甚至政治的較量，進進退退，起起伏伏，就是經歷者本身也是一言難盡也。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市場經濟」的改革進步成績，世界共睹，但是是否就已經完全合乎WTO規定的「市場經濟國家」所有條件呢？是否還有不少可以進步與上升的空間呢？這就要與WTO的一條條規定和條款來細細研究觀察，才能有準確的定論。

5.多數發達國家斤斤計較「市場」程度

WTO大會在大會投票決定重大議程的時候，是採用了所謂“Total Concensus”方式，只要在會員國裡有一票反對，就不能通過。所以中國入會就被定為是重大議題，必須和每一個會員國達成共識，同意支持「中國」的全權會員資格。在現實情況下，一般中小國家，與中國貿易，只關心公道的價格與合理的交易方式，不會計較中國經濟格局的「市場化」到底到了什麼程度。只有少數已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歐盟、美國、日本等，由於他們本身的貿易利益，或是政治考慮，甚至基於意識型態偏執，就會斤斤計較中國「市場化」的程度問題，以為若能阻礙中國成為全方位的WTO會員國，就可能減少損害他們的貿易利益與政治權威。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克服諸種內外困難。也包括了所謂的「六四事件」，在國際外交場合，中國受到誤解，面臨不少「被孤立」的冷對待。為了儘快進入WTO，長期以來，中國必須分別和各個國家談判，以求取得WTO的“Total Concensus”通過。到了最後階段，經過了長達12年的與各個國家的先後談判，就是美國的阻礙最大，質疑最多，所以談判的重點就要與美國取得「妥協」。美國的各種「阻礙」是否合理合法呢？是否合乎於一般國際上所要求的「市場經濟」條件呢？這就與中國國內的改革深化程度與進程速度快慢有了互為因果的關係了。

6.中國走向「市場化」的最大難點為何

首先，在改革開放之初，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的改革，先易後難，最早是以一般民生用品的價格以市場自由供需關係而決定為主的改革開始，然後逐漸推及其他製造業，開放市場定價。同時對各個行業與有關企業單位也著手進行產權改革，引入多種產權的形式，包括了私營、合作，以及股權等形式也逐步出現。然而最難以著手改革的就是掌握了市場壟斷利益的大型國營企業。任何對這些大型國營企業的產權制度、經營方法、管理模式、價格決定、利潤上繳等，都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工業政策、政治制度與經濟結構，同時也觸動了不少個人的或是某些集團的利益。除了在經濟層面的改革，還有意識型態方面的爭論。不少主流的經濟學家與決策者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由國家控制相當數量的超大型企業之所有權與經營權是絕對不能變動的經濟結構。他們這種繼承計劃經濟而牢不可破的格局主張與意識型態，甚至牽涉到某些官僚集團的切身利益，都是走向「市場化」的難點。直到目前，中國尚有不少這樣的國家所有、國家經營、國家壟斷的超大型企業。他們的經營方式與價格決定都是很不合乎市場規律。從而由於這種的超大型、壟斷性國營企業的存在，不是因為他們本身具有所謂「經濟規模而具有自然性壟斷」，而是其壟斷地位卻是源於政府的特別「保護與照顧」政策。這樣的大型企業不僅排斥了國內同行企業的合理競爭，尤其也對國外的同類企業就有許多設立的「非關稅的限制」，這樣的制度性的「排斥與限制」與「市場壟斷現象」一般是被認為不合乎「市場化」的經營模式。直到目前為止，這方面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如金融銀行、證券股票、影視娛樂、航空海運、新聞媒體、文化藝術、能源供應，以及若干高級技術部門的服務產業等領域，對同樣國外企業與其產品／服務就有不少明暗不等的「非關稅限制」。那麼到底要將這類企業與產品／服務對內對外開放到什麼程度，才能算是合格的「市場化」呢？就目前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考慮，全面開放上述各個行業部門，是否就合乎我國的國家利益呢？是否就會為我們國家帶來貿易的某種優勢或劣勢條件呢？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政治學者都認為中國開放上述行業的時機尚未成熟。在發達國家中，尤其像是美國這樣具有的超強經濟實力與其高度成熟程度的跨國大企業，都足以在「市場化」的競爭過程中，徹底壓倒中國境內的金融銀行、影視娛樂、新聞媒體，還有不少的專業技術服務行業。從競爭力的層面考慮，中國國內的有關行業都還沒有到達可以全面開放的程度，相對而言，遠遠不是發達國家相關行業的競爭對手。而且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強烈要求中國在這類行業的全面開放，除了經濟因素之外，而且還含有政治權謀考慮在內，明顯地摻雜了相當成分，希求影響我們中國社會內部意識型態的政治企圖在內。所以，一則是中國國內的某些大型國營企業的改革尚未完成，明顯上不合乎「市場化」的企業經營條件，二則是在目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條件下，全面的「市場化」開放，有可能得不償失，負面效應將會極大，甚至影響到國家安全。上述的兩個問題是目前中國之所以還不能達到所謂的成熟的「市場化」之主要難點。

