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病理學的角度審視當代的代議民主體制

代議民主體制已走到十字路口

從聯邦德國的憲政危機可以管窺現代西方代議民主體制的侷限性。馬克思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指出，經濟下層與政治上層之間的密切關係，下層建築決定了上層建築。換言之，隨著工業革命而成為經濟舞台的主角，新興資產階級終於經由代議民主體制而掌握了政治舞台。當經濟持續發展而貧富差距又在可容忍的範圍之內，代議民主的政治秩序就不至於出現太大的波瀾；反之，就不堪一擊。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導致了納粹極權體制的上台，也間接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形成戰後美、蘇兩大集團僵持不下的冷戰格局。此時，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畫，對戰後滿目瘡痍的西歐國家的經濟復興起到了醍醐灌頂的作用。1958年布魯塞爾的世界博覽會就標示著西歐的生產力已經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從此以後，西方進入長達50年的昌盛繁榮期。要到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才使得歐美先進國家的經濟陷入零成長，甚至是負成長的困境。加上蘇聯瓦解後，國際政治成為美國獨霸的局面，尤其2001年美國強勢以反恐的理由介入阿富汗、伊拉克，隨後又到處製造顏色革命，使得埃及、也門、利比亞、敘利亞哀鴻遍野，造成了大量的難民湧入歐洲的狂潮。而中國卻在1993年開始引進社會市場經濟體制，這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最具宏觀戰略的偉大決策。這個決策使得中國在進入新世紀之後迅速崛起，更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表現不俗、屹立不動，而成為全球經濟復甦的動力來源。在可預見的數年內，中國即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這種形勢下，歐美等先進國家更是相形見絀，這就使得歐美國家長期自我標榜的代議民主政體荒腔走板，一籌莫展。而做為歐盟盟主德國的憲政危機與做為世界盟主的美國所面臨的特朗普現象，正預告著代議民主體制已經走到十字路口，如果再不徹底改弦更張，那就意味著西方即將沒落。

台灣民主改革的黃金期

回過頭來省察，1980年以來的台灣民主運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經濟下層建築與政治上層建築的緊密關係。1986年到1993年可以說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峰，黨外民主運動在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中遭到國民黨戒嚴統治當局的鎮壓，主事者不是坐牢，就是流亡海外。要到1986年，當時黨外兩個最重要的組織，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與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已經合流，商討組黨事宜。當年，國民黨在沈君山等人的斡旋之下，派出形象開明的中央政策會副祕書長梁肅戎與黨外人士康寧祥、尤清等人展開第一次會談，雖然沒有具體結果，卻對後來民主進步黨成立的正當性有所加持。當時，因為台灣的經濟前景一路往上攀升，無論在朝或在野都不願以過激的方式與對方抗衡。該年9月下旬，民進黨宣布成立，並在隨後舉行的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的選舉中大有斬獲，得票率從原來的11.5%不到陡增一倍，成為23%。從1987年到1990年的三年期間，可說是台灣民主改革的黃金期，同時也是社會運動頻率最高的時期，從解除戒嚴到開放大陸探親都是在這段時間獲得實現。而1990年到1993年，台灣民主卻陷入困惑期，為了回歸民主憲政，就得廢除卡在憲法上面的違章建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當時，李登輝總統主張「二階段修憲」，筆者即在第一時間指出，所謂的二階段修憲將會是「1＋n階段」修憲。而第一階段的修憲就讓人大失所望，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的政體本來就是內閣制，但因為李登輝不願擔任憲法上所規定的虛位元首，因此在第一次修憲時，雖然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除了，卻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賦予總統分管國防、外交，以及組織國家安全會議來架空行政院的權限，全部保留在憲法增修條文裡頭，這就是換湯不換藥的修憲。爾後，又接續修改了五次憲法，每一次修憲的結果無不讓學界與關心政治的選民大吃一驚，其主旨無非是貫徹李登輝的意志而已。到了1993年年初，李登輝在國民黨剛剛贏得立法委員的選舉之後，就以極其粗暴的方式將時任行政院院長的郝柏村踢出權力核心，自此以後，台灣就進入所謂的李登輝時代。當時，台灣的GDP總量相當於整個大陸的45%，也是自從兩岸隔離以來的最高峰。但是因為李登輝的戒急用忍、獨台傾向，使得才剛破冰的兩岸關係再度急轉直下，而隔年4月發生的千島湖事件，李登輝刻意抨擊中共是土匪政權，更使兩岸的交流急劇倒退，以致有1995年閏8月的謠傳與1996年第一次民選總統期間的導彈危機。

