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政經局勢陷入多重難題：美國持續升息與高利率環境，使全球資金承受壓力；歐洲在能源轉型與地緣政治衝突中掙扎；中東戰火與糧食安全問題加深全球供應鏈的不確定性；新興市場則面臨資本外流與債務風險。這些挑戰，使全球經濟難以找到穩定的均衡。當前，中國經濟的轉型不只是自身的挑戰，更是全球在動盪中尋找新平衡的重要希望。
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製造體系，今年1月國務院提出與推進「人工智慧＋」行動與高科技製造。然而當AI深度嵌入工業自動化、智慧供應鏈與產品設計時，生產效率會呈現複利式增長，意味工廠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生產出規模更龐大的商品。
然而，中國最近的經濟數據，揭示出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結構性現象：經濟並非整體下滑或整體復甦，而是呈現出「K型分化」。中國經濟雖然面臨房地產低迷、消費不足與投資下滑，但新經濟的快速成長－－AI、半導體、新能源、機器人－－仍給世界帶來某種期望。在向上的一端，新經濟展現出強勁的成長動能。8月數據：高技術製造業年增率達16.7%，電子設備製造業更高達17.2%，工業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持續擴張，顯示中國在AI、半導體、先進製造等領域已經形成新的增長引擎。這些產業的投資呈現爆發性成長，如電子電路製造投資暴增58.8%，積體電路增加12%，鋰電池增加20.6%，反映出政策導向與資本流向的高度集中。這些數字不僅是短期的亮點，更代表中國正在嘗試以科技驅動取代傳統房地產與基礎投資的模式，建立新的成長結構。
AI的核心優勢在替代重複性人力，從白領的數據處理到藍領的自動化流水線。當企業大量採用AI降低成本，短期內可能引發：勞動力錯配、就業壓力與財富向資本集中，前者指部分崗位被取代，而新興崗位又缺乏合適人才填補，導致薪資增速放緩或就業不確定性增加。後者讓AI帶來的經濟紅利更多流向科技巨頭與資本所有者，而非普通勞工。當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如失業、醫療、養老、房市下滑）感到焦慮時，即便AI生產出再聰明、再便宜的產品，民眾也會選擇「捂緊錢包」。
這種「極致供給」卻缺乏相應的消費力支撐，將引發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因為當AI在前端瘋狂放大產能的同時，後端的就業市場卻在同步承壓。這種一增一減的劇烈拉扯，直接斬斷了「財富從生產端傳導至消費端」的鏈條，導致底層民眾在龐大的物質洪流面前，反而陷入了無力消費的窘境。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於今（2026）年9月的經濟論壇上也公開警告：隨著AI加速部署與創新，中國長期的結構性供需失衡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其矛盾在短期內難以消失，甚至將持續更長時間。
大陸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9月19日在京出席2026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時表示全球經濟增速自2008年後顯著下滑，貿易增速大幅減弱，中國出口增速由年均18.1%降至約5%。他認為，出口高速增長預期下的投資在貿易放緩後轉化為過剩產能，這正是「內卷」的根源。
林毅夫指出中國固然是一個大經濟體，但是在世界占比也只有18%，占全球經濟82%的需求的疲軟很難用中國這18%的需求彌補。因此他認為，經濟再平衡主要還是在投資方面，靠投資來進行產業升級，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靠投資增加國內的基礎設施，增加傳統的基礎設施和與全球氣候變暖相關的綠色基礎設施。但這還是增加大陸的供給面能力，恐怕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另外，他建議企業「走出去」，中國現在的出口部門可以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投資，既可以創造當地的就業，增加當地的收入，也消化中國國內的產能。中國企業「走出去」到一帶一路沿線投資，確實能創造當地就業並消化國內產能，但問題在於：首先，部分國家政治風險高、法規不透明，投資安全難以保障；其次，若過度依賴外部市場，可能加深對外部需求的脆弱性；再者，當地產業結構可能因中國資本主導而失衡，引發社會反彈。長期而言，若缺乏制度設計與互利共贏，這種外部轉移恐淪為新的依賴與摩擦來源。
要解決長期以來「供給強、需求弱」與「居民普遍低薪」的結構性困局，中央須瞭解財政政策方面，最核心的障礙在於地方財政極度空虛與債務命脈的制約，過去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全面熄火，導致多數地方政府連維持日常運轉與城投債展期都捉襟見肘，根本無力承擔「新民生支出」與直接發放補貼的巨大成本；同時，將資源從傳統產能與基建項目抽離，勢必在短期內引發經濟增速下滑與特定產業失業潮，這與現行以GDP為核心的官員晉升考核機制產生嚴重衝突，面臨巨大的體制內推動阻力。
