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治台賢吏劉璈

清朝治理台灣，在嘉慶之前，是任命官吏治理渡台移墾、定居的漢人之各種政經文社等事務，並處理漢人和原住民之間的族群互動產生的複雜狀況。所以，早期來台儒仕只是在台建設推展行政、文教、農田水利、理「番」以及防範和敉平械鬥民變；嘉慶以後，清廷敗象已顯，台灣紛亂已著，仍然還有濃烈的邊陲移墾社會的粗狂性質，然而，與前期最大不同，則是侵華列強已經覬覦、入犯台灣。因此，道咸同光四朝的治台儒仕，不僅須治理台灣內政，更須面對侵台夷狄而防拒、抵抗、擊退。所以，清朝晚期來台承挑治理台灣之大吏，若其賢與智不足，則必無法擔負職責，此賢能儒仕，譬如有沈葆楨、劉銘傳，而劉璈亦是一著有功業者。本文謹予以簡述之。

根據連雅堂《台灣通史‧劉璈列傳》所述，劉璈，字蘭洲，湖南岳陽人，以附生從軍，左宗棠平定西域，劉璈擔任幕僚秘書，參贊戎機，表現傑出，後被薦舉為道員，光緒七年（1881），劉璈以台灣兵備道之職來台，連氏稱美他「勇於任事，不避艱鉅，整飭吏治，振作文風。」我們依據連雅堂的史敘略加明之。

劉璈建議建立台灣新都會（即台灣的新行政中心都會）的這個所謂彰化，實則就是今之彰化縣和台中市的地理區，而實以台中市為其中心區，當時仍由彰化縣統名。這個提議是他看到台中地區位於全台中部，區位重要，有平原物產，又有商港（鹿港）。因此，兵備道衙門設於台中，知縣衙門則設於鹿港。

劉璈從地緣政治論切入，看見台中地區的重要性，其所提更革建言，乃具有進步的知見，果然，岑毓英和劉銘傳治台，也都主張宜改置台灣都會於台中，後來劉銘傳則更將都會北移到台北，而劉銘傳改變初衷，乃是由於台北的地緣政治性，比台中來得重要。

這段敘述反映了數項內容，第一、光緒初年已將進入20世紀，日本早已是東亞霸權，相對照之下，台灣的首善大邑台南府，卻依然是破舊骯髒的城市，全無現代化都會的規劃和建設；第二、劉璈駐台南，就規劃闢大道、開運河，並引水入城，發展通海航運，由此規劃來看，劉氏與同時中興自強名臣一樣，是當時中國具有現代化眼界的一流人物，他之替台南的都市謀劃，就是一個現代化思想和理念的表現；第三、所謂「郡人不從」，是指台南府城的商紳耆老的上層階級卻不肯支持，何以如此？那是因為台灣人依然迷信風水之說，認為若開運河入城，那就會切斷龍脈而毀了好風水，此種反動，顯出傳統固陋的台灣民風，是現代化的最大阻力；第四、劉璈只能打折而築溝渠排穢水，而且動用正規軍人建造較現代的安平大路，由此證明治台大吏居然無公權力和法治力來貫徹實踐其治道，同時，在當時的台灣亦缺第三級產業的服務業來從事水利、公路的工程建設，只能命令軍人不務其本業而來當造路工人。

中法之戰發生，劉璈上書給時在桂省治軍的岑毓英，顯示了他的國際折衝之準確判斷。他批評了當時清廷無端懼戰且又無端屈和的懦弱態度，而提出了一種戰與和的陰陽正反辯證運用的戰略觀，於此顯示了劉氏深刻正確的兵法和謀略之睿智，而為岑毓英欣賞，任命了黑旗軍劉永福在越南對付法兵。中法之戰漫延到台灣，而劉璈駐台南，協士民，籌戰守，辦團練，討軍費，又將台灣一萬六千五百名之兵，分為五路，在全台佈置妥當，他自己統御一軍，有事相為策應，並上奏朝廷命署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率所部駐台北以為南北互援。由此處看出劉氏確實是抗拒外敵的能臣。

劉璈擔任台灣兵備道是從光緒七年（1881）九月至光緒十年（1884）八月，共計三年。有關台灣政務，包括了開山撫番之策、匪亂械鬥現象、稅釐煤務之政、軍事海防規建、文教觀點以及外交主張等相關想法，劉氏都有所論述，後來集為《巡台退思錄》一書。在其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其優良治道，是清末的中興自強名臣賢仕的現代性知見，一方面也在其中的時務批評和建言中發現清末已到了土崩魚爛的瀕臨敗亡的地步，在內政、外交、軍務以及台灣的番政、民政，無一不是貪腐卑污而官壞吏劣兵邪，而他忠懇的諫言，均無實效，且也由於派系傾軋，竟被淮軍系統的清末賢臣劉銘傳誣詆，因而蒙不白之冤，遠放黑龍江，不久鬱鬱死於東北，終究無法生還故土湖南岳陽。劉璈的悲劇之人生終結，反映了當時中國實在已經剝爛敗壞，東西列強侵凌分割，且國內亦民變叛反不已，劉璈死，台灣旋踵被日寇竊奪，後又有八國聯軍之役，中國已沉淪為次殖民地，若無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則中國早晚必被東西列強割裂為七大塊，而華夏中國就從此亡矣。

有關劉璈在《巡台退思錄》一書中具有的政道和治道的進步思想和批判，其學養既有當代亦有傳統，而綜合為經世致用之實學來用於實政，本文限於篇幅，只能舉其關於推行儒教之論點為一例來略以陳明。劉璈在光緒十年三月十三日所撰《示諭台地各屬士子講求經史由》之文中有曰：

劉璈來台任兵備道，實亦兼提督學政，管理、推進全台文教之責。此文是期勉台灣儒生讀經明理的《示諭》，在文中他提出的重點，第一、必須認真讀熟《六經》、《四書》，且《四書》依據《朱子註》，由此可見，縱然已至光緒時代，西來新學已進中國，但中國自己的道統、文統等基本價值系統卻是不可拋棄；第二、讀儒家經典並非用來玄想冥思或為空疏瑣碎的無用之學，而必須是經世致用的實學，是足以運用為治國護民的實政的學術；第三、劉璈自己從一介書生而轉升為國家重要大臣，能夠施行治道、改革吏政且又從事內外平亂的軍務，實皆由儒家的經史之熟習而來。

據上所述，劉璈是危亂清末的光緒時代的治台賢仕，他在台灣有崇高的功德。他是台灣史中的儒士君子之光輝，後世台灣人應該崇功報答而予以敬祀。然而若問當代台灣青年說：「誰是劉璈？」在台獨史的扭曲變亂之污穢抹黑之下，哪有青年台灣人認識劉璈呢？台灣人不能紀念尊崇台灣先賢，卻反而歌頌膜拜殺我台灣人的日夷如北白川宮能久以及乃木希典，甚至供奉之為台灣神，天人悲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