李登輝將台灣經濟由盛帶衰

同一時間，大陸的經濟正強而有力的往上走，而台灣卻不能搭上順風車，這也就造成了接下來20多年台灣經濟遲滯不前的主因。所以說，李登輝是台灣從盛世走入衰世的罪魁禍首。由於經濟萎靡不振，也帶來了極其負面的政治效應。就以台灣要引進德國的單一選區兩票制而言，只是模仿其外貌，而沒有想要學習、引進制度中的精華，也就是沒有將不分區名額的分配與選區的選舉結果結合起來，反而將不分區名額直接按照各政黨得票率來分配，這使得此制度原本的優點是使大黨的利益最小化，到台灣卻蛻變成對越大黨越有利，而這一方案就在民進黨與國民黨狼狽為奸的情況下，順利獲得通過。最諷刺的是，為了這個法案，曾在立法院舉辦了10場公聽會，每一場都是壓倒性的反對原草案，而主張應該採用德國的連動制。但是因為當時民進黨是現實中的第一大黨，而國民黨則是想像中的第一大黨（只要能與親民黨合併的話），兩大黨為了取得在各自顏色勢力中的絕對領導地位，不惜聯手合作操作法案的通過。從台灣引進單一選區兩票制，可以看出台灣政治已是赤裸裸的唯利是圖，兩大黨從來不講是非、不認真考慮為國家謀畫一個長治久安、公正合理的政治制度。

代議民主體制在台灣從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也已實施30年，但是徒具民主的形式，枉顧追求民主的實質內涵，這種現象有人形容為「民粹亡國論」或「假象民主」。其實，以台灣現有八百多位的縣、市議員，40%以上有刑事前科；鄉鎮市民代會正、副主席具有黑道背景的更高達六成以上。如果讓選民選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其選出來的結果卻是這樣，我們只能說這個社會已經病入膏肓。一般而言，台灣的政治人物除了行使其法定職權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選民服務，而選民服務裡面的重中之重，八成以上都是耗費在婚喪喜慶的跑攤上。這要跟大陸的人大或政協相比，就會形成極大的反差。在大陸，人大或政協委員如果在選區內去參加婚喪喜慶的活動，一經舉報就要立案調查。假設是自己至親好友的場子，那是人情之常，不會遭到處分；如果是去參加一般民眾的，那就會以從事與職務不相關之工作為由而遭受處分；如果是去參加長官父母的壽宴，甚至會以行賄予以撤職處分。筆者第一次在大陸碰到這樣的情形，深感訝異，後來想想自己在擔任立法委員的12年期間，從來不參加選民或自己忠實支持者家中的婚喪喜慶。筆者大概是全台灣唯一一位不參加選民或忠實支持者的婚喪喜慶的政治人物，雖然也被埋怨過，或是被說服大家都是這樣服務選民，無傷大雅；但是，筆者的職責不是將寶貴的時間花在這些事務上，選民將選票慎重地投給筆者，如何將政見實現，才是政治人物所背負的責任。在這問題上，筆者看到中共政治體制上的正氣，而台灣的政治人物卻被甘於被人情世故所綁架，遺棄自身的職責已久。曾國藩曾說過：「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政風之良窳繫乎政黨之所向，而政黨之所向又取決於政黨菁英的素質。

台灣的政黨無不庸庸碌碌

台灣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無不是極力去討好、諂媚選民，難得看到有政治人物敢於去挑戰世俗流行的見解，教育選民、引導選民。而台灣的政黨無不庸庸碌碌、得過且過，先看看像新黨和親民黨，這兩黨早在2003年連宋配、國親合之際，就已經宣布要併入國民黨，但是自此之後，也沒聽說過這兩黨有依照黨章召開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十多年過去了，兩黨的主席全成了「萬年主席」，連最起碼的黨內民主都做不到，如何還能理直氣壯地去要求其他的陣營進步？想當年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剛落幕，這一次中央委員的平均年齡足足降了10歲，筆者就在立法院要求國民黨儘快召開十三全大會，反被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反駁筆者並非國民黨黨員，憑什麼干涉國民黨的家務事。當時筆者回應：「我是善意提醒你們，按照國民黨黨章，每四年要召開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十三全大會早在1984年就應該要召開了。換言之，現在國民黨的主席、中常委、中央委員的任期早在三年前就結束，現在都是非法佔據職務。這要是在聯邦德國，已經足以構成強制解散政黨的條件。」後來蔣經國主席才宣布會儘快召開十三全大會。但是，因為隔年年初蔣經國去世，所以十三全大會在1988年8月召開。