事實上，在WTO裡面有許多中、小發展中國家也沒有能夠完全達到諸如美國等發達國家所要求的「全面市場化」的程度，但是出諸某種政治因素考慮，或是這些中、小國家的「市場化」程度對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影響面甚小，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卻仍然承認了這些中、小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地位」。就在前不久，歐盟還大方地承認了若干市場尚未完全開放所謂「經濟轉型國家」例如圖土克曼斯坦，還有越南、蒙古等，以表示他們贊同轉型經濟國家的「市場化」努力。當發達國家如歐盟、美國等在面對中國時，同樣的「市場化」認定問題，他們的要求就非常嚴格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力量與貿易潛能如此巨大，直接就給這些發達國家帶來強大壓倒性的貿易競爭威脅。因此他們為了自己的貿易利益與在全球市場中的佔有份額，就必然嚴格要求中國的「市場化」程度達到他們的「高度要求」。他們希望因此就可以阻止中國在全球的貿易競爭中，贏取更大更重的貿易額佔有率，從而減輕中國威脅到他們自己於全球貿易中的佔有額度。所以就是因為我們中國進入WTO以後，在國際貿易領域中，取得史無前例的巨大成績。但是也正因為這樣驚人的巨大成績，使得今天不少發達國家，因為害怕中國有了如此巨大的貿易潛能，從而取得更大經濟力量，威脅了他們在全球範圍的經濟地位與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們有了如此的恐懼心理，就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有了極為嚴格要求的態度，於是這樣他們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傷害了目前全球化的積極進程，因此對世界貿易大發展與大趨勢形成阻礙。而其中對我們中國要求最嚴的美國，看來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那種說不出口的政治企圖在內。

7.中國專家早預見「市場地位」難通過

中國駐WTO代表，早就對「中國市場化」的程度有所說明；表示按照原來協議，15年期限已到，中國就應該「自動」被WTO認定具有「市場經濟國家」之地位。中國代表當然也知道，這樣的「地位」確定，依然還是需要所有國家同意中國代表於15年前中國進入WTO的協議所持的認知與解釋。而在近日，歐盟以及美國分別通告WTO表示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難道是出乎中國代表意料之外嗎？

國內主管部門的專家與官員，事實上是有所預見的。即使不久前，川普在訪問北京時，對於所謂的「中美貿易失衡」問題，隻字不提，甚至還表示對於中國的領導人過去長久時期努力為中國爭取貿易盈利頗為瞭解，云云。那時候我們國內就有專家已經在為即將來到的15年期限，要求WTO認定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有了應變的準備。中國的國際貿易大局的決策領導人，一方面準備向WTO提出申請，一方面也在積極關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可能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作出挑戰性的回應。與其說中國對美國以及歐盟等發達國家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非常失望，不如更確切地說他們這樣的阻礙行動是在意料之中。因為在「市場經濟國家」的認定裡，中國若干現有的國營大型企業的改革現狀，其市場的壟斷情況與其享受政府給予的特別優惠政策，由於種種預料到的和未曾預料到的障礙，這幾年在這方面的改革進步實屬有限，遠遠還不能到達發達國家所認定的「市場化」的條件。美國和歐盟對中國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持強烈反對態度以及他們含而不露的政治意圖，中國專家早就有所預測，也在準備可能的應對方案。