因此，財政政策必須從過去「重投資、輕消費」的傳統思維，轉向以「人民福祉與擴大內需」為核心的實質支持。首先，中央財政應加大向居民端的轉移支付力度，透過直接發放消費券、提供生育與養育補貼，並全面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與失業保險標準，藉此直接增強底層民眾的支配收入與消費底氣。其次，財政支出應大幅向公共服務傾斜，全面深化在醫療、教育、幼托及養老等「新民生支出」的投入，由政府承擔更多社會保障責任，全面解除居民因預防性儲蓄而「有錢不敢花」的後顧之憂。在稅制改革方面，應進一步優化個人所得稅結構，提高起徵點並擴大中低收入群體的專項附加扣除，同時對聘用本地勞工、落實加薪的中小微企業給予精準的稅費減免，以租稅誘因促使企業將利潤轉化為員工薪資。最後，財政應減少對低效、重複性傳統基建與產能過剩製造業的直接補貼，將騰出的財政資源用於支持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與民營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優化就業結構並提升勞動報酬份額，唯有讓財政資金真正「藏富於民」，才能徹底扭轉供需失衡的經濟沉痾。
在貨幣政策方面，則要瞭解目前最大的挑戰是陷入了「流動性陷阱」與信貸傳導機制的全面失效，目前面臨的並非資金供給不足，而是實體經濟預期轉弱導致企業不願投資、居民不敢貸款的「主動資產負債表衰退」，央行放出的資金往往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或淤積於國有企業，難以精準流向真正創造就業的民營中小企業；此外，在外部美歐高利率環境的對比下，若中國持續單方面激進降息，將直接加劇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雙重風險，嚴重壓縮貨幣政策實施空間。
準此，貨幣政策必須擺脫過去「大水漫灌」的信貸擴張模式，轉向以「優化信用結構」與「精準滴灌」為核心的結構性調整。首先，人民銀行應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設立專項再貸款，引導商業銀行將信貸資源向民營經濟、現代服務業及中小微企業傾斜，從源頭上創造高質量就業機會以帶動居民普遍薪資的增長。在利率政策上，應持續推進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下行，特別是降低個人消費貸款與存量房貸利率，直接減輕居民家庭的債務還本付息壓力，將原本用於還債的資金釋放為即期消費力。同時，貨幣政策須深化「央行行長與財政部長」的協同機制，透過購買國債等方式支持財政發行特別國債以發放消費補貼，確保流動性精準轉化為居民端的購買力，而非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或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唯有將貨幣投放的終點從「生產端」移向「消費端」，方能有效扭轉內需不足的結構失衡。
更進一步，面對AI時代的挑戰，要扭轉「供給強、需求弱」與「低薪內卷」的結構性困局，還必須跳脫傳統的財政或貨幣刺激，改以一場涉及產業、法規、社會制度與對外關係的體制性範式轉變，打出系統化的政策組合拳。
首先，法規端須展現國家意志，重塑勞動市場的初次分配。過去經濟增長過度向資本與政府傾斜，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偏低。政府應嚴格落實勞動法，打擊科技與製造業的惡性超時加班，透過壓縮畸形工時，將工作合理分流為更多就業崗位。同時，數億平台勞工必須納入基本社保並設最低薪酬保障。唯有以法治手段拉高資方讓利比例，才能將紅利轉化為薪資，從根本注入提振內需的動力。
其次，產業端需遏止低效內卷，引導市場由產量擴張轉向創新治理。過去地方政府盲目補貼，造成新能源、晶片等高科技領域短期內產能過剩，迫使企業砍價。在利潤極度縮減下，資方無力加薪，形成低薪惡性循環。未來政策須全面提高環保、能耗與技術標準，淘汰落後產能；同時健全知識產權保護與反壟斷法治，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確保民企與國企在融資及市場准入上享有同等安全感。唯有挽回民企信心，才能激活吸納八成城鎮就業的引擎，釋放大量高薪崗位。
第三，社會制度必須深化平權改革，解除居民「預防性儲蓄」焦慮。長期存在的戶籍雙軌制，導致數億農民工「在城市賺錢，但不敢在城市消費」。改革須由中央
財政資助外來人口市民化，將住房、醫療與教育福利與戶籍鬆綁，拉平城鄉養老金差距。唯有居民對未來生活具備穩固預期，不再需要高額儲蓄對沖風險，內需市場的消費潛能才能釋放。此外，教育體制也應加速將過剩的普通大學轉型為應用技術大學，直接對接智慧製造，解決高學歷低就業的錯配。
最後，對外經貿關係須戰略重構，以確保國際版圖暢通。在美歐關稅壁壘升高、地緣經濟碎片化的壓力下，過去依賴向先進國家出口消化產能的模式已難以為繼。中國需加速結合全球南方，在RCEP等框架下推動更高質量的數位與綠色供應鏈制度對接，將製造優勢與新興市場需求深度綁定，以分散貿易風險。
中國正面臨極其嚴峻的體制與市場挑戰，貨幣與財政兩大政策也正處於重塑經濟的轉折點。整體改革涉及國家財富再分配、民營信心修復與社會制度平權的系統性跨越。若要走出AI時代的失衡，政策重心不能僅限於供給端的產能進攻，而必須將提升居民收入與完善社會保障視為長遠的戰略防禦核心。唯有如此，科技創新的偉力才能真正轉化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繁榮基石，進而完成經濟轉型，把中國再往前推一步。
科技強國的最終落點仍然要回到「富民」，因為唯有人民的消費力與信心，才能構成持續增長的真正底盤。展望未來，中國若能在制度改革與社會保障上展現決心，將有機會把AI帶來的生產力紅利，轉化為全民共享的繁榮契機，並在全球動盪中塑造新的平衡與秩序。◆