其實，召開黨代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兩件事，一是領導層的換屆選舉；二是修改黨章、黨綱，以及制訂現階段黨的重大政治任務。說起國民黨的黨代會，跟共產黨相比，簡直像似小孩子在辦家家酒。第一天的議程是選舉中央委員，此前，有意參選的候選人就忙著給黨代表們請客、送禮，籌組換票聯盟，如此選出的中央委員如何能選賢與能？至於政治報告，就在第一天議程結束後，由時任黨主席的李登輝口述十多分鐘給他辦公室的主任整理，那就是十三全會的政治報告，在第二天閉幕式前朗讀一遍，報紙也未必刊登，就可以歸檔了，對黨內的政治生活起不到任何的指導作用。

看看中共的十九大罷

反觀中共的十九大，早從2016年6月開始，政治局常委會就成立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遴選小組，這一小組又再成立了14個分組，各分組前往各省（市、區）、部隊、央企等，針對各相關組織部門依照差額選舉要多提名8%的人選出來，公布後並徵詢黨員和群眾對這些人選的褒貶意見。每個分組約談的人數不低於1,500人，包括約談被提名人，對提名人的考核首重政治忠誠與廉潔，然後才考慮其能力與表現。只要在政治忠誠與廉潔上稍有汙點，馬上刷下，重新提名。如此經過13個月之後，再把建議名單上報給政治局常委會的遴選小組，經政治局常委會審查通過後，再送政治局，接著再送中央委員全體會議確認之後，才送至十九大會議讓會議代表們投票、選舉。如此慎重挑選出來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肯定是黨內菁英中的菁英。至於十九大報告的起草，則早在黨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兩年，就先在政治局常委會成立十九大政治報告起草小組，同樣也要成立很多分組，紛赴各地調研，蒐集形形色色的建言和批評，並要高屋建瓴規劃十九大期間的重要政治任務，甚至是更長遠的黨與國家的發展目標。初稿出來之後，再由起草小組提報政治局常委會審議，然後送政治局，經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通過後，最後由習總書記在十九大的開幕式上正式提出。像這次在開幕式朗讀了3個小時又20分鐘，然後再交給各分組討論、修改，到閉幕式之前將各分組意見彙整之後，最後才在大會上正式表決、鼓掌通過。十九大閉幕後，針對十九大的政治報告展開派團赴國內各地、世界各國進行宣講的活動，而在黨內則從副總理級、省部級、廳局級，到正處級，一層一層往下展開學習活動長達一年半。其主要內容是各層級官員如何把自己分管的業務與十九大的報告相結合，進而落實在政策執行上。如此一來，充分體現出以黨領政的精髓，任何重大的政策不是少數人突然提出，更不可能因為一時興起而成為國家政策。在這次十九大的政治報告裡頭，提出到2020年要徹底脫貧，一個都不能少，並將眼光拉到2035年，屆時要全面完成小康社會的建設，到2050年要把中國建設成現代的社會主義強國。因此，我們可以說，十九大不僅僅是十九大而已，它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擘劃到2050年，這是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黨代表大會。難怪習近平會說：「中國人從站起來、富起來，到現在要強起來。」這真的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台灣代議民主體制的悲歌

國民黨的黨內民主與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缺乏一個政黨應有的正氣、銳氣和勇氣；而民進黨自始就號稱是一個民主政黨，但今日卻內部派系林立，派系利益凌駕於黨的利益之上，黨的利益又凌駕於台灣的利益之上，比起國民黨實在也好不了多少。更讓人扼腕的是，國、民兩黨在公職人員的提名上都犯了同樣的錯誤，目光如豆、智慮短淺，只考慮到被提名人能不能贏得選舉，從不考慮選戰打贏之後能否實現黨的理想與競選承諾；而候選人在當選後，最關心的只有是否能繼續連任。當年馬英九第一次參選總統時，所提出的六三三政見，在任期結束時完全沒有實現，居然還恬不知恥想繼續連任，謊稱六三三政見是以八年為期，而非四年，懇求選民再給他連任一次。就像李遠哲所說的，政見不一定要兌現，這些荒腔走板的亂象，就是台灣代議民主體制的悲歌。