那麼下一步應該如何？是堅決抵制美國及歐盟的「拒絕態度」呢，採取報復手段，雙方展開貿易保護大戰呢？還是做某些戰略性的妥協，小步前行，以求得到WTO的部分承認「市場化」或是延長一段適當時限，然後再來做認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前者所謂的「貿易保護大戰」是一個「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鬥爭。而後者爭取「妥協」，小步前行，卻是難度極大的外交談判。另外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在不影響我們國家安全的條件下，是否能夠跟上談判形勢發展，也是難以預測。從另一角度觀察，可能就要看我們中國下一步對大型國營企業的改革方向與改革深度如何定策，如何執行，才能看到中國最高的領導階層將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決心與策略了。

結 論

回顧上世紀後期中國改革開放開始，中國在世界貿易領域快速崛起，國勢猛進，是在世界歷史與全球範圍之內，唯一不使用武力，不強迫要挾，而是以和平方式，平等態度，面對世界大小各國，通過國際公平貿易，解決了本國的資源供給，內部的社會繁榮，以及自身的國力強盛等問題，成為對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大勢具有重大正面影響力的大國之一。甚至最近才30年，在全球範圍內，對外援助的領域中，中國在支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不但是成功地敦睦與各國的邦交，而且相當程度地改變了全球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大格局。這種和平崛起的方式在人類歷史上是對全世界的一個空前的大貢獻，也為推動21世紀的世界發展大趨勢，開闢了一種新模式與一條新道路。

中國之加入WTO是中國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WTO成為二戰後，導引全人類走向全球化的最重要國際組織之一。WTO以各會員共同公開制定的國際貿易規則，開闢了一條全球各國貿易互補的方式，能夠比較合理地解決世界資源與產品分配問題，同時也是通過較為公平貿易的方式，各國乃得以一起趨向共贏共利。在這樣大家一致同意的遊戲規則之下，有效地阻止了二戰以前，某些國家為了自身資源不足而發動戰爭的動機，而且在世界輿論的公開監督之下，以往大國以勢壓人的「貿易方式」因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抑制。

至今，以美國為主的某些發達國家又因為以其本身的眼前利益與其國內政客鼓譟，開始走回頭路，企圖一切以「本國優先」為主的自私態度為其對外貿易與國際外交的決策根據，這是一條違反世界大潮流，走向損人損己的「孤立主義」道路。中國之所以在WTO的機制下，因為「市場經濟國家」地位未被認定而所遭受的障礙，這樣的「孤立主義」在當今世界蔓延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與這樣的反公平、反平等、反全球化的「孤立主義」趨勢作鬥爭，爭取最後勝利，中國所面臨的考驗的確很不容易應付。

中國一方面需要加速自己內部的經濟結構改革，對某些不合理、不合情的壟斷性大型國營企業要進行有決心、有擔當、有效果的大刀闊斧的改革，再也不能因循苟延，瞻前顧後，讓這樣被少數特殊人群掌控的利益集團繼續妨礙我們國家的進步與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在國際外交戰線上，也要堅持正義，大小國家，一律平等，落實目前為推行「一帶一路」所宣示的「共營、共享、共榮」的精神。假以時日，中國的這種「新模式、新精神、新道路」就會得到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與支持。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不但能解決在WTO的權利與地位被認定的問題，而且也能夠為全球化大進程作出貢獻，為之注入平等互利的貿易原則與共榮共享的正義精神。

這樣的大國新外交、新精神、新道路才是我們中國和平崛起的方式，也是合乎世界大潮流的模式。歷史早已證明，順世界潮流者興，逆世界潮流者衰。我們就是如此樂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