一百多年來代議民主體制，一直是非西方國家在追求現代的過程當中，被認為是現代政治體制的圭臬。從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西方的代議民主體制開始，代議民主體制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成立以後，一直都是愛國仁人志士的共同心願。二戰以後採行代議民主體制是一個國家能否加入歐盟的前提要件，但就如前面所指出的，當經濟發展遲緩、財富分配不均，使得中下階層民眾生活陷入困頓的時候，民粹主義就在無聲無息中迅速滋長。在美國才會出現特朗普現象，在英國、法國、德國都出現代議民主體制面對民粹主義束手無策、一籌莫展的現象。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台灣引以自豪的第一個能夠在華人社會成功實現建立代議民主政體，卻也因為李登輝的師心自用，六次的修憲徹底砸碎了台灣黨外人士長期追求民主憲政的美夢，以至於藍綠惡鬥愈演愈烈而不知伊於湖底，一般民眾對台灣的政治前景，瀰漫著極為悲觀的情緒。

現代中國兩部憲法的演變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效力的最後依據。從戊戌政變以來，立憲主義一直是追求中國現代化的仁人志士共同嚮往的理想。抗戰勝利後，全國上下瀰漫在和平建國的氛圍之中，因此才有1945年的蔣、毛重慶會談，然後就以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所擬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為底本，而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包括國、共兩黨與各民主黨派及有代表性的無黨籍人士，針對張君勱的草案，達成10項修憲意見。孰知隔年6月，國民黨片面撕毀這個修憲意見而導致國共內戰全面開打。此時，國民黨就糾集民社黨、青年黨及部分無黨籍人士，在共產黨與多數民主黨派的抗議下，自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1948年初，國民黨就依這部憲法選舉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然後再由當選的國大代表選舉正、副總統。當時國軍已經從東北慘敗，撤回關內，因此在南京集會的國大代表就在這部憲法上面又制定了一個架空憲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9年國民黨撤出大陸，就在台灣宣布軍事戒嚴令，這要到1987年7月才解除戒嚴。1990年才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卻把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劃給總統的權限，繼續保持在憲法的增修條文裡頭。行政院不能指揮國防部、外交部，不能主導兩岸關係發展。換言之，這部《中華民國憲法》一開始就是先天不足，後天也未曾認真遵守執行過。尤其在獨派勢力日益囂張的這20多年來妄圖另訂新憲法，以取代《中華民國憲法》的呼聲就不曾中斷過。這部《中華民國憲法》只不過是在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個笑柄罷了。

反觀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在1954年制定了一部長達106條的憲法，但隨後就發生反右風潮，政治運動頻頻，因此從未施行過。1975年文革期間，又制定了一部革命憲法，其中明訂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成為一大笑話。1978年制定了第三部憲法，然而該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發現該憲法完全沒辦法配合改革開放大局的需求，所以才在1982年制定了現在這一部憲法。換句話說，1982年的憲法是代表改革開放時代的新憲法。1988年為了將經濟體制由「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調整為「市場與計畫經濟並軌」，才進行首次修憲。1993年為了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做了第二次修憲；2000年又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進行第三次修憲。此後，針對所有制、分配制又做了幾次的修憲。這一部憲法自頒布實施以來，已經超過了35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第一部真正實施而且得到良好成效，並且威望愈來愈高的一部憲法，任何關心中國前途、熱愛民主法治的人士應該都要珍惜這一部憲法。

中國造就了清廉的政風

中共的政治體制，長期以來被外界以「一黨專政」四個字，全盤否定。但平心而論，從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撥亂反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短短不到40年，就使七億以上的人口完成脫貧，連比爾蓋茲都不得不為此豎起大拇指。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可預見的幾年內，就要取代美國成為第大一經濟體。這個輝煌的成就，怎麼離得開中共政治體制的有力支撐呢？顯然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能像過去那樣，對中共體制草草以四個字「一黨專政」予以抹黑。中共採用的是「一黨領導，多黨合作」，雖說是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但八大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權力得到充分的尊重。共產黨本身最大的挑戰就是來自於內部的腐化，艾克頓爵士曾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因此權力不能集中，要把權力分開，讓它們彼此互相制衡。而孟德斯鳩也說：「國家最重要的權力有三種：那就是制定法律的權力（立法權）、執行法律的權力（行政權）以及裁制法律的權力（司法權）。他認為要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權力集中在一群人或一個人的手裡，那老百姓的權利就毫無保障，這就是權力分立學說的主張。而中共的政治體制就違背這個主張，而將所有的權力集中在共產黨的手中，這就是外界批評中共一黨專政的根源。

然而在十八大期間，中共全力反貪、反腐，從嚴懲治貪污腐敗，其層次之高、範圍之廣都可說是前所未有。就以52集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為例，收視率創下15%的紀錄，對反貪、反腐的訴求做了非常好的普及與教育。這樣的電視劇在台灣地區是不可能製作出來的，而在十九大召開前，由中央電視台所播出的《巡視利劍》系列紀錄片，更毫無遮攔地揭發貪官買官的惡劣行徑，其中最聳人聽聞、震撼人心的莫過於原司法部政治部主任盧某。盧某原只是小學文化水平，從商之後發現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比當共產黨的官員更好賺的捷徑。因此他就下定決心，先從村官買起，一路往上買，經由鎮、縣、市，買到省裏頭。其中他也不斷地變造、提高自己的學歷，以至於買官買進中央。就在司法部政治部任上，才東窗事發。中共願意把盧某這個個案，赤裸裸地披露出來，掀自己的屁股給人看，但這也正好顯現出中共的自信與反貪的決心。中共的這些作為正好給艾克頓爵士的論斷做出強有力地回應，並證明中共是一個有自我糾錯能力的政黨，絕對的權力非但沒有造成絕對的腐化，反而造就了清廉的政風！

法律代表既得利階級的意志

至於權力的分立與制衡，這本來就是一個政治迷思。因為在內閣制政體中，行政權與立法權是融渾為一的。因為內閣閣揆是由國會多數黨或多數的政黨聯盟的領袖來擔任，因此實施內閣制的國家批評中共一黨專政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們本身也是國會的多數，也一樣一黨專政。至於司法獨立的問題，中共在十八大期間也出台了一系列嚴禁黨政領導干預司法的措施。

盧梭主張，法律應該是「國民總意志」的體現。其實，在西方採用代議民主制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當中，法律向來赤裸裸地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否則就不會有風起雲湧的勞工運動。二戰以後，在大多數的所謂民主國家，法律仍然是代表既得利益階級的意志，只不過是以比較隱晦的方式表現出來，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操控來影響輿論的導向。反觀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制定一切的法律，尤其自1993年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後，又修改或制定超過200套以上的法律，反而更能體現盧梭所講的「國民總意志」。以1982年這一部憲法為基底，不斷追求完善，這才是政治改革的正途。

中國最近這20年取得的成就，已經成為很多開發中國家嚮往、學習的對象。但卻很少聽說過有哪個國家可以複製中國的經驗，關鍵就是少了一個靈魂人物－－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不僅吸收了西方社會最先進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馬克思主義，而且還繼承了中國「選賢與能」的政治傳統。孔子的教誨「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要自己先做得正，才可以正人，打鐵還須自身硬。因此，習近平才會主張從嚴治黨，只有把黨管好，才能把國家治理好。在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分為14個部分，最後一部分是關於黨的建設。只有把黨建設搞好，才能實施良好的治國理政，而這就是此次世界政黨大會能夠在北京召開的底氣。

代議民主制的式微

這次世界政黨大會有120多個國家，近300個政黨前來北京出席。我看最吃味的，莫過於美國、英國與德國。美國是當今世界的盟主，卻因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主張而被國際社會孤立；英國則是近代政黨政治的濫觴之地，且曾經是個日不落帝國，卻從沒辦法召開類似的政黨會議；而二戰後的德國，曾經是政黨政治的楷模，其政黨政治的法治化，現在也從「兩大一小」陷入「兩中四小」的泥淖之中。反而是長期以來被唾棄、叫罵的中共政治體制，卻由於過去30多年來領導10幾億中國人民，從一窮二白走向繁榮、富足而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特朗普是史上第一個西方國家的領袖向共產國家的黨代表大會發出賀電。這個訊息透露出代議民主制度將隨者西方的式微而沒落，而中共政治體制也將告別過去的刻板印象，成為新時代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焦點。〔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